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地出門
這天下午三點多鍾我回家時，媽媽已經在家了。
媽媽平時下班回家，要換上兩輛車，一般很少能在傍晚六點鍾之前到家。今天家裏還有一個麵熟的人，他正在用一卷皮尺丈量我家的大房間。我見過這人，他是戲劇學院總務處房管科的工作人員。以前我跟阿姨去學院總務處交房租時，每次都能會見到他。
他抬頭看到我，像見了生人一樣，麵無表情。
對文革開始後的這種變化，我已經習以為常了。有些從小見到我們就熱情地打招呼的叔叔阿姨，現在在路上迎麵走來，眼睛一碰上就移開了。我也當過幾次傻瓜。一次在路上見到一個小學同學的媽媽，也在戲劇學院工作。我主動叫了阿姨，人家則視而不見，讓我覺得活丟人。以後學乖了：當目光交錯時，先看人家的表情，再決定是否叫叔叔阿姨。相反，也有些叔叔阿姨，遇到時會把我們拉到一邊，壓低嗓門詢問爸爸媽媽的情況，或讓我們代問好。
我們家這間二樓大房間應該是樓裡最好的一間屋子。在解放前，我們這棟小樓的房主是當時的上海首富沙遜的管家，現在住著五家人家。我家這間主房是原主人的臥室，屋子朝南，陽光充足，冬暖夏涼。外麵連著的有頂陽台的麵積也接近屋子本身的一半，陽台直接對著樓下大花園裡的綠色草坪。
房管科這人從房間的一個角落量到另一個角落，然後在他的筆記本上寫寫畫畫。他很少看媽媽，也迴避媽媽的問題。媽媽說的不多，不過可以看出來媽媽在儘量壓製她的焦慮和煩躁。量完大房間後，他對媽媽說，還要看一下我家二樓半的小亭子間。那小間是爸爸媽媽的臥房兼工作室。
我隨著媽媽和他上了樓，看著他在小房間裏量來量去，又折騰了好一會兒。
媽媽這會兒直接問他，讓他解釋他在幹什麽。他嘟囔了幾個字，我聽得不得要領。可以看出來，媽媽這時已經在極力壓住火氣了。
這人走後，我問媽媽會發生什麽事。媽媽聳了聳肩膀，一句話也沒說。
文革後，我們已經習慣壞消息了。糟糕的事情一件件地發生在我們家和樓裡其他家庭，似乎永遠沒有盡頭。樓裡的笑聲早已消失了。父母遇到樓裡其他大人時，打招呼後也常常加一句：照顧好自己。今天這人走後，我預感到壞消息又會降臨。
第二天一早，這人又回來了。媽媽那時正準備去上班。
他一進門就對媽媽說：“總務處研究了，你們家的住宅麵積超出了上海市民住房平均占有麵積。”
他今天的語氣裡充滿冷冷的權威感，咄咄逼人。
媽媽這時已經有了準備。她鎮靜地反問那人：“那你是說？”
“你家樓上的小房間的麵積有二十四平方米。算下來，你們家四口人，一人有六平方米，這就是上海的平均住房麵積。樓下的大房間有四十平方，按你家人口算，麵積太大了。”
媽媽注視著他，沒接腔，等著他說下去。
他的眼睛下垂了一點，繼續說：“總務處決定要收回二樓的大房間。一個星期後房子要出空。”
媽媽問，戲劇學院總務處是否與爸爸現在工作的青年話劇團聯係過。
他回答：“我們不用和劇團聯係。這是學院的房子，我們有權收回。”
媽媽口氣平穩，鎮靜地答道：“按照國家規定，幹部調動工作後，住房權跟著人走。這間房子的所有權雖然屬於學院，但管理權早已是劇團的了。學院沒有權力收回這間房子。”
顯然，媽媽昨晚已經想好了對策。
那人一下子變得不耐煩了。
他說：“你說的這是文化大革命前的規定，現在這些條例都不算數了。要是劇團想給你們另外分配房子那最好。你們現在的住房不管怎麽說都是學院的。”
