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營拉練去
1969年初，文化大革命的凱歌在神州大地回響之際，在漫長的中蘇邊境上正蘊育著一場真槍實彈的戰爭。
三月份，北部邊疆還是一片冰天雪地，在黑龍江和烏蘇裏江的幾個小島上接連傳來了中蘇邊防部隊交火的消息。打得最熱火要數烏蘇裏江心的珍寶島，坦克和大炮都用上了，雙方死傷人員都在數百以上。在這之後的短短幾個月裏，舉國上下的備戰氣氛急遽上升。城市裏開始挖防空洞，疏散人口。學校也開始了軍訓，學生演練在受到空襲或原子攻擊後的保護措施。我和同學們一麵津津有味地看著銀幕上中蘇兩國邊防軍人在白雪覆蓋的島嶼上大打出手，一麵在悔恨生不逢時，又誤掉了一場真正的戰爭。那時我絕沒想到，短短幾年後，我的命運竟會和影片中一個叫作吳八老島的地方緊緊地聯到了一起。
在這幾年裏，學校裏教的課程除了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之外，還是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數理化教育被兩門不倫不類的‘工業基礎知識’和‘農業基礎知識’所取代，教的是杠杆原理，水壓機的設計，和化肥中的氮磷鉀。大量的教學時間用到了‘學工’‘學農’和‘學軍’上。‘學工’‘學農’是到工廠和農村去勞動，‘學軍’卻不讓我們去軍營，而是在學校的操場上由幾個軍人教我們立正稍息正步走，連槍都摸不到，實在令人掃興。
當時在社會上公開流行的書籍除了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外隻有少得可憐的幾本‘革命文學作品’，像小說《金光大道》和《歐陽海之歌》，和潤飾過的《雷峰日記》。我們如飢似渴地讀了所有的能弄到手的書籍；從《看雲識天氣》我學會了認各種雲彩；從《赤腳醫生手冊》裏我初次偷窺了生殖器官的結構。有一次媽媽從《春苗》創作組帶回來一本中草藥手冊，讓我對藥草又感上了興趣。
最讓我們入迷的自然是古今中外的小說了。文革開始後，這些禁書仍然在地下渠道廣為流傳，隻是每本書都包上了一層棕色的牛皮紙封麵。一來保護這些珍貴的書籍免受損傷，二來是掩蓋真實的書名。封麵上大多是不寫字的，或者寫上假書名，以假亂真，讓你弄不情書的真內容。你翻開《毛選》第四卷，看的卻是雨果的《九三年》。公開發行的《金光大道》裏包的可能是左拉的《娜娜》。有些書的封麵都扯掉了：要不是書的主人故意扯掉書皮來保護自己，就是在流傳中把書皮給磨損了。你經常拿到一本沒頭沒尾的小說，照樣看得津津有味。巴爾紮克，契可夫，托爾斯泰，歐．亨利，這些作家都是我們的熟客。對我們成長影響最大的要數《牛虻》和《鋼鐵是怎樣練成的》這兩本名著了。讀著保爾．柯察金和牛虻的故事，我總覺得，他們的獻身精神比當時正在宣傳的英雄們要偉大數倍。
每看完一本好書，周圍的嚴酷世界似乎縮小了一輪，現實之外的宇宙又會擴大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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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哥哥滿了十五歲。哥哥最大的願望就是去當兵，當解放軍戰士。從1969年起，大城市的中學生分配實現‘一片紅’，畢業生統統到農村去，所謂‘上山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當兵入伍是年輕人最渴望的前途，而隻有極少數的中學生能如願以償，穿上軍裝。
文革後，部隊裏出現了招收小兵的現象。每年秋天的征兵季節一到，部隊軍官開始托人把自己十四五歲的孩子們送進軍營。這樣一來，這些軍官子弟還沒到中學畢業就逃脫了上山下鄉的命運。沒過幾年，這種作法成了一種社會現象。地方幹部也開始通過各種關係‘開後門’，把子女送去當小兵。哥哥就讀的上海市五十四中學，位於康平路上，是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上海市委所在地，高幹子弟雲集。雖然那時，他們的爸爸媽媽們已不得勢，但老關係還在。到了中學三年級後，同學們便開始神秘地消失。人走後不久，朋友們便開始傳看他們穿著綠軍裝，戴著紅帽徽紅領章，滿臉笑容神氣活現的照片。到臨畢業時，往往班上三分之一的學生都不見了 哥哥在去年十四歲時到山東去試了一回，但去晚了，那年招兵名額已滿。今年十月，濟南來了電報，讓他馬上趕到煙台市人民武裝部報到，關係已經替他聯係好了。
濟南電報到時，爸爸遠在安徽山區‘下生活’，媽媽也在郊區川沙縣寫電影《春苗》的劇本。那時電話還不普遍。哥哥拿著媽媽的來信，搭上長途汽車趕到川沙縣城，順著信封上的地址去找媽媽，去告訴媽媽他要離家當兵了。到了縣城一打聽，才知道媽媽信上的地址離縣城還有幾十裏路。他摸著黑，在星光下一路打聽一路走，到了媽媽的創作組所在的村裏時，已經過了大半夜。敲開了媽媽的房門，媽媽看到十五歲的兒子站在門外，她第一個反應就是上海的家裏出了大事。驚嚇之餘，才知道哥哥的來意。
哥哥入伍後在黃海邊的長山島要塞區服役。不久後我拿著他寄來的大紅色‘入伍通知書’。我到公安派出所替他注銷了上海市的戶口。下一次我見到哥哥是三年之後的事了。不用說，我是又替他高興又妒忌。我知道我當兵的希望幾近於零：我從小學三年級就戴著眼鏡。
在和平年代裏，軍裝大概與我無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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