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姨走了
這天晚上，我在床上翻來覆去地無法入睡。睡在房間另一頭的阿姨盡管壓低了聲音，她的哭聲還是清晰地透過床前拉著的簾子傳進我的耳朵。
“阿姨，不要哭了好嗎？我睡不著。”
阿姨的哭聲頓時停止了，但我還是能聽到她不斷地哽咽，間或吸入一口大氣。
過了不知多久，我進入了夢鄉。
我知道，明早醒來後，阿姨就要離開我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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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星期前的一個下午，我聽到媽媽和阿姨壓低著嗓門在說話。每當大人悄悄說話時，照例我就把耳朵豎起來聆聽。阿姨說，我知道田老師的工資扣了很多；我可以不拿錢，以後日子好了再還我就是了。媽媽說，這不可以；你的兒子和孫子孫女在鄉下還需要你每月寄錢回家。阿姨說，不要緊，我還有積蓄；隻要管我一口飯吃就可以了。媽媽說，你幫著帶大我倆個孩子，隻要我們有飯吃就有你的；可是劇團的造反派已經找我談過幾次了，說我們家有保姆是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要我給你另找一個人家做事。田稼最近送出的一封信裡，提到紅衛兵給我們兩個月的時間，替你另找人家。
田稼是爸爸的名字。
阿姨最仇視紅衛兵造反派。每當造反派來抄家時，阿姨從來不給他們好臉色看。紅衛兵問她任何問題，她一概說不知道，推說她沒文化。她那種明顯不合作的態度，換在別人身上，會自找苦吃。可是，阿姨是地地道道的勞動人民，無產階級，造反派拿她無可奈何。
“我不怕紅衛兵。他們能把我怎麽樣！”
媽媽提醒她輕聲一些，以免鄰居聽到。
媽媽說，一定替阿姨找到滿意的人家。媽媽加上了一句：“隻要紅衛兵知道我在替你找合適的人家，他們應該不會做什麽。”
我把偷聽到的對話告訴了哥哥。我們的結論是我們不久就會獲得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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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出生五個月後，阿姨來了我們家。阿姨的經曆像上海成千上萬的保姆一樣，家裏需要錢，就從安徽鄉下來上海找事做。為謀生糊口，山東人去闖關東，安徽和江蘇人到上海來謀生活。丈夫生病早逝，不滿三十的阿姨把年幼的一子一女留給婆婆照料，隻身到上海來當保姆。在來我們家之前，她在好幾家做過事。那些都是‘舊社會’裏的有錢人家。每次她向我和哥哥提起她在舊社會的經曆時，阿姨總是津津樂道。特別是提到來我們家之前做事的那一人家時，阿姨的神情總是戀戀不舍。那家人有十多個傭人，每人有嚴格的分工。四個孩子各有自己的保姆，那時我阿姨的工作隻是每天拖地板和清掃房間，隻有到過年過節時才去廚房幫手。她每次說這個故事，結尾都要加上一句：“共產黨有什麽好？我現在的生活哪有解放前好？現在裏裏外外什麽都要做，還要伺候你們倆個小猢猻。”
倆個小猢猻自然是指哥哥和我，而阿姨這話也近乎反動言論了。好在那時候無產階級講了反動話，能扣上的帽子充其量也就是思想落後而已。
我長大後，爸爸提到過阿姨剛來家裏時的情景。那時爸爸對她說，在新社會裏，我們的關係是同誌。你照顧我們的孩子，讓我們可以好好工作。這隻是革命分工不同，我們沒有上下貴賤之分。
阿姨則一聲不吭，看得出她不信這種說法。
我出生前不久，阿姨摔跤摔斷了胳膊，有幾個月不能工作。爸爸媽媽沒有解雇她，花錢去醫院替她醫傷，還請了她在鄉下的妹妹來家裏幫忙。家裏同時要花兩份保姆工資。我出生後，一時忙不過來，又臨時請了人，那一段時間，家裏同時有了三個阿姨。花銷很大，爸爸媽媽隻能向朋友借錢，而阿姨始終拿著全薪。這以後，阿姨和我們家的關係就發生了很大變化。從我記事時起，阿姨就像家裏的一員。她管著很多事。她去買菜時，直接從家裏的‘銀行’拿錢。我們家的‘銀行’就是衣櫥裏爸爸大衣的口袋。每次爸爸媽媽領了工資，錢往‘銀行’裏一存，現取現用，到月底一般很少有結餘。
爸爸媽媽經常外出搞創作，這時阿姨就成為家裏的大管家。她管教極嚴，說一不二。記得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很想吃蛋炒飯。那時我大概五六歲吧。我央求著阿姨給做蛋炒飯，阿姨就是不答應。我大哭，拒絕吃晚飯。媽媽那時不在上海，我就跑到弄堂口去等爸爸回家。見到我那付委曲的樣子，爸爸大概很吃驚。進家的路上問清了原委後，爸爸就問阿姨，能不能就給我做個蛋炒飯。阿姨扳著臉回答：“家裏又不是沒有菜，有葷有素，炒蛋炒飯幹什麽。你老是讓我不要寵孩子，這就是寵孩子。”
結果我就是沒吃成這頓蛋炒飯。
