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奠禮
民兵連部裏有兩架電話機。黑色電話機連的是民用線，通到公社的總機。紅色電話機連的是軍用線，通到邊防五連，再從五連轉到沈陽軍區051前線指揮部。051（讀作“洞五邀”）前指藏在邊境後方大山裏的地道中，沒人知道它的確切方位。有一次我問起五連的大胡子連長051在哪兒，他笑笑，沒接話茬。
紅色電話機每天傍晚照例要響一次。五連連部的通信員會在電話中把當晚的口令傳達給我。晚飯前排崗時，我再把口令通知第一輪巡邏小組，他們換崗時再一組組地傳下去。每逢過年過節，五連連部也會通知我們節日期間要進入幾級戰備。
除了這些例行常規之外，紅色電話機很少會響。
1976年9月9日淩晨四點多鍾，紅色電話機的鈴聲把我吵醒。電話那一端的五連通信員急匆匆地說道：“中央軍委命令邊境地區進入特級戰備。你們的電話要有人二十四小時值班。”說完就掛斷了。
在這之前從來也沒有過‘特級’戰備。即使在中蘇邊境開火時，進入一級戰備就算到頂了。我叫醒了鄭連長，問他我們要準備些什麽。鄭連長也沒頭緒。他問了我今晚的口令後，讓我回床上睡覺，自己則披上衣服去通知巡邏小組。
1970年我在上中學時經過的林彪事件，使我明白邊境的動態反映的不隻是國際動蕩。北京的政治交鋒對邊境地區的影響不亞於莫斯科和華盛頓。林彪座機摔在了外蒙古，引起全國封空一周，邊境全麵關閉，這在當時老少必讀的中央文件裏描寫得像小說一樣精彩。
我出了連部，走向屋後的黑龍江沿。吸進淩晨的新鮮空氣，人很快就清醒過來了。草上已經打上了一層白霜，氣溫讓我打了個哆嗦。我向江對麵看去，老毛子那兒安靜得很。軍營的燈火都熄了，山間公路上沒有車燈在移動，山坡後麵的機場上空也看不到直升機起降的亮點。我轉頭向249高地望去。邊防五連的營地也是漆黑一片，沒有任何動靜。
天亮後，廣播裏傳出了毛澤東逝世的消息。我心裏一震。這之前，我們這些老百姓沒人知道毛主席一病不起已經很久了。之後的幾天裏，廣播裏哀樂不斷，所有新聞節目都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悼念他的報導。他的遺體在北京受人瞻仰，自然是一片哭聲。沒幾天又報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把他的遺體防腐處理，永遠保存。這消息讓我大吃一驚。我小時候就讀到，大躍進時毛主席帶頭簽名，全體中央委員響應，死後遺體統統火葬，既衛生又節省耕地。怎麽他老人家倒第一個反悔了呢？
追悼會那天，三合站也和全國一樣舉行了儀式。追悼會在我們去年蓋的大食堂裡舉行，我和另一個男青年各執一枝半自動，一本正經地站在掛了黑緞帶的主席遺像兩邊，接受全村男女老少的三鞠躬。開追悼會時我一直在納悶，放在遺像邊那些新鮮的黃色菊花不知是從哪兒找來的。
晚上我遇到瀟瀟。她對我說，她很奇怪自己怎麽一滴眼淚也沒掉。說起來口氣有些內疚。我提醒她，今年這樣的消息太多了。一月周總理去世，七月朱德總司令，接著是唐山大地震，現在又是毛主席，那可不。
談起來，我們都有些空虛感。從小就相信毛主席是我們的偉大舵手，現在國家往哪兒去？
～
毛澤東追悼會開過之後，村裏的生活走上了正軌。沒人相信老毛子真會因為毛主席死了就來進攻中國。但是特級戰備還沒解除，我還得天天守著電話機，而鄭連長則帶著勞力下地幹活去了。
9月20日下午，紅色電話機突然響了。我拿起耳機，希望聽到解除特級戰備的命令。
“你們的馬倌掉水裏了！”
我一楞：“你說什麽？”
電話那邊的軍人急匆匆地說：“你們的馬倌趕馬從島上下來，騎在馬背上過江時，讓馬甩了下來，在水裏沒冒出頭。”
好像怕我不相信，他又加了一句：“我們的了望哨從瞭望鏡裏看得很清楚。”
