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暑假一過完我升上了中學。我上的是位於康平路上的第五十四中學，也就是哥哥參軍前上的同一所學校。這時，為期四年的中學課程已經取代了文革前的三年初中，三年高中的六年中學體製。
和前一兩年相比，這時的學校教育略微走上了一點正軌。文革中的學校經過了停課鬧革命和複課鬧革命的兩個階段。到這時，不來學校上課已經不算是光彩的事兒了。一個學期的五個月中，學生花上一個月去工廠學工，另一個月去市郊農村的生產隊學農，接受工人農民的再教育。‘再教育’這個新名詞原來用於文革前的大中學生。他們受了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毒害，因此需要重新接受無產階級的再教育。 而我們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長大的孩子們，從小接受無產階級革命教育，為何還需要接受再教育，難免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嫌。學校教的課程還是文革中政治掛帥的一套，但有些數理化老師開始悄悄地往幹枯的課本裏多塞些內容。當然，老師這樣做時，不免要找些例題來證明所教的內容和社會主義建設或國防有這樣那樣的關係，不然會被扣上一頂‘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的帽子。學校裏的工宣隊和一些造反派出身的老師不時地要抓一抓‘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沒人想被抓成典型。
哥哥參軍後的這一年裡，除了爸爸媽媽每月從‘五七幹校’回家休假四天外，我都是一人在家，自由自在。吃飯原來包在裏弄食堂；上了中學後，中飯就在學校食堂吃。每月我帶著爸爸媽媽的印章去領兩回工資：五日去爸爸所在的青年話劇團，十五日去媽媽所在的海燕電影製片廠。領了工資，扣下我的二十元夥食費，付掉水電費，到戲劇學院房管科交掉房租，再給姥姥家匯款，剩下的錢就放進衣櫥裏的爸爸那件呢大衣的口袋。
我同學中的父母在五七幹校的比比皆是。我爸爸媽媽分別在文化局和電影局的幹校。這兩所幹校都在上海郊外奉賢縣海灘邊的鹽堿地裏，但相隔數十公裏之遙。兩所幹校每月的休假日不重合，所以一年中，爸爸媽媽隻有在元旦、春節、五一勞動節、國慶節這幾個節假日一同回家。因為哥哥不在家，這些節日也難算全家團聚。當兵的頭三年照例是沒有探親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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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開學後的第二個月，我們全校兩千多師生開始了為期一個月的野營拉練。在一望無際的公路邊，兩千多人排成雙列縱隊，前麵看不見隊伍的頭，後麵看不見隊伍的尾。每人背著背包，裏麵裹著被子，換洗衣服和襪子，加上家裏準備的宵夜點心，不外是炒麵或餅幹。 每天行軍走上五六十裏路，晚上睡在農民家裏。很少有床鋪，多半是在騰出的空房地上鋪一層幹草，再鋪上自己帶的床單。那時是一天行軍，一天搞政治學習。學習時，就在農民家裡讀紅旗雜誌或毛主席的五篇哲學著作（當時全國上下都在熱火朝天地學哲學）。在一個月內，我們要繞著上海郊區的外圍走上一個大圈子。
每天行軍途中，我們常常和公路另一側其他學校路線相反的行軍隊伍擦肩而過。 每所學校的隊伍一律由紅旗打頭，混身沾滿塵土的學生們一旦遇見外校學生，就大唱革命歌曲，用嗓門壓住對方。此刻全國上下的中學生都在拉練。這是國家備戰計劃的一部分。與蘇修的仗一旦打響，城市人口馬上要向農村疏散。我們能走路的自然不應該指望國家用有限的交通工具來運送我們，所以要練習我們的兩隻腳。上海已經開始統計常住人口，把沒有正式戶口而住在兒女家的老人們遣返回鄉。這時中蘇兩國在四千四百公裏的邊境上已經布署了一百五十多萬的大軍，虎視眈眈，劍拔弩張。
