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
如果說66、67年是紅衛兵大造反大破壞的年代，那68年就是小將們打內戰爭權力的年份。小將們打垮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政機構，自然而然就以為自己是響當當的革命事業接班人了。這時，紅衛兵組織名目繁多，山頭林立，猶如民國初年，軍閥土匪充斥神州。大家搶著接班，於是大打出手，直至動槍動炮。有些省份更出現省軍區和駐地的野戰軍各自支持一派，暗送武器彈藥；更有敞開軍火倉庫之門，讓自己的小將前來‘搶奪’軍械。在兵工廠密集的四川貴州等省，造反派直接開著卡車，到軍工廠去搬運最新裝備。雲南省的紅衛兵沾地利之光，在鐵路沿線攔截援越軍列，把車上的槍支彈藥通通歸為己有。一些打得厲害的城市，坦克和高射砲都用上了， 一時間硝煙迷漫。與運動早期相比 ，打倒上上下下那些‘打著紅旗反紅旗’的走資派要容易得多了。那些暗藏在革命隊伍裏的反革命不堪一擊，紅衛兵的皮帶和拳頭就足以把他們通通拉下馬了。
政治閱曆淺薄的紅衛兵們卻不知道，這時文革的目的已經基本達到，偉大領袖想要收拾的人，已經死的死，關的關，不成氣候。紅衛兵小將們此刻的自身價值不但直線下跌，而且還成了‘繼續革命’道路上的拌腳石。接班不接班且不說，造反派的內鬥嚴重地幹擾了偉大領袖的戰略布署。於是，領袖的親密戰友林彪元帥開始派軍隊進駐各級黨政機關，大專院校，以及宣傳文藝機構。鬧得厲害的造反派頭頭給戴上一頂‘五一六’份子的帽子，又抓又關，命運比走資派好不了多少。軍隊接管人員叫作‘人民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軍宣隊）。 一個連排級的軍代表瞬間成為一個單位的最高領導，決定著一批省軍級或地師級走資派的命運。不久後，又來了‘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即工宣隊，也是不可一世。這在當時被稱作無產階級占領上層建築。
無論如何，軍宣隊和工宣隊來了後，社會秩序多少有些正常化。比起無法無天的造反派來，這些軍人和工人的使命很明確，是把亂成一團糟的上層建築從打內戰的紅衛兵手裏接管過來。
當時，國民經濟陷入一片困境。工人農民大量捲入運動，生產似乎成了副業。認真工作的人還會被扣上“以生產壓革命”的罪名，不如領工資吃閒飯。各地原材料緊缺，工廠產量往往隻能達到文革前的幾分之一。混亂的狀態波及到嚴密管控的軍工企業，導致軍用飛機會在処女行中墜毀，子彈不能擊發，砲彈甚至炸膛。聽說駐紮在北京的北越軍事代表團為此曾多次提出交涉。上海的居民一月配給一斤豬肉一斤雞蛋，這在全國還是慷慨的標準。那時，似乎所有的日常用品都憑票購買，連肥皂奶粉也不例外。城市沒有就業機會用來消化大批中學畢業生，於是政府開始把年輕人冠以‘知識青年’的頭銜，送到農村邊疆，叫做‘上山下鄉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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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學院的造反派頭領侯邦琪沒認清形勢，卷進了上海的炮打張春橋事件。上海是張春橋的大本營。雖然張春橋在曆史上有叛變嫌疑，但此時是文革的紅人，江青的助手，中國政治舞台上的明日之星 。
侯邦琪被捕那天，我們正在院子裏玩耍。一聽到樓裏響起了一陣沉重的腳步聲，我們衝回樓道裏，正趕上侯邦琪被押上樓梯。
領頭的中年軍官沒帶軍帽，褪色的黃色軍裝上也沒佩領章。我們知道他是學院的軍宣隊隊長，一個團級幹部，此時任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幾天前，我還看到他和侯邦琪在學院辦公樓前，邊走邊聊，談的似乎情投意合。此刻，侯邦琪的雙手被銬在背後，兩個警察一左一右地摁著侯邦琪的雙肩，推著他走上樓梯。他們身後尾隨著兩個軍宣隊的年輕士兵和幾個穿藍色製服的公安人員。士兵沒持武器，而公安人員的腰帶上都佩著手槍。侯邦琪的衣裝淩亂，手臂上的紅袖章不見蹤影，草綠色軍裝的風紀扣也被扯開。他好像做過抵抗。