這真荒唐。張華強這馬倌應該知道，馬在遊泳時你絕不能騎在它背上。它覺得被你往水下壓，會受驚，非使勁把你甩下來不可。你可以貼在馬身邊，拽著馬鬃，讓它帶著你。這樣馬就不會在意，會一路遊泳把你帶過來江來。
張華強，你是怎麽搞的，怕把上衣浸濕嗎？
我出了連部向江灘奔去，在路口遇到了從地裡回來拿工具的鄭連長。聽我說張華強落水了，我們就一起跑向江邊登島的渡口。
這渡口設在江岸和吳八老島之間最窄的地方，枯水期隻有幾米寬。九月份水很汪，江岸與島之間隔了四五十米，水也有兩三米深。我們趕到江邊時，隻看到江水在平穩地流著，水麵上幾乎沒有一絲波紋。我們的到來倒是把在泥灘上找蟲子吃的一群水鳥嚇飛了。
馬匹早已不見蹤影，它們一定跑回馬圈去了。馬倌也沒有身影。島上的蘆葦被微風吹得像浪一樣地擺動，靜的沒有一點點聲息。
我們倆直著嗓門大嚷：“華強！華強！”
江水還在平穩地流著，江麵上還是沒有一絲皺紋。
我們倆又叫了幾聲，還是沒有回音。
鄭連長想了想，說：“他不會在水裏。我和他在中學裏一起橫渡過黃浦江，他遊泳遊得很好。”
這兒的江水很淺。要是他在水底，稍微撲動一下雙手，我們應該都能看到水麵的波動。
江水還在平穩地流著，江麵上還是沒有一絲波紋。
鄭連長說： “他一定在我們這麵的蘆葦叢裏遊上了岸。五連瞭望哨的視線被蘆葦擋著，看不見。”
“那我去他的宿舍看看。他大概在換濕衣服。”
大白天，大家都在地裏。他所在的二班宿舍裏空空如也。地上也沒有換下的濕衣服。
我跑回江邊的路上又遇到了鄭連長。他正離開江岸，準備拿工具回地裏去。
我告訴他華強不在宿舍。
我問：“要不要叫人來撈一下？”
“小葉，這麽淺的水，人怎麽會淹得著呢？”
看著我不知怎麽是好的表情，鄭連長說：“那好，我去馬圈看一下。他要是不在那兒，我就從地裡叫人來打撈。”
我慢步走回連部，心裏始終不踏實。那感覺就像一加一不等於二，總覺得不太對勁。我試圖說服自己：這麽淺的水，他要是在水下掙紮一下，撲通一下，我們哪會看不見？
一跨進連部， 紅色電話機馬上就響了。他媽的，五連瞭望哨裏的四十倍望遠鏡真好使。他們一定見到我回屋了， 那我們剛才在江邊的一舉一動，他們也一定看在眼裏。
“你們怎麽搞的！”那頭的語氣十分不客氣：“你們怎麽不組織人搶救？”
“我們什麽也沒有看見。我們的連長去馬圈找他了。”
“我告訴你，他還沒露出水麵！”
我想讓他放心：“連長要沒見到他人的話，就會派人回來。”
對方掛上了電話。
我的心裡七上八下的還是不踏實。他為什麽不馬上回宿舍換下濕衣服？要是瞭望哨能在望遠鏡裡看到我的所有舉動，難道他們會錯過華強上岸嗎？
頓時，我心裏壓下去的焦慮又湧了上來。我跑出連部，又一口氣地跑回了江邊。
江水還在平穩地流著，江麵上還是沒有一絲波紋。
我想，我是不是應該自己跑到王八灣去撐來一條木船，到江裡去搜索。可是王八灣在村子那一頭，回來又是逆水行舟，起碼得花上個把小時。
可是我一個人能作些什麽？要是華強淹在水底，這會兒不是已經窒息了嗎？
我登上江堤向遠處眺望。在炎夏的陽光下，幹活的人們星星點點的散布在金黃色的麥地裏，沒人向我這兒跑來。
那連長一定在馬圈裡找到華強了。
我回到連部，拿起紅色話筒給五連掛了個電話：
“你們有沒有看到他上來？”
“我說了多少遍了：他根本沒上岸！我管不著了，反正他是你們的人！”
對方說完就把電話掛斷了。
～
傍晚在大食堂台階下，我見到鄭連長和幾個班長聚在一起，安排第二天的農活。我走過去問鄭連長：“嗨，你在哪兒找到華強的？”
鄭連長楞住了，似乎不知道我在問什麽。
我心裏一緊，加上一句：“你不是去馬圈找華強嗎？”
“噢？他不在那兒。你還沒見到他嗎？！”
我倆默視了對方幾秒，然後不約而同地一起轉身衝進大食堂。
喧嘩的大食堂裏擠滿了吃晚飯的知青。寬大的大廳裏，見不到華強的蹤影。他同宿舍的人說，華強不在屋裏。
