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分配誌願書
1974年暑假一過完,我升上了‘中四’,也就是當時中學的畢業班了。到明年五月,我們就要離開校園,走上社會,去祖國的天涯海角了。
說是去祖國的天涯海角,未免有點誇張。 69屆與70屆的中學畢業生那時是‘上山下鄉一片紅’。隻要不缺胳膊少腿的,到分配時統統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無一例外地去了農村。天南海北,數百萬‘知識青年’一下子湧到了以前城裏人連名字都沒聽說過的農村鄉鎮和山區海島。從中國最南邊的海南島,到最北端的大興安嶺,到處都看到一群群操著各地口音的知青,背著行李,箱子,鍋碗瓢盆,坐著火車,汽車,牛車馬車,從大大小小的城市,遷移到農村農場去當‘新一代有知識的農民’,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而‘奉獻青春’。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大概要算是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人口遷移了。老實說,管這一代青年叫‘知識青年’像是在嘲諷。 我們這些在文化大革命急風暴雨中長大的人,沒學到多少課本知識。 簡稱為‘知青’也好,一個不具內涵的符號,易講中聽,特指我們這一代並無書本知識的青年。
早期參加上山下鄉運動的年輕人中不乏熱血澎湃的誌願者。許多人劃破了食指寫血書,鬧著要去最邊遠最艱苦最貧困的地方。這其中不但包括了紅五類,更有大批文革初期的黑五類,這時根據領袖的指示稱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謂皇恩浩蕩。這些年輕人在城市裏背了父母的黑鍋,抬不起頭來,隻盼到農村去從零做起,用自己的汗水或鮮血來譜寫自己的曆史。
從我還在小學起,每到春夏之交,我們都被學校組織著,參加過不知多少次歡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活動。 幾十萬上海人在市裏的主要交通幹道邊,夾道歡送一卡車一卡車帶著紅花的知青緩緩的駛向北火車站。卡車有時一過就是幾百輛,我們的腿都站酸了。車上的男女青年,有笑有哭。有人興奮得歇斯底裏,唱‘語錄歌’,高呼口號,嗓子都叫啞了。相比之下,女孩子眼裏的淚花和惆悵畢竟要多一些。知青中最神氣的要數去黑龍江和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的了。他們穿著統一發放的綠軍裝,就差沒戴解放軍的紅帽徽紅領章了。聽說去雲南的知青還有不少遊過河去了戰火紛飛的越南和緬甸,參加了人民軍或遊擊隊,打仗英勇的還當上了將校軍官。
到我畢業時,上山下鄉一片紅的政策已經成了曆史,即使下鄉的上海知青也不用去天涯海角了。從1972年起,中學畢業生開始根據家庭具體情況分配工作,有的留城,有的下鄉。這以後的幾年裡,每年的政策大同小異。家中的老大一律下鄉,沒二話,叫作‘死檔’。這時他們已經不用去邊遠省份了,但還是可能去安徽江蘇的一些窮鄉僻壤。獨生子女,或者家裡哥哥姐姐都已下鄉的最小子女,可以留在上海父母身邊,叫作 ‘硬檔’或‘硬工礦’。 屬於硬工礦的畢業生會分配在市內的國家企業和工廠,享受全民所有製,待遇最好。夾在中間的孩子,上有哥哥姐姐已經下放農村,下有弟弟妹妹將來可以留在上海。他們叫作‘活絡檔’或‘軟檔’,地位不定,命運受到諸多因素影響。年頭好時,政策寬鬆,留上海的名額多,活絡檔裏的人可以留城,但會被分到街道裏弄的‘集體所有製’的單位裏。不但工資低一些,也沒有好的待遇和獎金。集體企業的工人好像屬於二流領導階級,比全民企業工人的社會地位要低不少,找對象也更困難,但比起下鄉當農民還是強。遇到年頭不好時,活絡檔也要下鄉,不過都可以留在市郊的國營農場。國營農場工人拿的是國家標準工資,每月回上海休上四天假,做一兩小時汽車即可,比當地地道道的農民還是神氣。活絡檔裏運氣好的,可以爭取去上海的技工學校,兩年畢業後,大多數留在上海市內。但是在那年頭裏,大家都想一次到位。上技工學校兩年後還麵臨一次分配,誰知道會不會去大西北支援內地三線建設。另外,進技校畢業後又成了小知識分子,接近‘臭老九’的地位。這種種因素讓技校並不受中學畢業生的歡迎。這年頭政治形勢多變,政策也多變,誰知道兩年後黨和國家的想法如何?
