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了，上海
在這之後的幾個星期，時間快得像走馬燈一樣地連軸轉。區知青辦的吳阿姨告訴我，區裏請示了市革委會知青辦，市裏讓徐匯區知青辦給我開綠燈。看來市裏不像基層，不那麽講究規章手續。於是，盡管媽媽爸爸還沒簽字，我就接到了區知青辦發放的下鄉通知書。
憑著這張粉紅色的通知書，我到街道公安派出所去注銷我的上海戶口。坐在接待桌前的年輕女民警接過我家的戶口簿，對著通知書找到了我的名字。她仔細研究了戶口簿上屬於我的那一頁，又盯著我看了好幾秒鍾，似乎給我最後一個機會想一想，看我是否會阻止她。看我沒有動靜，她打開抽屜，拿出一個方形的圖章，再打開印泥盒，把圖章在裏麵使勁地撳了撳，最後在我的那一頁上按下了大大的‘遷出’兩字。然後，她擰開鋼筆帽，在‘遷出’兩字下麵注上‘1975年4月1日’。接著她從抽屜裏取出一冊表格，替我開了一份戶口轉移證，連同戶口簿一起遞還給我。她又讓我填寫了一份表格，向市公安局申請到邊界地區必需的邊境通行證，讓我過一個星期後去派出所領取。
奇怪得很，注銷了上海戶口之後，我心裏有了一種若有所失的惆悵感，好幾天也去不掉。正當我對自己的行為多少有些不肯定時，家裏來了一個不速之客。
來的是我小學時的朋友小雄的媽媽。小雄媽媽是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演員，前一陣剛去了東北三省，巡回演出慰問上海知識青年。聽小雄說我要去黑龍江，她就來造訪。
我給她沏了茶，她剛坐下，就開了連珠炮。
“你怎麽這麽天真啊。你不知道報紙上說的那些情況，和知識青年的現實生活出入實在太大了。報紙上報道的都是光明麵，但我看到的那些農場林場和集體戶裏的知青，很少有不想返城的。你怎麽這樣輕率呀。”
她接著告訴了我許多故事。天氣有多寒冷，農活有多重，知青生病沒人管，女知青被強暴，有人遊過江去投修，被蘇聯人遣送回來，判了刑，還有槍決的。
“當地的老百姓不喜歡知青去那兒。他們的生活本來就不富裕，加上那麽多小青年去和他們爭口糧，也難怪他們。”
我告訴她，我要去的大興安嶺，人煙稀少，知青自己開山造田，已經成為當地的主要勞力，況且我們還要站崗巡邏，為祖國放哨。
“你去站崗放哨是好，但邊防軍在那兒的任務不就是巡邏麽。他們幾年就複員，你去黑龍江可能是一輩子的事兒。你想想，你要站幾年的崗呢？一開始有新鮮感，再過幾年對站崗還會有興趣嗎？過幾年要考慮個人問題，那裏的男知青比女知青多一倍多。你年紀又最小，要和當地農村姑娘結婚，你會幸福嗎？”
我說過幾年後，我會爭取當工農兵學員保送上大學。
“你不知道上大學多難呀。幾個名額，大家都想要，爭的不可開交。你父母是搞藝術的，不是領導幹部，開不了後門。我不應該對你說這些，但你知道嗎？有的女青年不惜用身體作代價來換取上大學的機會，真可憐哪。”
“三合不一樣。三合站是中央軍委命名的戰鬥村，我們全副武裝，民兵連集體生活，和其他的知青點不一樣。”
她看著我搖了搖頭：“你要是想鍛煉一下，增加生活經曆，幹嘛不去離家近一些的地方。比如說，像我家小雄那樣，去上海郊區的國營農場呢？”
她走後，我腦子裏更亂了。她說的那些情況都不是秘密，我不是不知道。我要去的三合，難道真是世外桃源嗎？但生米已經煮成熟飯，她為什麽不早幾個星期來我們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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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腦子裏的疑慮不久就隨著周圍的鑼鼓聲而煙消雲散了。