這時，我不知道自己的模樣，但鄭連長的臉色已經變得慘白了。他把幾個班長召在一起，匆匆地講了幾句，然後大家就分散離開。幾分鍾後，鄭連長和我們一批人奔到了岸邊。過了不知多久，五條小木船前前後後地從王八灣撐到了渡口，與我們會合。機務班把可移式發電機搬到了岸邊的高坡上，兩個一千支光的照明燈把烏黑的江麵照得通明。
此刻，江邊已經擠滿了全村的老老少少。五條木船在渡口的江麵上平行地來回穿梭。每隻船上站著兩個人。一人在船尾用竹篙撐船，另一人站在船頭，用帶著鐵鉤的刺魚杆不斷地刺探江底。刺魚杆隻有兩米多長，這裏的江水確實很淺。
我不信神，但我在心裏悄悄地祈禱：“華強不要出事、華強不要出事。”
鄭連長在岸邊鎮靜地指揮著營救行動。
不久，一部北京吉普開到了路邊，從車上走下了大胡子連長。跟他一起下車的是五連指導員和倆個戰士。
鄭連長迎上前去與大胡子和指導員握了手。
大胡子問：“我們能幫什麽忙嗎？”
“謝謝。我們沒問題。”
大家一塊兒走向江邊時，和我平行的一個戰士突然停下來，看著我問：“你就是通信員？”
“我就是。”
從他的嗓音裏我能聽出，他就是下午在電話那一頭的戰士。
他意味深長地掃了我一眼，然後跑了幾步，追上了大胡子。
我想找到一個地洞鑽下去。我覺得我是一個殺人凶手，而此刻隻有這個戰士知道我是罪人。我想追上去，告訴他，我其實已經告訴了我們的連長。我沒責任，我沒殺人，我隻是一個傳話的通信員。
難道我真的沒責任嗎？我連自己也說服不了。
於是我什麽話也沒說。說什麽都太晚了。
我默默地站在人群的後方，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一邊看著木船來來往往，一邊在心裏作了種種猜測，臆想了種種假說。也許華強突然決定回上海，和誰也沒說；也許他在鄰村有一個秘密的女朋友，今晚約會去了；也許華強存心搗蛋，藏了起來，讓我們瞎緊張; 也許…
翻來覆去，沒有一個合理的解釋。
剩下的結論隻有一個。
突然，貼近江邊的人堆裏傳出一陣騷動，大家開始向渡口的左側移動。我隨著人堆走了過去，我不知應該是快走，還是應該盡量拖延時間。我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不過沒有人在注意我，因為大家都在看著江麵。在離岸邊十幾米的江麵上，立在船首的老鄉正在把插入水裏的刺魚杆費勁地提上來。旁邊一條木船趕了上去，船上小杜的刺魚杆也插入水下幫忙。
提著提著，我們都看見了。
一條長長的白色物體浮出了黑水。
那是張華強。
人們把他放到了等在沙灘上的綠帆布擔架上。他雪白的臉上纏著幾根綠色的水草，白襯衫上的扣子已經被流水衝開了幾個。站在他邊上的人用手把水草一根根摘除，把鬆了的扣子一個個繫上，用手絹把他臉上的泥沙輕輕地擦掉。這一切動作都做得那麽輕，那麽靜，似乎怕把他吵醒。
他的兩個中學同學慢慢抬起了擔架。全村人尾隨著，把華強送去了大食堂。
鄭連長安排了兩個知青今晚在食堂門外守夜。他謝了大家後，就讓大家回宿舍去休息。
從華強被撈上來的那一刻起，我的兩腳就釘在了擔架邊，寸步不移。周圍的人們似乎都不存在，我的雙眼盯住了華強的臉，一刻也移不開。
此刻，我第一次感到曆史壓在我肩上的份量，這副沉重的擔子。
從小到大，我不就一直在等待曆史的考驗嗎？而今天，第一次需要我擔起這副擔子的時候，我就失敗了，敗得一敗塗地。
我無法把眼睛從華強臉上移開。
這天夜晚前的十九年，我的生活就像一場兒戲。哪怕工作再重再苦，我也以為自己還在為今後的戰場暖身。曾幾何時我會想到，我肩上已經挑上了生活的重負，而我的選擇會導致一條生命的存亡？
這天晚上，我一夜沒合上眼睛。
這天晚上，我長大成人了。
～
