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底的一天，我跟著劉琴的七班一起跟車去公社運貨。到了白銀納後不到半小時，我們就把車子裝滿了。回村前，大家湧去了供銷社買一些村裡小賣部沒有的生活用品，而劉琴則帶著我去公社公安派出所看她的朋友何麗。
何麗是劉琴和瀟瀟的中學同學，原來在我們村子下遊的察哈彥插隊落戶，這時她是公社派出所的副所長。走進副所長辦公室後，一個眉目清秀，身材苗條，身著一身深藍色的警服的南方姑娘站起來和劉琴熱情地打了招呼，之後劉琴介紹了我。我原來想像中性格粗獷的大興安嶺邊境女警官的形象，一下子被這個嗓音輕柔舉止充滿著女性魅力的上海女青年所取代，讓我明顯地感到她與環境的不協調。然而，沒過一兩分鍾，她那輕鬆自如和自信的談吐就讓我相信，她確實是這間辦公室的主人。
來派出所之前，劉琴告訴我何麗是三合民兵連老連長單伏林的愛人。在我來時，單伏林已經上調到縣公安局，但還經常回三合村來。我來三合後見過他幾次。他為人熱情，談吐乾脆，他給我留下的印象很好。單伏林原是68年來到三合的第一批呼瑪縣城知青之一，這時已經是呼瑪縣縣委副書記，黑龍江省委委員，同時又是四屆全國人大的代表。一顆政治新星，前途無量。
我在連部看了檔案櫃裏的一些內部文件，了解到69年中蘇衝突的背景和吳八老島上發生的事件。起先，上島的蘇聯邊防軍和三合百姓用鐵鍬大打出手。老毛子人高馬大，我們的村民吃了虧。不久，沉陽軍區偵察營的軍人換了便衣打扮成村民上島。動手時，這些會武功的偵察兵把老毛子的邊防軍打得鼻青眼腫。這以後，蘇方知道我們這邊的‘農民’有講究，就不再派人登島了，但一見中方人員上島就從對岸開槍射擊。我們的邊防軍和民兵那時是‘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巡邏隊冒著彈雨出發，大部隊則在島後的窪地裏潛伏，準備蘇軍登島時就硬幹。單伏林和其他民兵守著裝滿彈藥的馬車也隱蔽在低窪地裏，專等部隊打響後上去補給。一天，單伏林趕的馬被槍聲嚇驚了，拉著裝滿彈藥的車撒腿就跑，從隱蔽的低窪地裏往明處衝。要是馬車衝到暴露的開闊地被老毛子擊中，車上的彈藥爆炸，在國際上丟臉不說，可能還會造成隱蔽在戰壕中的解放軍人員傷亡。這個單伏林，在彈雨下緊緊地拉著馬韁不放，拽著車跑出去了幾十米，硬是把馬給鎮住了。他因此立下了二等功，成了反修戰鬥英雄。
槍聲停息後，單伏林的政治前途就十分明顯了。他一身兼備了在當時青雲直上的種種條件：文革中的紅衛兵小將，早期下鄉的知識青年，本人在反修前線立下了戰功，又是少數民族。不到一年，他的仕途就從小小的三合站延伸到了省府哈爾濱，轉而又去了北京，代表反修前線的邊疆人民參加了全國四屆人大。
那年他才二十八歲。
單伏林的愛人何麗來黑龍江前有個青梅竹馬的男朋友在吉林省插隊，當時倆人很想調到一起。吉林省已經答應了接收她，但要離開黑龍江並不容易。她幾次打了請調報告送到呼瑪縣知青辦後，都壓在不批。說來也巧，不久後，還是單身漢的單伏林去察哈彥檢查工作，一眼就愛上了她。這以後一段日子裡，單伏林總去那村裏巡查工作，找機會與她接近。但無奈人家早就心有所許，縣委副書記，省委委員，四屆人大代表也打不動她的心。這老連長回到縣裏寢食不安，找了縣委書記交心。書記立馬就坐著吉普去察哈彥，找女知青談話。書記是個粗人，直來直去，沒說幾句話就交了底：小單這人，政治前途無量，又是戰鬥英雄，特重感情。他見了你後，簡直像丟了魂。你要是答應的話，他會對你好上一輩子。我也會馬上交代，來安排你的工作。
臨走書記甩了一句，你轉去吉林省插隊的申請，絕對是不會批準的。
她哭了一夜，第二天給男朋友寫了封長信，希望兩人來世再還願。幾天後，縣委書記接到了公社來的電話。公社請示：書記安排工作這一說怎麽講。書記問，當公安怎麽樣？沒幾天，吉普車就來村裏把人給接走了。經過一段戀愛，單伏林和這位上海姑娘結了婚。英雄美女，呼瑪縣裏傳為美談。書記拍板，宴席開了十幾桌。
聽了這個具有現代傳奇的故事後，以後我每次在公社見到她時，就會想起那天晚上哭紅了眼睛的姑娘。我想總會在她臉上找到一絲悲哀的痕跡，在她眼裏看到一絲深埋著的惆悵。但我連一丁一點的影子都找不著。她談吐那麽開朗，笑得那麽自如。顯然她己經找回了心境的歸宿。
