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匯區知青辦公室設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區教育局大樓裏。這幢大樓有四層，看上去是二三十年代建造的。幾十年下來，那氣派不減當年。一長串落地玻璃鋼窗使長長的走廊撒滿了陽光。打了臘的硬木地板，雖然有些年頭了，還是把陽光反射到了高高的天花板上。一間間辦公室，厚重的橡木門看上去一模一樣。
我根據學校給我的房間號碼，找到了我要去的三樓的一間辦公室。辦公室的門是開著的。五六十平方米的大房間裏，隻放了兩張紅木寫字桌。兩個中年婦女各坐在一張桌邊，每人守著一摞厚厚的文件在工作。從她們穿的藍色列寧裝來判斷，她們大概在文革前就是政府的工作人員。
我自報姓名，說了我的來意。她們一聽說我是五十四中學那個誌願報名去黑龍江的畢業生，就熱情地站起來和我握手，把我帶到了和她們辦公室連著的另一間大會議室裏。
這間長方形的會議室比起她們的辦公室來得更富麗堂皇。窗上的掛著暗紅色天鵝絨窗簾，天花板上懸掛著一排水晶吊燈。房間中央一條長長的會議桌，是紅檀木的。桌邊上，擺著兩排配色的紅木靠椅。我簡直可以發誓，我一定在哪裏見過這間屋子。大概是在描寫解放戰爭的哪部電影裏國民黨高級將領們開軍事會議用的場景吧。看到我的神態，吳阿姨（她們兩人中年紀較大的一位）微笑著說，這間屋子確實在好幾個電影中用過。
然後吳阿姨拉出一把椅子，讓我坐下。
吳阿姨說：“我們仔細研究了你的申請表。你認得不認得在黑龍江的上海知識青年？”
我回答說，我認識瀟瀟，還通過她認識了兩位和她一塊兒插隊落戶的青年。我住的弄堂裏也有幾個去了黑龍江的，但走了之後我就沒見過他們。
“這樣子看起來，你對黑龍江的了解還是很有限的。”吳阿姨指了指她邊上那位稍微年輕一點的阿姨說，“我和唐阿姨為了工作需要，到黑龍江去過很多次。唐阿姨上星期剛從嫩江回來。她去看了兵團的農場，還看了幾個插隊的集體戶。在那兒滿多的知青，離開上海前我們都認得。
“這些青年在那裏真是像毛主席講的一樣，大有作為。我們上海去的幹部看到他們那樣刻苦努力，愚公移山，都很感動。這是很不容易的。我們想找你來，就是想和你談一談，看看你考慮的成熟程度到底怎麽樣。這是事關你一輩子的選擇，要是輕易決定的話，會得後悔的。”
我談到我上小學時去歡送黑龍江和雲南時的知青那種羨慕的心情；談到看電影《年輕的一代》時的激動情緒；談到69年珍寶島和吳八老島中蘇武裝衝突時，從電影裏看到被蘇軍打死的邊境軍民時我的仇恨心理；談到我視力不好不能當兵的遺憾；談到我對槍械的研究和興趣；也談到去黑龍江能把我所有的理想和願望都統一起來的理由。
我談的這些話，不外是把當時報紙上的陳詞濫調和我個人的探險欲望在革命的框架裏揉成一團。但我一定談得頭頭是道，等我談完後，兩位阿姨再也不來盤問我的成熟程度了。
吳阿姨又說：“學校跟我們講，你媽媽爸爸還沒有同意你去插隊。黨的政策是讓每家都留一個小孩子在身邊。你哥哥在服役，你媽媽爸爸要是不同意你離開上海的話，我們這裏是不會批準的。”
“這我知道。但我相信他們最終會讓我去的。他們在我這個年紀時都已經參加革命了。”
“哦…”兩個阿姨聽我這麽一說，馬上表示出一些敬意。政府工作人員的等級層次概念還是很強的。我在戲劇學院的環境裏長大，對這些不是那麽敏感。
“等你媽媽爸爸回來以後，我們會到你家裏去家訪。”
吳阿姨和唐阿姨送我下樓出了大門。一路上，唐阿姨老稱讚我多麽有理想，即使我不去黑龍江，留在上海也一定會有作為。不知為什麽，我總感覺，吳阿姨和唐阿姨都並不那麽急於送我去黑龍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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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紅衛兵團的兩個小記者采訪了我。過了兩星期，學校的麥克風裏廣播了我的誌願書。誌願書已經被改了不少，被加上了更多更肉麻的革命詞句。想想當時真應該答應紅衛兵團部的邀請，讓我自己來讀，在肉麻程度上我多少可以刹個車，不至於讓我聽了自己都臉紅。