大概是二月份的一天下午, 沈老師和譚老師雙雙走進教室,每人手上捧著一摞厚厚的的紙張。沈老師笑容滿麵,譚老師也亢奮得很。不用他倆說,全班學生馬上知道他們手上捧著的是什麽東西了。這是我們等了許久的‘畢業分配誌願書’。
在這之前的幾個星期裏,同學們一直向老師打聽什麽時候發畢業分配誌願書。大家最關心的話題是今年分配留上海的名額多不多。死檔和硬檔反正前途已定,倒也瀟灑,活絡檔則是最緊張的。每次問時,兩個老師都說快了快了。大家都知道,一發誌願書,就意味著學校裏已經從區裏拿到留上海和去農場的名額了。
這時,沈老師和譚老師一人一邊,順著教室兩側的通道一步一停地走過來。每經過一張課桌,他們就從捧在手上的誌願書裏抽出一份, 放在桌上,然後對那個學生露出一個微笑,連對對那些平常最搗蛋的同學也不例外。
他們不久就要失去我們這些教了四年的學生了。
沈老師經過我的課桌後,我拿起了放在桌上的表格掂量了一下。厚厚的雪白鉛版紙,印刷質量一流,拿在手上重重的。這份誌願書的紙張的排版和林彪集團倒台時傳達的中央文件不相上下,不由讓人感到莊重得很。
當大家還在興奮地嘰嘰喳喳時,教室後側傳來一聲大吼:
“啥人要格種開國際玩笑的東西!儂留著吧!”
說這話的大個子周明坐在教室最後一排,是班上的‘壞學生’之一。 周明是中學裏和我打過架的幾個同學之一。他說完這話就把誌願書扔在了地上。
周明是家裏的老大,非下農村不可。對他來說,填寫這份表格和死刑犯在判決書上簽名沒多大區別。
全班學生的視線都轉向沈老師和周明身上。即使是在文革中師道尊嚴打得粉碎的年代,班上也沒人敢對沈老師用這種口氣說話。
沈老師的臉板了起來,對周明說:“把表格撿起來。”
沈老師這時的語氣,還偏於緩和。
周明一言不發,站起來離開了教室。
沈老師走到周明的課桌前,彎下腰,把地上的誌願書撿了起來,然後走回了教室的前麵。
她像是什麽事也沒發生一樣,對全班同學說:
“大家現在什麽也不要填。把表格帶回家,和爸爸媽媽好好商量,反複商量幾次再填。”
班上沒人說一句話。大家都心照不宣,也都知道周明說的一點不錯。畢業時,填表格隻是走個過場。班上大多數人的命運早已決定好了,爹娘生你下來那一刻就決定了。是老大老二或是老小,這誰也改變不了。說誌願嗎,笑話,我想搞軍工,周明想和他爸爸一樣進機具廠當鉗工。沒人奢望我們的理想會因我們在誌願書上填寫的內容而實現。
一紙誌願書,實際上是一張家庭情況調查表。在誌願書上讓你填寫父母兄弟姐妹的詳細情況,以便老師們逐門逐戶地到街道裏弄委員會去調查核實。 其中一項個人誌願欄,學校會不會去看都難說。
在班上我是最受羨慕的學生之一。我家兄弟倆人,哥哥當兵,我是‘獨留’,準留上海。哥哥將來退伍時,按政策是複員軍人哪來哪去,也能回到上海。這種情形是最理想的,兩個孩子都會留在父母身邊。
羨慕也罷,妒忌也罷,政策就是政策。照規章辦事,沒什麽好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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