不知怎麽，倒是我自己感到了一絲絲說不出的惆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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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興安嶺的野鹿很多，我們跟著當地人管它們叫麅子。麅子跑起來一蹦一蹦的，上竄下跳，拿槍也不好打。但你可以遠遠地對它大聲喊叫：“噢噢噢”,它就會停下來，轉過頭來看個究竟。這時你瞄準好，一勾扳機，它就應聲倒下了。不過，遇到麅子時，往往誰也沒帶槍，隻能眼睜睜地看著它們跑掉，我們的一頓豐宴也就泡湯了。況且，我們的耕地大多離江岸不遠。在離江兩千米的地帶內是不許開槍的。56式步槍彈的最大飛行距離是兩千米，在江岸近距離內開槍，要是子彈頭飛到蘇聯境內，搞不好會醸成國際事件。實際上，蘇聯那邊比我們境內更人煙稀少，老百姓早己後撤了二十公裏，隨機飛行的子彈打著人的機率堪比大海撈針。以前背著槍在江邊巡邏時，有時百般無聊，人就步入想入非非的境界。那時我常想，我要是對著江對岸掃一梭子，讓老毛子的邊防軍在森林裏去挖地三尺找子彈頭，那有多過癮。要是找不到彈頭，沒有物證，也就談不上國際事件了。
我第一次品嚐鹿肉是在機務班裏。他們秋天開拖拉機翻地時，在山腳下的沼澤地裏看到了一隻離群的母麅子。沼澤地裏的泥土濕軟，麅子跳不高，跑了一段就被拖拉機手給逮住了。
老鄉們下套子抓住麅子後，也常常分些肉給知青食堂。那年頭動不動就‘割資本主義的尾巴’，套野物采蘑菇都是禁止的。知青拿了好處後，睜一個眼閉一個眼，也就不與老鄉們多計較了。
鹿肉不常吃到，我們對狗也不放過。村裏沒幾條狗，我們不打它們。那些狗都是有主人的。對外麵來的狗也得小心。鄂倫春人的獵狗精明得很，離我們遠遠的就跑了。軍狗不能打。部隊的狗是有軍籍的，打了犯法。正棋村的一個知青誤打了一隻大狗，看到它脖子上的銅牌才知道闖了大禍。主動坦白，從寬處理，隻判了六個月的勞改。
冬天封江後，有時老毛子的狗會跑過江來，那就不客氣了。打到狗的班夜裏開宴，肉香味鑽進大家的鼻孔裏，沒福氣的就把口水咽下肚裏，到小賣部去買聽肉罐頭解饞。哪個班開宴席，通信員照例是要被請去的。通信員每晚排崗，還管著連裏的雜事，和通信員把關係維持好總沒錯。
每個班裏都儲存著一些開宴席用的油料和調味品。班裏的青年從上海探親回來也把帶回來的食品補充班裏的庫存。班裏的公用食物照例是放在槍櫃的上層。有一回，二班開宴煎蔥油餅，我這個通信員照例被請去，大家吃得有滋有味，誰也沒覺得蔥油餅有什麽異味兒。但到了下個星期擦槍時，發現槍油瓶空了。原來煎蔥油餅時，眾人都半醉了，因此拿錯油瓶，把槍油用掉了，居然沒人注意到。大家討論的結論是：槍油瓶裡的內容，可能不外乎就是某種過了期的植物油，而不是我們想像的專用槍油。好在沒人拉肚子，也沒發生更大的麻煩。
八月的一天，二班打到了一條野狗。晚上開宴，請老牛烹調。老牛是炊事班長，我的好朋友之一，我也照例被請去二班宿舍會餐。
他們班的小唐剛從上海回來，他貢獻了五香花生米和香腸。老牛從廚房帶了醬油和香料。二班副把他還剩下的上海卷麵也交出來充公了。等我到時，宴席已經開始，酒也喝了兩瓶，五香花生米已經見了底。飯桌上，大家在打撲克牌。老牛在剝那隻死狗的皮。爐灶上的鐵鍋裏煮了水，隻等水開，把狗下鍋煮熟，再加上大蒜蔥薑紅燒。
老牛說柈子太濕，火頭上不來。他把剝了皮的狗放下，走出廚房拿幹柴。我們繼續喝酒打牌。
忽然，坐在我對麵的張小弟把手上的牌一扔，一個箭步跳上了通鋪，滿臉驚恐。我們看著他納悶，心想他是喝醉了。
他站在床鋪上，渾身顫抖，一隻手指著我背後，說：“看！”
我們大家猛地回頭。
在門邊的地上，被剝光了皮的那隻狗這時撐著四腳，顫顫巍巍地站了起來。身上的血水一滴滴的淌下來，帶血絲的兩隻眼睛瞪著我們，身體板板的，紋絲不動。
我們大驚失色，在驚呆片刻後隨即拿起手邊能夠著的一切東西向它扔去。書，酒瓶，鞋子，任何東西。我拿到腳下的一個長方形的物件，剛想扔過去，一看是架收音機，就放了回去。一會兒我們沒物件可扔了……
剝了皮的狗還站在那兒，紋絲不動。
又過了一陣子，它撲通一聲倒下了。
大家還站在那裏，不知所措。
這時，老牛拿著幹柈子回來，看到屋裏一片狼藉，非常詫異，問我們怎麽了。
聽了我們的敘述， 他說：“不可能。它早就死了。”
“要有照相機就好了…” 我真的很遺憾。
這一場驚嚇把大家的胃口徹底搞沒了。我們讓老牛把狗帶回廚房去。誰也不想碰它了。
第二天晚上，機務班開了狗宴。機務班的哥兒們一邊喝酒，一邊笑二班的家夥是膽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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