他臨走前又加了一句：“一個星期後房間要出空，要不然我們會把傢俱搬到街上。”
～
第二天我跟著媽媽到爸爸的劇團去。
劇團總務科接待我們的中年人很熱情。聽媽媽講明了我們的來意後，他歎了一口氣，搖了搖頭說：
“學院總務處剛剛打來了電話，告訴我們，他們要收回你們住的大間。按說，這樣做是不符合國家規定的，但現在沒人管這些。田稼老師在當年建院時做了那麽多工作，後來又教了那麽多學生，他們做的也太過分了。”
田稼老師？！這是文革前大家對爸爸的稱呼。這個叫法我已經很久沒聽見了。
他敢這麽稱呼爸爸，多半也是因為邊上沒旁人。
他雖然表示了同情，但顯然幫不上忙。
接著我們去了劇團造反派的司令部。媽媽說，我們搬家非有爸爸不行。媽媽要求造反派起碼讓爸爸能回家來幫著搬家。
又過了幾天，正當我們坐下吃晚飯時，爸爸走進了家門。
我們已經半年多沒見到他了。他瘦了不少，顯得很疲憊，比我記憶裏的爸爸顯老不少。
媽媽一點沒露出吃驚的表情。她顯然知道爸爸今晚要回家。她站起來迎了上去，拿下了爸爸的大衣掛在門後，又去拿了一付碗筷。
大家坐下來，開始靜靜地一起吃飯。
～
爸爸回來後，我們把原來的家俱賣了不少，又買了幾件比原來的要小得多的家俱，這樣可以塞進樓上的小亭子間。
當家俱店的搬運工把我們的黑色檀香木大飯桌搬走時，我和哥哥都很沮喪。從小到大，這張飯桌一直都是我們家庭的活動中心。在與父母飯間交談中，我們吸收了很多知識，也學了許多做人的道理。長大一些後，爸爸也在這張桌上教會了我們認字和下棋。每到星期天和節假日，全家會在這張桌上打撲克牌。從小時候玩的‘接龍’到如今的‘甩小二’，打撲克牌是我們全家在一起時的娛樂。我和哥哥的功課，從小也都是在這張桌上做的。當家具店的員工把這張大桌子抬下樓時，我孩童時代的許多美好記憶也隨之而去了。
爸爸媽媽的感覺一定也和我們一樣，隻是沒有表現出來。爸爸對我們說，新買的折疊飯桌很實用。他向我們示範，如何把新飯桌打開，再把它縮小後放回屋角。
我們告訴爸爸，我們還是不喜歡這張新飯桌。
～
一星期後，我們搬到了二樓半朝北的亭子間。幾天後，學院的工友來把二樓的大房間油漆了一遍。再過了幾天，學院的造反派的頭領侯邦琪和他的新婚妻子在這屋子裏舉行了婚禮。
舉行婚禮的前一天，學院辦事人員來告訴樓裏的小孩子們要留在各家的房間裏。婚禮那天，人聲喧嘩。我溜出去看時，正趕上兩個五十多歲穿著深藍色軍大衣的海軍軍官步入二樓的大房間。他們身後，跟著兩個年輕的警衛員。這時我們已經聽說上戲‘革命樓’後麵有東海艦隊在撐腰，看來不是謠言。
侯邦琪夫婦經常在家裡辦派對，每次都搞到深夜。第二天一早，我們會看到二樓大房間門口堆了幾箱空啤酒瓶。那時，喝一兩瓶啤酒都奢侈的很。看到這麽多酒瓶猶如天方夜譚，讓樓裡的孩子們對這些造反派新貴的氣度震驚不已。
侯邦琪的年輕妻子見人從來不打招呼，不知是要和我們這些牛鬼蛇神的家庭劃清界線呢，還是覺得自己格格不入。而侯邦琪在樓梯上碰到我時，常常帶笑地拍拍我的頭。
每到這時，我心裏總在想，他不至於不知道我是誰家的孩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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