初吻
1976年大興安嶺的冬天來得早，第一場雪下來就積住不化了。初雪把隊裏的大豆全給嚴嚴實實地埋在了地裏。大豆的成熟期比小麥要長，每年收割大豆都是在和老天爺搶時間。九月份收麥子時，豆莢裏的黃豆還沒上油，全憑最後幾個星期的大太陽把豆子催熟。在將近一半的年份裏，大豆還沒來得及收上來，十月的初雪就降臨了。1976年就是這樣一個倒楣的年份。
用一雙手把埋在雪裏的大豆一棵棵地拔起來，算得上是我在黑龍江幹過最苦的活了。在寒風下用凍得發紫的兩手到雪裏去摸索，找到豆杆後，使勁拉起來。一天下來，兩手被帶刺的豆莢刮上千百條傷口，又紅又腫。開始還覺得痛，幾小時一過就都麻木了。這倒也好，麻木了就不痛了。不過再苦，大豆還是得收回來。全村人來年吃的油全靠這些大豆榨出來。
奇怪的是，盡管活這麽苦，一天下來，男知青沒幾個罵人的。大概是因為你看到女青年的手和你的一樣可怕，你還是趁早把嘴巴閉上吧。
不到兩星期，大豆就收完了。記得收完大豆的那一天正是10月7日。我吃完晚飯回到連部，一打開門，黑色電話機就響了。電話那一端是公社的吳秘書。
“是小葉嗎？”
“是我。”
吳秘書的口氣急促得很。他讓我拿筆和紙，要我記錄下剛從中央傳達下來的口號，然後用大標語的形式在村裏張貼。
我一手拿著聽筒，一手拿著鋼筆，靜靜地等著李秘書的話音。
“堅決打倒四人幫！”
四人幫？這是哪門子的事兒？
“打倒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
我的筆頓時在紙上停了下來。
原來是這四個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和幹將們。幾個星期之前，在毛主席的追悼會上，他們還站在一排中央領導人的正中。是誰把他們打倒了？
吳秘書還在接著說什麽，我根本沒聽進耳朵裏去。
我要是昨天在公開場合喊出這些口號，大概腦袋要挨槍子了。
我打斷他：“吳秘書！”斟酌了一下，問他：“你是說,真要我把這些口號張貼出去？！”
“小葉，一個字也不要漏掉，趕快記下來。我還有很多電話要打。”
我手裏的筆一邊機械性地滑動著，記錄著下麵的一句句口號，腦子裏一邊打著轉，試圖從口號裏琢磨出中央到底出了什麽事。
“繼承毛主席的遺誌，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文革旗手都給抓了起來，但文化大革命還是要繼續下去。
“緊密地團結在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
他華國鋒敢抓江青？！
“你辦事我放心！”
“等等，吳秘書，誰辦事誰放心？”
吳秘書說：“小葉，問這麽多幹嘛！我也不知道。”
此刻，我筆尖停滯的紙頁上已經流了一灘墨水，而我的思緒也隨著紙張上紀下的口號蔓延。江青，毛主席的夫人，是文革的旗手，幾星期之前還身穿黑衣出現在毛主席追悼會上；另外三人也都是毛主席親手指定的下一代國家領導人。十年來，曆史已經改寫，無數人已經生靈塗炭，而隨著文革開始的金光大道似乎也會永遠向前延伸，直到今天。
我拿著這張紙找到了鄭連長，問他怎麽辦。要是公社的吳秘書今晚突發精神病，我們不是要和他一塊兒進監獄了？鄭連長和我一起回到連部，給公社的車書記掛了電話，核對了這些口號的真實性。我到會計室拿了些白紙和墨汁，把口號寫成了大標語張貼在大禮堂門外，機務班牆外，和連部門前。
大標語還沒貼完，我背後已經擠滿了知青和老鄉們。一開始大家還是竊竊私語，等我貼完時，議論已經公開化了。文革十年下來，政治風雲此起彼伏，老百姓早已習以為常。但此時，讀著這些大標語，人人都能預感到，一個時代的大變遷近在眼前了。
五班的秦小鋼大聲嚷著，接我們回上海的火車己經停在塔河車站了。
～
沒過幾天，我去呼瑪縣城參加一年一度的縣知青代表大會。今年我成了知青標兵。
會議無聊極了。一天八小時坐在那兒聽報告，再聽其他青年談他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心得體會，表決心紮根邊疆幹一輩子革命，沒有比這更虛假的了。我不由地在想，台上這些知青前輩們，要是聽到接我們返城的火車來了，會不會即刻衝下講台，打起鋪蓋就和大家一起離開呢？