這時五十四中學的教學樓前，從五樓頂上懸掛下來兩條巨幅紅色布簾，一條上寫著：上山下鄉幹革命！另一條上寫著：向葉秧秧同學學習！學校的油印校報上發了專欄采訪，把我描述成了忠實的紅衛兵戰士，卻沒有提到我加入紅衛兵的申請被束之高閣了三年。不批我入紅衛兵的理由是我太自由散漫。到了中三時，直到紅衛兵排裏的我的好友們發動攻勢，逼著班裏的排長同意投票表決，才把我拉了進去。
在這之後的一天上午，我接到通知去校革命委員會辦公室。推開門，看到鄧老師一人坐在辦公桌前等我。
盡管四年過去了，中學一年級野營拉練時，講孫悟空大鬧天宮出紕漏的事我還是記憶猶新。鄧老師當時極力主張在全校批鬥我，抓我的政治典型。現在鄧老師已經入了黨，還當上了支部副書記。聽說，他還是區教育局的新幹部培養對象，將來是要往上提拔的。
鄧老師笑容滿麵地站了起來，跟我緊緊地握了手，又請我在他對麵坐下。他今天的和善態度並不讓我吃驚。我在分配時的表現，應該是替學校在區裏爭了光。
我坐在那裏，心裏還是不自在。
我以前總是看到鄧老師穿著工人的藍帆布工作服。他們那一屆師範學院畢業生離校後都去工廠鍛煉了半年才分配到我們學校。剛來時，新老師大多穿著廠裏發的工作服。那時候，穿工人的帆布工作服很時興，是領導階級的象征。慢慢的別人都換了普通便裝，而鄧老師的這一套工作服卻穿了很久。學校工宣隊的隊長（同時也是校革命委員會的主任）和鄧老師穿著同樣的工作服，兩人天天在校園裏一起進進出出。
這次是我第一次看到鄧老師穿著藍色中山裝。大概經過了三四年，他的工作服終於磨壞了。他今天看起來興致很高。他說，你的誌願書對低年級學生起了很大的震憾，佷多學生也寫了決心書，表示畢業後也要到祖國邊境去站崗放哨。區領導在知青辦的匯報上還批了字，要推廣五十四中的經驗。鄧老師講了不下十分鍾，我一邊聽著，一邊點著頭，倦意上來，腦子裏開始開小差，警覺性也開始鬆懈了。
鄧老師突然話鋒一轉，對我說：“小葉，我想問你一件事。這事兒我記不太清楚了。我們過去是不是在一起討論過你畢業後的打算？我是不是對你談到過黑龍江？”
我的腦子裏一轟，人從半打盹狀態一下子清醒過來了。我抬起頭看他，我的眼睛正遇上了他那犀利的眼光。
他直視著我，用的是輕描淡寫的語調，而臉上卻明顯地流露出迫切期待的神態。
我看著他，想在他臉上找到一絲絲不自然的表情，或者一丁點內愧的眼神。我們的眼光對視了幾秒鍾，在他臉上卻一點也看不到這樣的神色，一絲一毫都沒有。他的眼裏充滿著期待和鼓勵的神色，等待著我的回答。
如果我接過他的暗示，說他曾經鼓勵過我，激發過我的革命熱忱，對我思想的成熟起了誘導和啟蒙的作用，最終導致我下決心放棄上海工礦去上山下鄉，那校報小記者一定會再接到任務，再來采訪我一次，再寫上一篇訪問記，發在頭版。區裏也可能會再批示。弄的好的話，市裏的解放日報或文匯報也可能轉載，那鄧老師豈不就…
隻要我願意合作，願意順水推舟的話。
我盯著他看，隱隱感覺到一陣噁心。他那張布滿了大大小小水痘麻疹的臉，此刻更顯得坑坑窪窪，格外醜陋。
他不可能忘記了幾年前野營拉練的事，不可能忘記了我講西遊記闖的禍。他絕對記得我是誰，也一定記得是他極力主張在全校大會上批鬥我。
“我不記得我們談過這件事。”
我站起身，說我要走了。
他坐在那兒，沒說話，也沒站起來。
一個星期後，校刊上還是發表了文章，說我感謝校領導對我的支持和幫助。還好，鄧老師的名字沒有出現在文章中。
這時我的願望就是讓這些喜劇性的事件盡快結束，我的心早就不在學校和上海了。但是班裏的同學們好像還沒玩夠。他們盯著班裏的紅衛兵幹部，特別是在紅衛兵團裏和營裏任職的幾個同學，逼問他們什麽時候報名去下鄉。幾天後，紅衛兵團副團長吳抗抗在學校布告欄裏貼上決心書，要求去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幹革命（沒提去哪兒）。這又給同學們提供了新的笑料。人家問他為什麽這麽含糊，問他是不是覺得祖國最需要他的地方是上海的全民所有製企業。
班主任沈老師再也沒來催我交那份畢業分配誌願書，隻是問我，媽媽爸爸什麽時候回上海。我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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