不久，市革委會在文化廣場舉行了幾萬人參加的歡送大會。上海市委副書記馬天水、王秀珍和黑龍江，雲南，新疆，及其它幾個接收上海知青的省知青辦的的領導，在會上一一講了話。在1975年，上海市共有一百五十多名應屆中學畢業生像我一樣，誌願報名去了邊遠的農村。會後，我們這一百五十多人，穿著市裏剛發的綠色棉裝被裝上卡車，在擠滿了上海市民的街道上徐徐地行使了幾個小時。第二天報上說夾道歡送我們的有五十萬人之多。站在卡車上，看到老媽媽們搖著頭，而有個別的中學生則大叫：“戅嘟”（上海話：傻子的意思）。在人群裏，也不乏搖著小旗子熱情地對我們喊著革命口號的。
那些落後分子的言行對我們的影響並不大。卡爾·馬克思、牛牤、布爾什維克，在早期不都是不為人理解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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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媽媽爸爸回上海時，我這匹出韁的馬已經阻攔不住了。爸爸並沒有像我想象的那樣大發雷霆。我走前的每個星期日他們倆都和我一起去百貨商店買衣物置行裝。爸爸到處打聽在上海哪家商店有賣狗皮褥子的。狗皮褥子防潮氣。在戰爭年代，有一床狗皮褥子墊在潮濕的泥地上打鋪蓋，得關節炎的可能性就小很多。一天晚上，爸爸興衝衝地趕回家。到今天我閉上眼睛，還能看到他打開紙袋，拿出裏麵那張狗皮褥子時興奮的神態。
在我離開上海之前的這些日子裏，晚飯桌上的話題始終圍繞著我去黑龍江後，如何麵對艱苦的自然環境和複雜的社會現實，如何紮紮實實，好好勞動，不要抱著幻想，要和大家打成一片，和領導和當地農民搞好關係，爭取被保送大學。
離走的日子越近，我內心的內疚感就越強。但我什麽也沒說。
1975年4月24日傍晚，我和已經成為朋友的三合知青劉琴和江捷一快兒坐上了去黑龍江的列車。爸爸媽媽到上海北站替我送行。同時送行的還有徐匯區知青辦的吳阿姨和唐阿姨。盡管我竭力反對，兩位阿姨還是堅持要去車站。她們是代表區委的，不來不行，而我真不希望在這個場合有外人攪在家人一起。
我和劉琴江捷上了車，找到了我們的座位，然後在車頂的行李架上放妥了我們的幾個手提箱。她們用帶著的草紙，蘸了水，把座位仔細地擦了一遍。然後她們倆占著座位，讓我回到月台上。趁開車之前，再和媽媽爸爸說幾句話。
我下到月台上時，看到媽媽爸爸正和吳阿姨和唐阿姨聊著。我停在幾米遠的地方，靜靜地注視著我的父母。我從來也沒這樣仔細地看過媽媽爸爸。他們在那兒講著話，並沒有看出和平常有任何兩樣，但是我突然發現他們不像以前那樣年輕了。
今後爸爸媽媽分別回到上海家中時，要獨自一個人坐在燈下吃晚飯了。哥哥還在部隊，不知哪年複員。此時此刻，我已經不能確定我的決定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私的了。
我突然恨自己同意讓吳阿姨和唐阿姨來車站，來攪亂這屬於我們親人離別前的最後時刻。
媽媽看到了我。我迎了上去。媽媽讓我多寫信，說他們也會常寫。這時，蒸汽機車的汽笛拉響了兩短一長的訊號。我們知道，開車的時刻到了。
爸爸媽媽說：“一路順風。”
我回到車廂裏，在靠窗的位子上坐了下來。火車已經緩緩啟動，月台慢慢地向後退去。我從車窗裏探出了身子。爸爸媽媽在夕陽下招著手，一點點地消失在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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