到這時，我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偉大意義已經疑問重重了。不管報紙上說得多麽富麗堂皇，人人心裡心裏清楚，我們的到來沒給農村帶來真正的變化。我們自己倒是變化不少，是得是失，將來才會有定論。而在這時，除了北京高幹子弟之外，沒人能看到我們這些芸芸眾生的前途。心裏的這些直覺留在那兒，不能想透，想透了會得抑鬱症。與其得抑鬱症，還不如跟著大家喊喊口號，哄哄自己，多少給自己的生命注入一點意義。想到這一層，看著台上台下的前輩們，我也不覺得他們幼稚可笑了。我舉起拳頭，也跟著呼喊：
“反帝防修，保衛邊疆！”
“聽毛主席的話，紮根農村幹革命！”
“走一輩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萬歲、萬萬歲！”
回村子的路上，我到公社人民武裝部去了一趟。上個月我清點武器時，發現小分隊的一支半自動的槍托摔裂了，誰也不知道怎麽搞壞的。上星期人武部打電話通知我，替換的槍托已經到了。從人武部的張幹事那兒打聽到養路段的女班要出車開往三合村的方向修路。
等我趕到養路段時，敞篷卡車的後車廂上已經堆滿了拍得板板實實的黃沙。養路段的七八個浙江女青年背靠背，排成兩溜坐在沙堆頂上。車子的發動機已經啟動了。
我爬上沙堆，靠著她們坐下來。這時我發現村裏另一個男青年小杜也在車上。小杜是齊齊哈爾鐵路分局子弟中學的應屆高中生，幾個月前剛畢業，也像我一樣誌願報名來了三合。
這輛嶄新的敞篷卡車剛從西德進口，錚亮的深藍色車身在陽光下能當鏡子。坐在我邊上的胖胖的女青年告訴我，這是公路局剛接收的車子，今天出車是試車。要是性能好，車子就留下了。胖姑娘還告訴我，坐在司機邊上的穿皮夾克的中年人是養路段的副段長，他是專門跟車來驗收的。
西德的進口卡車和國產的解放牌就是不一樣。在山間公路上，這輛卡車跑得輕鬆愉快。碰到顛簸的路麵時，車子的懸浮防震係統不會讓你有被甩出車外的感覺。解放牌上坡時喘著粗氣，吭哧吭哧地往上爬，速度越走越慢，你真怕它停下來往後溜下去。這部進口卡車上坡時幾乎不用減速，隻是引擎的聲音略微加大一些而已。
車子沿著公路停了幾次。每到一處，我和小杜就跳下車去，幫女青年一起用黃沙填補公路上的坑窪。活幹得越快，我們回家越早。這輛車的終點是‘五公裏’。經過那裏的司機報告養路段，那塊兒的路麵被融化的初雪衝出了個大坑。
坐在胖姑娘另一邊一個麵目清秀的女青年引起了我的注意。她一人安靜地坐在那兒，不參加其他人的嘰嘰喳喳的議論。她的眼光一直看著遠山，好像沉浸在另一個世界裏。她在想什麽？杭州家裏的父母？千裏之外的男友？還是在心裏默默地作詩？她那雙美麗又寧靜的大眼睛後麵的世界鎖得緊緊的，讓我猜不透。
雖然她沒轉頭，我盯著她的目光大概被她覺察到了。她把身子向車尾轉了45度，把背朝向我，仍然仰頭望著遠方。
我自覺沒趣，又覺得她那高傲的神情冒犯了我，便也把身子朝車頭轉了45度。這下我倆背朝背了。
過了‘七公裏’的山梁，卡車就沿著那段筆直的下坡路一再加速。這段下坡路足足有幾公裏長，快下完坡時就會經過她們要去的目的地‘五公裏’。從五公裏走回村裡也就個把小時。
這時車子越衝越快，感覺到司機明顯地沒踩刹車。幾分鍾後，車子就接近了自由落體的速度，顯然不對勁了。我們緊緊地拉住邊上的人，車上的女青年開始緊張地議論起來。接著，車頭開始左右擺動，車尾也猛烈地向著兩邊猛甩，車上發出一片女青年的尖叫聲。我想，司機大概刹不住車，想用彎曲行進的方法來增加阻力減低車速。正在這時，卡車開始向左傾斜，車尾快速地升向空中。我隻覺得屁股下的沙堆開始鬆散，流沙像液體一樣飛快地從身子下麵滑走。我們一群人手拉著手，開始在空中滾翻。
這是我腦子裏留下的最後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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