看到我們在圍觀他，侯邦琪使勁地挺起胸脯，甩了一下肩膀，想要掙脫按住他的手。而兩個警察則把他抓得更緊，撳下他的頭，不讓他恢複以往的尊嚴。
我們這群小孩兒跟著他們一起上了二樓。
在曾經是我家的大房間的門口，軍宣隊長轉過身，問侯邦琪鑰匙在哪裏。侯邦琪用他的下巴指了指左麵前的口袋。軍宣隊長解開扣子，掏出一串鑰匙，試了兩把，但還是打不開門。
他讓警察把手銬打開，把鑰匙串遞給了侯邦棋。
侯邦琪找到了房門的鑰匙，開了門。他們一行人魚貫而入，房門在他們身後關上了。
我們一群孩子在門外興奮地等待著。我怎麽也沒料想到，政治浪潮會如此迅速地轉向。這個學院裡人人懼怕的紅衛兵領袖，自己也沒逃脫他幾年來強加於別人身上的命運。
這時，弄堂裏的不少居民已經圍在我們小樓的大門口，嘰嘰喳喳的議論著。
我聽到一個中年婦女在用上海話大聲嚷嚷：“伊拉四號裏嗰事體那能嘎許督？！”
翻譯成普通話：“他們四號裏出的事情怎麽會這麽多？！”
四號是我們小樓的門牌號碼。
她說得一點不錯。這短短幾年我們的小樓裏已經出了許多事兒，今天又添上了新鮮的一樁。
大約過了二三十分鍾後，房門打開了，他們一行人又出現在門口。這次是侯邦琪領先，肩上抗著一個皮箱，兩個警察仍然緊跟著他。兩個士兵手上各捧著一摞文件袋，有一尺多高。軍宣隊長跟在最後。
他們前前後後地下了樓。出大門時，樓外圍觀的人們自動讓開了一條道，讓他們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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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邦琪被捕後，他的年輕妻子再也沒露麵，不知去了什麽地方。二樓大房間也被貼上了幾條彩色封條。每張封條的顏色不同，上麵都蓋著紅色大印。這些莊嚴的紅色大印有軍管小組的，有“上戲”革委會籌備組的，也有靜安區公檢法辦公室的。
‘公檢法’是當時公安局、檢察院、法院合並後的統稱。政府的這些執法部門原是各有分工，相互獨立，互相監督，起碼在名義上要保證法律的公正。文革一開始，這個係統就顯得太不方便了。為了服務於革命的需要，通通合並，以簡化手續。一條龍辦公，要殺要關，一個圖章就了事。要那麽多瑣碎的手續幹嘛？
看來侯邦倛的命運不會比爸爸的好。
每天經過這間打了封條房門緊閉的房間，我的好奇心與日俱增。貼著封條的房間照理是不讓人進去的。一天，我輕輕地轉動了一下那熟悉的黃銅門把手，發現房門並沒鎖上。
我找到哥哥，告訴了他這個祕密。我們一起來到門口，用小刀沿著門縫仔細地劃破封條 。
順著門縫割開封條會不顯眼。
隨後我們輕輕地推開房門，進到了房間裏。
此刻，這間熟悉的大房間裏空空如也。
我問哥哥知不知道這房間是什麽時候出空的。哥哥搖搖頭，示意讓我不要出聲。
這間沒有家具或一片紙張的空房間，比我記憶中的要大得多。幾個星期一過，地上已經積了一層厚厚的灰塵。我們從一個牆角走到另一個牆角。所到之處，地上留下了一串腳印，揚起的灰塵讓我們連連打著噴嚏。
這間房子裏充滿著我們的過去，而今天卻顯得那麽生疏。我心裡有一絲傷感，一層惆悵。我們順著牆沿輕手輕腳地行走，童年的記憶開始一點點地回來了。我們用小刀刻在醬紅色木窗台上的飛機還曆曆在目，而我們在那熟悉的米黃牆壁上畫的小人已經被一層陌生的雪白油漆給覆蓋得嚴嚴實實了。
看著這熟悉的已經不屬於我家的空房間，一股強烈的失落感讓我窒息。
我們輕手輕腳地走出房間，關上了房門，此後再沒有向任何人提起這件事，連爸爸媽媽都被蒙在鼓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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