文革開始後，我和哥哥變得使阿姨很頭痛。 哥哥很不聽話，我也跟著學，常和學校內外的青少年打架。當時我們的家庭背景讓我們成為一些同學眼裏可以欺負的對象，非得打過幾次後，別人才不輕意來惹你。當同學們看到我跟著哥哥那群五年級的同伴們馳騁在校園裏，時不時拿起石塊來砸破幾塊玻璃窗那勁頭，自然也就不來找我們的麻煩了。
阿姨說：“你們現在都變成野孩子了。又會打架，又會罵人。這樣下去，等你爸爸媽媽回家後，我怎麽向他們交待？”
哥哥頂了回去：“那人家罵我們，我們怎麽辦？”
“告訴你們的老師或者校長。”
阿姨和外麵的形勢脫節太遠了。上個星期，校長還被中學來的紅衛兵打得流了鼻血。老師說的話，現在誰會聽？
我聽到媽媽和阿姨的對話後的幾個星期內，家裏一點動靜也沒有。我們開始懷疑阿姨不會走了。我們獲得全麵自由的希望也開始淡薄下去了。
今天晚飯前，媽媽告訴我和哥哥要聽阿姨的話，因為她明天就要離開我們家了。
阿姨要去小宋阿姨家做事。小宋阿姨是媽媽的朋友，在電影廠裏的同事。她不久前剛生了一對雙胞胎，搞得焦頭爛額，急需有人幫忙。小宋阿姨上星期剛來過家裏，還和阿姨聊了不少時間，原來是這麽回事！
第二天一早，阿姨帶著簡單的行李走了。臨走前她流著眼淚摟了我和哥哥一下。這使我覺得很別扭：阿姨在我的印像中總是那麽嚴厲，這樣的情感外露和她很不相稱。
媽媽眼裏也有淚水，她反複對阿姨說，小宋的人不錯，你會喜歡她家的。
阿姨走後，我和哥哥在愚穀村的裏弄食堂裏包了早中飯。我們自然很高興：從每月飯錢裏我們省下了不少零花錢。阿姨走時，爸爸還被關著。媽媽每天下班回家後，給我們做晚飯。媽媽這一輩子從來沒下過廚房，到這時也開始向鄰居同事打聽菜譜和做菜的訣竅。不記得是誰對媽媽說，炒青菜隻能蓋一次鍋蓋；蓋第二次，青菜就會發黃。我想了幾天，也想不通這其中的奧妙所在。我和哥哥這時都在長身體，每頓晚飯，桌上的飯菜照例吃個精光。
一天晚上，廚房裏傳出一聲金屬落地的砰然巨響。我跑進廚房，看到油煙迷漫，炒菜鍋扣在水門汀地上。媽媽楞在那兒，眼裏含著淚珠。幾秒鍾後，媽媽一腳把鍋子踢開，裏麵的紅燒肉飛了一地，然後跑出了廚房。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媽媽失去了控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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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記事起，媽媽經常離開上海去‘下生活’。她那時從演員已經改行作電影編劇。當她決定改行時，她申請學導演，結果廠領導決定讓她搞編劇。她抽菸的習慣就是這時候鬧情緒養成的。
每接到寫新劇本的任務，劇作家就得去主題中的生活環境去搜集素材。藝術家那時都要‘下生活’，即去親身體驗劇中反映的人物和環境。對導演和演員來說，下生活的過程往往是幾個月。而作者從構思階段起，就需要長期生活在劇中環境裡，直到完成作品，前後持續好幾年。每次接到任務，她就要打起行李，離開我們，去到那個在地圖上都找不到的村莊或漁港裡。除了每年過新年時她一定回家呆上一段時間外，其他回家的機會就是完成每一稿後回上海匯報。等領導閱稿後提出修改意見，媽媽又出發了。
每次媽媽回到家，我們奔上前去迎接，第一句話往往就是：“這回你這能呆多久？” 從這天起我們就時不時地在心裡倒計數，潛在焦慮感也隨著時間的推進而不斷升高，直至媽媽離開那刻達到高潮。稍大了些之後，我已經習慣了這個週而複始的過程，也學會了提醒自己：別難過，媽媽走了一兩星期後，生活就會一如既往，我們也會忘卻這段好時光。
文革開始後，媽媽就一直留在上海了。運動中，媽媽基本上沒挨整。她所在的海燕電影製片廠裡，三十年代的著名藝術家比比皆是，媽媽屬於晚輩。另外，她的革命工齡比爸爸短，而且自始至終在解放區工作，履曆表比較單純。當時廠裡的‘牛棚’（用來關押牛鬼蛇神）擠得滿滿的，媽媽的資曆和級別隻需要進‘羊棚’，可以天天回家。
最近，我經常去靜安寺的15路電車站等媽媽回家。我記不起來這個習慣是何時開始的，應該是某一天媽媽回家晚了，我有些惴惴不安。我看到媽媽那高興的勁頭，成了我這以後常去靜安寺等待媽媽的動力。
15路電車有兩段式的長車身，共有前，中，後三個車門。那時的公交車非常擁擠，在路邊等車要小心別被上下車的人流衝倒。從嘈雜的人流裡找到媽媽並非易事，而不久我就找到了竅門。我選擇了站在中門的位置。要是她從中門下車就會看到在人行道邊沿的我，而我隻需快速環顧左右，來回掃視前門和後門下車的人群。這個策略失敗的機率幾乎為零，我不記得有過一次在車站錯過了媽媽。
車站不遠有一個燒餅攤，下午賣的是剛出爐香噴噴的熗餅。媽媽會問我餓不餓，於是就買上兩片熗餅。一塊由我回家路上消滅掉，另一塊帶回家給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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