就在短短幾星期之前，我們還不知道中學一年級新生能不能參加野營拉練。當班的女教師沉老師宣布全校都一起出動時，班上響起了一片歡呼聲。 經過幾天匆忙的準備（買背包帶，襪子，做炒麵），我們就上路了。
沉老師約四十出頭，是數學老師。班上大部分男同學都挺喜歡她。她精力充沛，十分自信，不偏聽偏信，也不輕易給學生下斷語。學生中起衝突出問題，她總能找出公道的解決辦法，讓人心服口服。她一提高嗓門，大家都會規矩下來。在她上數學課時，班上最搗亂的學生即使不聽課也安靜得很。我們知道，有些女生不怎麽喜歡她。她對女生中瑣碎事兒的耐心程度顯然比較有限。
班上的男教師譚老師與沉老師處處相反。譚老師明顯地對班上的人事沒有多大興趣，能不說話時就不說話。一旦說話，特別是和女同學打交道時，我們常常看到他臉紅。他臉上的笑容往往沒有多大道理，讓人覺得是在用笑掩飾緊張。他特別不願意被卷入學生的衝突中去。學生打架，他用近乎央求的口氣來拉架，然後往往拒絕調查打架的前因後果，隻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讓人沮喪的很。
出發前學校裏來了上百個工人。那時的口號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他們是來當我們的楷模的。他們通通來自上海第二屠宰場，大多數是殺豬的屠夫。我們班上插進來了四個工人。出發之前，學校安排我們到第二屠宰場參觀，殺豬的情景到現在還曆曆在目。屠宰車間設在一個巨大的平頂廠房內。上百頭的生豬給圈在廠房的一角，嗷嗷地叫著，不知它們是否能從空氣中的血猩味兒體驗到它們麵臨的厄運。車間中央用兩條大約半人高的木板牆隔出了一條長長的通道，從豬圈的一直通向屠宰區。每次，一個工人從豬圈裏趕出一頭豬。那豬一麵低聲地哼哼著，一麵快步走向通道盡頭開放的那一端。在通道盡頭的出口外，一個高個子的工人雙手各拿一個熨鬥形狀的高壓電極在等待。等這頭豬一步出通道，高個子的工人迅速地把兩個高壓電極按在豬頭兩側，豬耳邊的毛上頓時冒出了一縷青煙。隨著一聲尖叫，這頭豬四腳彊直地像一塊石板似地倒在水泥地上。趕豬的工人這時走了過去，用一把一尺長的尖刀直直地刺進豬脖子裏。等他拔出刀來，“撲…”的一聲，一股長長的豬血射向空中，足有一人多高。兩個工人一起使勁地把豬身子扭過來，讓豬血噴入一個大木筒裏。等血流盡，拿刀的工人站上豬身子，上下踮跳幾下，把血水擠幹。然後，他們一起用鐵鏈上的鉤子把死豬吊起來。其中一人順著半空中的鐵軌推著死豬，一直推到車間另一角冒著蒸氣的燙水池裏上空，再慢慢放鬆鐵鏈，把死豬浸入池內。浸泡幾分鍾後，再把死豬吊回空中，兩個工人一起動手，用雙手扯豬毛。不用兩分鍾，豬毛就扯得幹幹淨淨了。接下來，一個工人拿起刮刀，把懸在空中的豬身快速清理一遍，再把它推進了下一個車間。
看到這時，兩個女同學嘔吐了起來，我們也沒興致去到下一個車間參觀了。
我猜想學校組織這次參觀的原意，是想要增進同學對來校工人們的敬意。結果適得其反，班級裏出現了兩個走在時代之前實行素食主義的女生。
我們班來的四個工人都是蘇北人。領頭的是一個六十多的老工人，對學生很和藹，而其他的三人從不和我們說話。他們之間一開口，聲音都很響，起先我以為他們是在吵架。大家都不喜歡其中一個叫姓殷的師傅。 他不但老是取笑同學的生理特點，比如短腿，招風耳等等，還取笑其他師傅的蘇北口音。其實他自己的蘇北口音一點不比另外的三個師傅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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