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林中的飛龍鳥
七點鍾一過,我就到劉琴和江捷的房間敲門,叫她倆一起去招待所食堂吃早飯。
劉琴看到春雪高興地叫了起來,江捷則一臉沮喪。她說,春天下雪唯一的優點就是化得快,她隻愛黑龍江的夏天。兩年後我從上海探親回到黑龍江時,才體會了江捷此刻的心境。
我們來到招待所大院時,看到院牆邊停了七八輛大卡車。掀開食堂門上的厚厚的棉布門簾時,一股香噴噴的氣味撲麵而來。大餐廳排滿了十幾張桌子,暖氣開得很足。靠近廚房的兩張空桌子上放著標簽 ,寫著‘預定’兩字,而其它的大部分的桌子都坐滿了人。我們買了冒著蒸汽的饅頭和小米粥,加上一碟醃菜,端到門旁一張油膩的方桌邊坐了下來。
我們不緊不慢地吃著。我注意到劉琴的眼睛不時地掃瞄著食堂的大廳。
不久,棉布門簾隨著喧嘩的人聲被推開。七八個穿著沾滿機油工作服的男人一麵大聲說著話,一麵走進餐廳,帶進來一股新鮮的冷空氣。他們徑直走向那兩張放著‘預定’標簽的空桌邊,把兩張方桌合並一起,然後圍著坐了下來。
在食堂後屋做飯的廚房師傅來到飯廳裏招呼那新來的幾位:“來啦。”
坐著的工人中年紀最大的一位對食堂師傅嚷道:“嘿,老李,弄個黃菜炒黑菜!”
“就上!要啤酒嗎?”
“哪門子的話。我們吃了要開車上路。”
被叫做老李的師傅一麵走回廚房一麵說道:“這場雪會滑。上路加個小心。”
之後的幾分鍾裏,我一直在琢磨什麽是‘黃菜炒黑菜’。正在這時,老李師傅端出來一個隻有在東北才能見到的特大菜盤,足足有兩尺長,一尺寬,裏麵油晶晶的雞蛋炒木耳堆得有一個手掌那麽高。盤子放到桌子正中,工人們掰開了饅頭,用筷子夾著雞蛋,呼呼啦啦地喝著小米粥吃了起來。
又等了幾分鍾後,劉琴和江捷交換了一下眼色。兩人站起來走到了工人們的桌邊。
“請問師傅們去哪兒?”
年紀最大的那位抬起頭,問劉琴:“要搭車嗎?”
原來他們都是卡車司機。
劉琴微笑著答道:“我們找車回三合。”
年紀最大的司機環顧他們的桌子,眼光停在一個年輕小夥子身上:“你的車去白銀納?”
小夥子點了點頭。
劉琴轉向小夥子問:“師傅能帶我們一下嗎?”
“你們幾個人?”
“三個。我們倆兒。” 劉琴點了一下身邊的江捷,又指了指坐在遠處的我:“還有他。”
我笑著向年輕司機擺了擺手。
“好,”年輕司機說。“把你們的行李搬到灰色的躍進牌邊上。我們一吃完飯就走。”
我們匆匆回房間把箱子、旅行袋裝上了灰色卡車的敞篷車廂上。車廂是空的,大概剛把貨卸在火車站。
幾分鍾之後,年輕司機到了。
他打量著劉琴和江捷說:“我這兒的副座上還可以坐一個人。”
我們讓江捷坐到駕駛室裏,我和劉琴則攀上敞篷車廂,坐到行李上。卡車就慢慢地啟動上了路。
~
白銀納是歐浦公社所在地,離三合還有二十一公裏。劉琴告訴我,到了白銀納後就不用愁了。要是找不到便車,就給生產隊打電話,讓隊裏的拖拉機來一趟。
離開塔河不久,卡車就開始攀山。車子路過不平整的路麵時上下顛簸。我們的屁股則和行李一起跳動著,不時出溜到車廂的邊緣上。我們移回車廂中央,以免被顛下車去。從駕駛室的後窗看進去,江捷和司機談得有說有笑。
離開塔河鎮越遠,三塔公路兩麵的森林就越密。小火車軌道邊的林子有不少已經被剃成了瘌痢頭,隻剩下一片片樹樁。開發林區,為社會主義建設提供木材,是大興安嶺人的使命。那年代,人們隻放樹,不造林。小興安嶺的森林早已不複存在,成為了曆史概念。植林的觀念那時在大東北還沒有立足之地。
而此時此刻,我坐在卡車行李上,沿著三塔公路翻山越嶺。卡車穿梭於一片片的鬆樹林中。公路登高時從卡車頂一眼望去,密密的原始森林盡收眼底。一棵棵大樹間保持著勻稱的距離,它們那筆直的樹幹衝天而上,好像是大自然特意插在地球上的。路邊剛落下的白雪把林間植被覆蓋得嚴嚴實實。經過了西伯利亞的一場嚴冬後,密密的綠色鬆針襯托著在陽光下閃爍著金黃色的鬆樹樹杆,很是耀眼。劉琴教我認了大興安嶺的兩種鬆樹:落葉鬆和樟子鬆。落葉鬆的鬆針呈深綠色,樹幹被棕黑色的樹皮包得緊緊的,樹皮從不脫落,表麵的老皮被撐出了密密的垂直裂紋,憑著樹皮就能看出這些大樹的高齡。而樟鬆就截然不同了。樟子鬆的鬆針是碧綠的,在陽光下一片清新,嚴冬裏也給人帶來夏天的輕快感。樟子鬆的樹皮薄薄的,隨著樹幹的直徑增長,老皮不斷脫落,光滑的金黃色新皮在陽光下鮮明無比。幾百年的老樹,青春風彩仍然一點不減。當卡車經過落葉鬆林時,感覺到的是原始森林的古老和莊重。而一進入樟鬆林,耳目一新,人也頓時神清氣爽。
劉琴告訴我:“落葉鬆的木頭硬得很,伐木時不好放,男生不喜歡,鋸子很快就鈍了。木頭硬,還出油,隻能作工業用材。樟子鬆軟,幹燥,容易加工,是作家具的好木料。”
插在鬆林之間,在山窪低地裏,白色的樺樹林無精打采的,顯得矮小可憐。樺樹對城市人有一種神秘的吸引力。小時候在課本裏讀到東北抗日聯軍在鬼子層層圍剿下,隻能把樺樹皮一層層地剝開來當紙用,樺樹就成了這些英雄好漢的象征。五十年代莫斯科的小白樺芭蕾舞團訪華時全國一片轟動,美麗的舞蹈演員讓人浮想聯翩。白樺林隻在寒冷的北方生長,代表著刻苦和堅韌,而這兩種精神則貫穿在中國五千年的曆史之中。而今天我親眼看到了樺樹林,心裏不由地充滿了失望感。與高聳的鬆樹相比,樺樹又細又矮,樹幹不時分岔,多少有些不求上進。
劉琴說:“樺樹不成材,出不了多少木頭。即使用來打柈子,也不容易點著。樹皮要是不剝掉,沒幾年裏麵的木頭就爛了。”
我又問:“什麽是打柈子?”
