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槍
1976年6月，連裏派我去加格達奇參加大興安嶺地區知青工作會議。按規定村裏應該派個幹部去開這一年一度的會議。但這時正值開耕，領導都忙得不可開交，鄭連長就讓我去當替身。
通信員不用出工，一年坐鎮連部，照樣拿全工分。我在連部呆了一星期就憋得受不住了。把新一年建製的花名冊編好，武器彈藥登記完畢，我就跟著大夥一起下地了。我猜，鄭連長送我去開會大概也是一種獎勵：我來了一年，大家反映我幹得不差。去地區開會吃香喝辣，起碼也能享受一下。
我還從來沒見鄭連長當麵誇過人。
搭上五連的卡車，沿著來三合的公路逆行而去。這是我來呼瑪後第一次離開邊境。想到一年前來黑龍江時那幼稚得的模樣，自己也覺得可笑。上海的生活這時已經成為回憶，變得既生疏又遙遠。離開村子，我才意識到自己已經成了三合站的一份子了。
開會的人大多是四五十歲的領導，也有個別是當了各級幹部的知識青年。我夾在裏麵，不倫不類，自己也覺得味道不對。開了幾天的會，盡管每頓飯幾道菜，大魚大肉，和農村的夥食天壤之別，但我還是覺得無聊之極，隻等著把會一開完就回家。
會議最後一天的早餐時，有人到飯廳裏叫我的名字。村裏有人打長途電話點名找我。
我到會議辦公室接了電話，話筒那一邊是鄭連長急促的聲音。
“小葉，你帶了手槍嗎？”
“手槍？沒有啊。”我楞了一下，接著問：“怎麽了？”
“那就沒事兒了。”
“怎麽回事兒？？”
“噢，李小東的手槍找不著了。我想問你一下有沒有帶他的槍去開會。”
李小東是二排的排長。
“沒有啊。我要帶的話，也會向你借。”
“那沒關係。”
我接著問：“槍是什麽時候丟的？”
“還搞不清。昨天傍晚出操前他發現他的槍套空了。”
我們每星期出操三次，屆時全連人員佩槍集合。要是上次出操時李小東的槍還在，那他的槍可能失蹤不會超過兩三天。
鄭連長問我會議什麽時候開完。我說今天是最後一天了。
“那好，開完就回來。”
“好，我明天早上趕第一班的火車。”
“到白銀納後給我打電話，我讓‘五十五’來接你。”
‘五十五’是村裏的那輛五十五匹馬力的東方紅輪式拖拉機。
晚上我在招待所的床上翻來覆去不能入睡。一支手槍絕不會無緣無故地消失。在這天涯海角的東北邊陲，沒人不喜歡手槍這東西。蘇修間諜進進出出，他們埋在山林裏的定時信號彈時夜裏不時地射上天空。東北虎這時都已移居蘇聯境內（那裏人煙更稀少），但其他野物還是出沒在山林裏。出遠門帶支槍壯膽是常事，而配備手槍又是地位的象征。小兵用長槍，當官用短的。地方幹部除了警察外並不發槍，但大大小小的書記部長們每每都從各級人民武裝部或民警森警路警廠警那兒‘借’槍使。外衣下屁股上那鼓鼓的包囊是一個人地位的無語宣言。但是，喜歡手槍是一回事，偷槍的性質就變了。連裏各個宿舍的槍櫃和房門從不上鎖，幾年來連一發子彈都沒丟過。誰要偷東西，不是把連裏的空氣都毒化了嘛。何況偷槍，不但背叛大家的信任不說，逮住了不坐五年牢算是便宜了你。
偷支手槍也實在容易。連排長裏除了鄭連長住在連部外，其他人都插在各班住。 他們的手槍無非是塞在枕頭下或者放在床頭櫃抽屜裏，放槍的地方同宿舍的人都知道。難是難在把槍藏好再帶出村。大家一年四季都在村裏貓著，每人一兩個手提箱，沒什麽隱私處。
正巧我前幾天離開村子來開會，我要是拿支槍帶走那太容易了。人人都知道我是一個鐵杆槍迷。我會不會成為懷疑對象？要是我被懷疑，能解釋得清楚嗎？一個人如何來證明他沒有做過的事兒呢？
我真希望我回村時，李小東的手槍已經找到了。
～
從塔河車站下火車後，我在火車站找到了一輛便車坐到公社所在地白銀納。從白銀納又搭上公路養路段的車坐到了四公裏。從四公裏走回三合隻用了不到一個小時。
我走進連部時，小小的屋子裏擠著十幾個陌生人。他們有的穿警服，有的穿便衣。屋裏彌漫著煙霧，地上也撒滿了煙蒂。鄭連長和一個穿藍中山裝的幹部模樣的人在一本筆記本上寫寫劃劃，其他人在閑聊。
我頓時知道，手槍一定還沒找到。
鄭連長抬起頭來，說：“小葉，你回來了。”
穿藍中山裝的幹部模樣的人轉過頭看了我一下，然後轉向鄭連長，對他點了下頭。之後他站了起來，走過來和我握了握手。
“你就是連部的通信員吧。我們到屋外談一下好嗎？”
我看了鄭連長一眼，他帶著一絲不宜覺察的笑容，對我點了一下頭，示意讓我跟那人去。
我們倆出了屋子，麵對麵坐在路邊半截高的柈子堆上。
藍中山裝說：“我叫李德，是縣公安局副局長，也是這次辦案小組的組長。你們鄭連長昨天已經跟你說了丟槍的事了吧。我想單獨和你談一下，算是公事公辦吧。”
他一邊說著話，兩隻眼睛一邊注視著我的神態:“你有沒有什麽事兒要告訴我？”
“沒有。”我搖了搖頭：“我在丟槍之前就離開了。”
他馬上糾正我：“我們還沒弄清楚槍是什麽時候丟的。”
看我沒接話，他接著說：“你們鄭連長和連裏的幹部都跟我保證你沒問題，但是這幾天來隻有你一個人離開過村子。你是去年一個人從上海報名來呼瑪的嘛，縣裏都知道，來了後表現也很好，這都不是問題。我可以代表辦案組說，你不是懷疑對象。”
說到這兒，他抬起頭來，鬆弛的語調一變，直視著我，嚴肅地問道：“話就說到這一步了。如果你有什麽要跟我說的，現在說是最好的時機。不管你告訴我什麽，我可以保證，絕對不會傳到辦案組之外去。”
這時我出奇地冷靜。昨晚那擔心的勁頭沒回來煩我。
我直盯著他的眼睛，答道：“我沒有什麽要說的。”
“那好，我們進去吧。我們這幾天會很忙。”
我暗暗地鬆了一口氣。他用了‘我們’這兩個字，說明我是站在一條戰線上了。
進了連部，鄭連長站起來，熱情地和我又打了招呼。他問我是不是很累；問我能不能去通知全連知青和村裏老鄉們，晚飯後到大食堂開全村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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