之後的幾天裏，華強的死不斷地在我腦子裏徘徊。我早期的反應是責怪：責怪我沒有果斷地采取行動，責怪鄭連長沒有擔負起領導的責任，甚至責怪華強不該騎在馬背上過江。出事後的幾天裏，我幾乎沒跟任何人說話，隻是在發通知和排崗時才開一下口。鄭連長和其他領導為喪事忙得不可開交。縣知青辦派了兩輛吉普車，二十四小時守候在塔河車站，等待華強的父母和全家。等上海知青辦的兩個幹部陪同他們一起到達三合時，我們已經沒法讓他們看華強了。他的遺體這時已經開始腐敗。木棺蓋即使釘得緊緊的，還是能聞到氣味。葬禮上，華強的媽媽敲打著棺蓋，呼喚著他的名字，哭得暈了過去。民兵連持槍列隊在打穀場上向華強告別。男知青忍著眼淚，很多女知青哭出了聲。
這是三合村第二次給死去的上海知青開追悼會。我來前的幾個月，一個知青排長在修水庫爆破凍土時，出事故死亡了。這水庫本來是準備用來造水利發電站的。修到一半，發現設計上有很多紕漏，整個工程就放棄了。
在等候華強父母的那些日子裏，華強被停放在北山背麵一個陰冷的山洞裏。一天下午，我，劉琴，和瀟瀟一起去看他的遺體。
去看華強是劉琴的提議。她是七班班長，長年駐在河南新建的向陽村,出事那天她不在三合。昨天她回到村裏辦事,明天就要回河南去。她想和華強見最後一麵。
出事的那天晚上，瀟瀟在岸邊的高地上操作發電機照明，也沒有機會走下江灘。
沿著三塔公路，我們一起走了兩公裏的上坡路，找到了山上的洞穴口。看守洞口的是上海知青大羅。大羅是個壯漢子，人和他的嗓門一樣豪爽。他看到我們來了很受感動。尤其是兩個和華強並不近乎的女生，居然有膽子來看一個死去的男戰友。
大羅說，在我們之前，村裏還沒有人上山來看過華強。
洞口朝北，陰森森的。為了籠住洞裏的寒氣，大羅用帆布和樹枝做了一個一人高的軟夾板蓋在洞口。大羅把夾板移開，點亮了油燈，我們跟在他身後彎著腰進了山洞。
山洞很深。我們越往裏走，洞變得越大。走了十幾米後，腰就能挺直了。我心裏充滿了焦慮。不是我怕死屍，而是我不知道怎麽麵對華強。
在上山的公路上，我把那天下午的事件原原本本地告訴了劉琴和瀟瀟。她們安慰我，說不論我怎麽做，也來不及把華強救上來。我希望她們是對的。但這樣的判斷來自我最要好的朋友，使我無法確定，她們是否隻是在安慰我，讓我心裏好受一些。
漆黑的山洞被油燈的燈光照出了一小片可見區。在洞穴盡頭的一塊平地上，華強躺在一張毯子上，身上覆蓋著一條淡藍色的棉被。
大羅掀起被子的一角，露出了華強的臉。
大羅大聲嚷道：“華強，你的朋友來看你了！”
大羅那歡愉的語調讓我茫然不解，但我知道，大羅是一個不尋常的漢子。
華強蒼白的臉上那種安詳的神情，此後我再也沒有在任何活人的臉上見到過。我甚至能看到他臉上帶著的那一絲不宜覺察的笑容。他表情裏沒有一點抗爭的跡象。看上去，他在離開這世界時沒有一絲一毫的遺憾。他好像在告訴大家，他對這最後的結局十分滿意。
我們在黃色的油燈光下圍著華強，低著頭，默默地站立著。
過了幾分鍾，大羅又大聲喊道：“華強，他們要說再見了。”
說完他彎下腰去，把被角蓋回華強的臉上，然後對我們說：“好了，我們出去吧。”
我們一塊兒出洞後，大羅把夾板蓋回了洞口，又用幹草把縫隙塞嚴。他轉過身來一本正經地謝謝我們來看華強，口氣儼然像一個華強的家人。我知道，華強生前與大羅並不是很接近的好友。大羅今天那嚴肅的樣子，和他平常玩世不恭的言行實在不相稱。
大概是兩位姑娘來看死去同誌的勇氣把他給感動了吧。
我們沿著公路走下山時，誰也沒說一句話。走著走著，瀟瀟和劉琴都哭出了聲。
我沒有掉淚。我此刻正與內心的魔鬼一心一意地搏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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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水期那淺淺的水道（右下角）是那天戰友身亡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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