“就是劈燒柴。每年開春,連裏派兩個班去十一公裏砍樹。樹幹鋸成一段一段,再劈開來,就成了柈子。濕柈子摞起來,到冬天時,已經幹透了,就當柴燒。”
‘十一公裏’是隊裏的一個新點。知青來後,在三塔公路邊離三合村十一公裏的山地裏造了幾座房子,成了隊裏打柴的根據地。一百多公裏三塔公路沿路沒幾個居民點。無名處就用距離三合的距離來命名。三合是三塔公路的起點,也算是國土的起點,可稱‘零公裏’吧。
“飛龍鳥!” 劉琴的叫聲把我從思緒裏驚醒了。
一群灰黃色的鳥這時低低地從我們頭上飛過。這幾十隻比鴿子略大的飛鳥伸著長脖子,撲打著和身體不成比例的大翅膀,雜亂無章地擦著卡車,穿過了公路上方,向森林深處飛去。它們的翅膀不緊不慢地扇動著,發出嚓嚓的響聲,活像袖珍型的遠古時代的有翼恐龍。
“飛龍鳥是國宴上的名菜,稀有動物,”劉琴看著我說。“捉飛龍鳥是犯法的。每到國宴時,北京會來電話,指定要多少隻飛龍鳥,鄂倫春人就用網來捕。他們知道在哪兒能找到飛龍鳥。”
“你嚐過嗎?”
“沒有。我們的老指導員在哈爾濱開會時吃過,說是超標的,沒送去北京,誰知道呢?”劉琴聳了聳肩膀。
我還在想著飛龍鳥時,劉琴又打斷了我:“看,白銀納。”
卡車這時駛進了公社所在地,一個林間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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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銀納與其說是一個鎮,實際上不過是公路邊的兩排房子而已,總共不到三十間房。車子在公社郵政所前停了下來,我和劉琴跳下車,江捷也出了駕駛室。
江捷臉上帶著神秘的微笑說,卡車司機答應把我們送到三合村去。
“太好了!”
劉琴過去謝了坐在駕駛室裏抽煙的司機,然後進郵政所去取村裏的信件。村裏的郵件到了公社郵政所後,往往在這兒積上十天半個月後才被郵遞員送到三合去。村裏有人路過公社時,一定要去郵政所把積著的信件順道帶回去。
江捷對我說:“我們去看木殼楞。”
我在上海時就聽說了大興安嶺的木殼楞。木殼楞是這兒最常見的房屋,用剝去皮的鬆樹幹由下往上一條一條的摞上去,形成房子的四壁。摞到一人多高後,再用一排木頭封頂,鋪上草皮,最後用劈薄的板料搭上45度的斜屋頂。這郵政所就是一座大型的木殼楞。
我們沿著郵政所轉了一圈,江捷指著木條之間吻合的縫隙說,這間隙每年開春後都要用稀泥糊上一遍,把漏風的地方封死。
“要不然,冬天人要凍死了。”
江捷接著引了一句革命京劇紅燈記裏的台詞:“針眼大的縫能漏過鬥大的風。”
小鎮上的房屋幾乎都是辦公機構。郵政所一邊是公安派出所,另一邊是林業局森林管理所。再下去是公社衛生所、人民武裝部、防疫站。公路對麵唯一的一座磚房是公社黨委和團委。再往遠去是一些住房。每間房屋前都堆著一條半人高的摞得整整齊齊的木柈子,取暖的燒柴。
劉琴從郵政所出來,手上拿著薄薄的一紮信。她說,兩天前剛有人回村去,把大部分的郵件都取走了。
卡車又上了路。半個小時後,就接近了我們的目的地三合站。從山上的公路望下去,三合是在江邊的一小片雜亂的房子。盤曲的黑龍江在村邊轉了一個彎,拐角處形成了王八灣。村邊山腳下的一大片被雪蓋著的的平地是知青開墾的莊稼地。
劉琴指給我看左手邊的249高地,那是邊防軍五連的駐地。高地的頂尖處,隱隱的可以看見一座修在山尖突出部位的地堡, 是五連的了望所,隔江對麵,聳立著一座類似鑽井架的大鐵架,是蘇軍的了望塔。
“看!” 劉琴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扭過頭去。
“吳八老島!”
我向江心望去,找到了那個傳奇的小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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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八老島
對岸的蘇軍了望塔
木殼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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