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法家思想是現實主義，為何隻有秦國才能為其提供生存土壤？

在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期，由於私學勃興，士階層逐漸興起，很多有學識的士族不斷受到諸侯的青睞和重視。法家在這一時期也得到了大力發展，在經過管仲、子產、李悝、吳起、商鞅、申不害、樂毅、韓非子等人的不斷沿習，至戰國時期儼然成為顯赫一時的大型思想學派。從管仲在齊國治理上第一次提出了依法治國時，法治這一概念的出現距今已經2700多年，齊國也成為春秋時期百家爭鳴的策源地。至此法學逐漸勃興，至戰國末期，法學已經成為當時12支主流思想學派中最重要的學派之一。尤其是到韓非子時期，在對前人的學說基礎上加以總結、綜合後，最終集法家之大成，涉及法律、經濟、法學、管理、經濟學等多門學科。

法家強調“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提出了至今影響深遠的以法治國的主張和觀念，他們把法律視為一種社會統治的強製性工具，一直被沿用，成為中央集權者穩定社會動蕩的主要統治手段。法家認為所謂“法”就是君王駕馭臣子、臣民的權術，“法”就是約束臣民、百姓行為的手段，君王的職責就是擇人、授權和監督。法家反對複古保守的思想，主張改革，認為事物都是向前發展的，一切法律製度都要隨著曆史的發展而發展。曆史上所有中央集權製國家都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對於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道德、行為等各個方麵的法治約束影響深遠。

商鞅就是法家思想最忠實的踐行者,倡導以法治國。秦國自從秦孝公重用商鞅變法以後，就徹底確立了以法家思想治國的原則，其主要的思路就是廢除貴族的封地、世襲、免受刑法等特權，打擊封建諸侯的地方勢力，瓦解了封建貴族和領主對土地的控製，準許民間自由買賣土地，讓耕農合法占有田地。推翻了自西周以來一直施行的“分土諸侯”製度，恢複了基層百姓的基本權利，解放了社會生產力，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加強了中央集權，推行了軍功授爵和土地私有製。這一係列政策的推動下，秦國的集權體製也就確立並完善了起來。

法家思想認為要想富國強兵就要依法治國，法治不僅能“定分止爭”，明確物的所有權；更能“興功懼暴”，鼓勵立戰功，懲罰不法之徒。以法治手段獎勵耕戰，實行“民強國弱，民弱國強”的治民手段，使民愚昧無知，摒棄雜念歸於農事，隻有這樣才能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由此可以看出法家思想學說對於秦國的發展壯大乃至統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早期的法家體係中，各有側重，其中三個最主要的代表各有不同，商鞅重法，申不害重術，慎到重勢。商鞅的法主要是指法令，作用還是限於賞罰的標準及辦法，違令者重罰，慎法者重賞，賞罰符實。而申不害的“術”主要是指政治權術，馭民之術，使萬民服從於統治的權術，君王要操生殺之權，以克臣下之功。慎到的“勢”即是權勢，主要指君、臣、民之間的地位和權力，君主要有權威，要會借助現實的勢能號令萬民、統治臣下。

戰國末期的韓非子對三者的理論進行結合，勢是君主進行有效統治的基礎，術是維護君主地位和權勢的手段，法是推行君主統治意誌的工具。形成法、術、勢三者相互依托、相互補充的完備的君主專製理論。他認為君主必須抱法行術，才能君尊國治，最終稱霸諸侯，統一天下，提出了以君主利益為中心的君主專製理論。

到秦始皇時進一步完善了法家的“軍功授爵製”，以經濟利益為手段，和軍事動員能力進行綁定，充分調動國民的積極性，開啟了激烈的諸侯兼並戰爭。在統一六國過程中，重用李斯、尉繚，製定應對六國方策，最終建立了最早的中央集權封建帝國。

統一後，以法家思想為基礎的中央集權製度正式確立了，一套為皇權服務的官僚體係也逐漸成型，皇帝總攬一國大權；全國以郡縣製進行劃分，由皇帝直接任命官員管理，廢除了分封製，強化法治，以嚴刑峻法強化了皇權至高無上和唯一性，並依次加強對軍隊和人民的控製。

隨著國家的統一，法家思想不但在政治方麵影響著國家的運行，同時在經濟和文化方麵也在按照法家既定的方向在改變。通過推行貨幣、度量衡等一係列統一措施，徹底改變了諸侯期間經濟獨立、交流不暢的局麵，積極促進了各地區之間的貿易往來；在文化方麵形成“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有意識地將全國思想、文化進行統一，促進了各地區之間多民族的文化交流，對多元文化的融合、保存、傳承十分重要。《史記·禮書》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製，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

國家的強盛必須以物質經濟發展為前提，由於地理位置和社會環境的不同，秦人和東方諸國在生活條件上一直存在巨大的差距。秦自從秦非子獲得封秦地，秦穆公“益國十二，開地千裏，遂霸西戎”，秦國逐漸發展成為當時綜合國力較強的諸侯國，一直到後來秦孝公重用商鞅變法圖進，成為“戰國七雄”之首，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前這個時間段，秦國始終立足於西域邊陲之地。從地理位置上來說並不占優勢，物資匱乏，人口稀少，生存環境惡劣，秦國的地位在各諸侯國中始終比較低下，備受中原諸侯的鄙夷歧視。“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甚至稱之曰“秦戎”、“狄秦”，進行多方排斥。

所以秦人首先麵臨的是怎麽樣生存下去才，農業並不發達的秦人，僅僅依靠畜牧業，很難獲得生活所需的物資保證。其次就是怎麽樣化解周邊戎狄侵犯是他們麵臨的終極問題，道德約束隻能成為他們生存下去的束縛，畢竟活著才是王道。在長期殘酷環境下慢慢發展壯大的秦人，濡染戎狄民族強悍、尚勇、好利的性格特征，同時缺少道德、倫理觀念約束，把“諸侯卑秦”當作莫大恥辱，努力改變這種“卑下”狀況，這種價值取向，在諸侯兼並戰爭中得到充分的發展，形成民風尚武的特性，秦軍號稱“虎狼之師”，便是很好的例證，由此也逐漸形成秦人重現實輕理論的功利認知。

法家思想就是典型的現實主義思想，並且帶有濃重的功利色彩，是諸子百家中對法製最為重視的一派，而且有一整套完整的理論支持，並不是紙上談兵，實操性也很強，有具體的行動方法，這都為秦國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提供了理論支持和行動指導。

這完全符合秦人對世界認知和發展需求，隨著法家思想的不斷融入秦文化，法家思想精髓“富國強兵，依法治國”成為秦國依法治國的理論基礎，“明法度，定律令“的法治思想深入人心，秦國百姓的動員能力被提上了一個空前的高度，在這種社會環境下，秦人功利心態越發明顯起來，其生活節奏和社會風氣裏有十分明顯的急功和近利的特征，與其餘諸侯國的 “舒緩”形成了一定的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