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當了半天的走資派】
自打我記事以來，我家就住在重慶市中區棉花街，一直住了近30年。
孩提時的棉花街是重慶市中區（現為渝中區）的一個有名的菜市場，地處解放碑和朝天門之間的小什字，毗鄰嘉陵江和長江的交界處水碼頭，交通購物都極為方便。1957年我家選擇這個地兒安頓下來，主要為了方便遠航歸來的父親。如今這條街已經消失了。
我的母親為了支持父親的航運事業，在風華正茂的年歲不得不放棄了理想的職業，成為一位不折不扣的家庭主婦，與此同時，不甘寂寞的她還擔任了棉花街（隸屬千廝門派出所的一段）的居民委員，一直連任十來年。
我小時候常常趴在我家四樓後窗上聽母親用清亮的嗓門為大媽大爺們唸報紙。“新華社X年X月消息……”母親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忠實於唸報的職責，此外，或鄰裏或夫妻或親子或婆媳之間鬧矛盾了，也會找上門來找王代表——那個時期，居民們把地段的委員都稱為代表——替他們調解。遇到棘手的問題，母親就會和趙代表、袁代表開個碰頭會琢磨解決的辦法。幾個代表都樂於為街坊鄰裏無私奉獻，她們是沒有一分報酬的，相當於現在的誌願者。
1966年文革爆發，居民委員帶著大媽大爺唱紅歌、跳忠字舞、學習毛澤東語錄那是必須的，我媽雖然唱歌老跑調，但也不甘落後，唱歌跳舞兩樣都沒有落下。不久，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遭到批鬥、抄家，棉花街也不例外。我家隔壁的鄰居姓曾，也被抄了家。我站在自家門口親眼看見曾家的半舊家具被一幫戴紅袖章的人抬走。但這些事情居民委員沒有參與，因為那是紅衛兵造反派的任務，他們可能是這條街上紅五類的子女，或者是附近的造反派組織。因為當時停課停工鬧革命，很多人都回到居住的地段搞鬥爭。到底是什麽人在領導和組織紅衛兵抄家，把黑五類的財產抄了之後又拿去哪裏了，我母親等居民委員一概不知。相反，母親是同情黑五類的。我記得，我們家隔壁的曾先生被抄家以後，我媽媽卻一如既往地稱他為曾同誌。那時候我才八九歲，居然擁有鮮明的階級立場。有一次，我忍不住質問母親道：媽，他是資本家，你為什麽還要叫他同誌呢？媽媽耐心地解釋道：“他不是官僚資本家，是民族資本家，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年少的我懵懵懂懂，哪裏理解這些深奧的理論，但好像明白了一點，那就是母親這樣做不無道理。
大約在1966年冬季的一天傍晚，一位神秘的大媽急匆匆來到我家，將手掌搭在嘴邊與母親耳語了一番，她走後母親向家人交代了一下什麽，就急急忙忙牽著我這個幺妹兒走出了家門。
冷風嗖嗖，夜幕低垂，路燈微弱，路邊人影模糊。一路上母親沉默不語，一種不祥的預感在我在心裏蔓延開來。
我跟隨媽媽來到朝天門向媽媽家投宿。正好向媽媽的家人都不在，我們在她家住了一夜。從媽媽跟向媽媽的交談中，我曉得了我們今夜出逃的原因。原來，棉花街的一個資本家的兒子揚言要打倒這條街的走資派——居民委員，就在這兩天動手。他們認為自己家被抄是居民委員策劃的。我在一旁聽得不寒而栗，唯恐自己馬上就要和母親一起遭到逮捕，成為渣滓洞白公館的小蘿卜頭。
大約媽媽不好意思連累向媽媽，第二天清早就帶著我離開了她家。一路上，她就像地下工作者一樣警覺地向四處張望，我心裏的恐懼猶如暴風雨前的烏雲更加濃厚。俗話說，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脫。我們剛剛走到家門口，就被幾個守候在此的年輕人截住了，他們氣勢洶洶地吼著一些我聽不懂的話，把我和母親硬生生地分開。路人和鄰裏立即圍了上來，隻聽人群裏的母親大聲叫道，小六，進屋去！我嗚嗚地哭了起來，眼睜睜地看著這幫人推搡著母親往解放碑方向走去。不，我不能丟下我媽。我一邊哭一邊緊隨其後，沒有想到他們居然把母親押上了解放碑的台子。
解放碑是重慶的商業中心，文革時期卻變成了政治中心。紅衛兵造反派的廣播站、大字報、大辯論、大批鬥在這裏鋪天蓋地展開，我媽媽家庭婦女、誌願者一枚，“官”至街道居民委員，居然還有資格上解放碑的台子挨批，實在是荒唐絕頂。
在那個動亂歲月，公檢法全都被砸爛了，任何一個人隻要有動機和膽量都可以隨便綁架另一個人，甚至將其置於死地。群眾鬥群眾、群眾鬥幹部、學生鬥老師等現象見怪不怪。
那日上午解放碑的台下站著黑壓壓的群眾一大片，兩個青年（其中一個帶著眼鏡，他們是兩兄弟，父母被打成了資本家）押著母親走上台去。還好，沒有敢毆打我母親，他們義憤填膺地指著我媽媽的鼻子說她是棉花街最大的走資派，又說我們家是有錢人，房子是榨取勞動人民血汗來的........他們根本不給我媽辯解的機會，我在人群裏一邊抹眼淚一邊踮起腳往上瞅，氣得咬牙切齒。我母親到底當過居民委員見過一點世麵，看上去非常鎮定，在我眼裏她就像麵不改色心不跳的江竹筠。她見縫插針辯解說自己是自願為人民服務的，不是走資派，又說自己的愛人從17歲上船做水手一直做到船長，是地地道道的工人階級，屬於紅五類，買房子的錢都是血汗錢……
那兩個青年打斷了我母親的發言，把那些扣在我媽媽頭上的“罪狀”翻來覆去地說了一遍又一遍。
我在下麵急得不可開交，很想回家去叫哥哥姐姐又不忍離開媽媽，在這燃眉之急，救星從天而降。一位紮著大辮子的姐姐跑上台去為我媽媽作證。這個大姐姐我認得，和我們同姓，好像和我大哥年齡差不多，是文革前的中專生，她家是台上那兩兄弟的隔壁鄰居，是抗戰時期逃難到重慶的上海人。她向台下的群眾作了自我介紹，然後說，王代表是一個全心全意為群眾服務的大好人，她愛人盧船長屬於工人階級，又指著那兩個人說，他們就在我家隔壁住，他家才是有錢人、資本家……
台下圍觀的群眾騷動起來，開始交頭接耳，那兩個青年麵紅耳赤地支支吾吾解釋道他們已經和資本家父母徹底劃清了界限。但是因為他們的前後交代自相矛盾，失去了台下群眾的信任，眾人感到憤怒和無趣，於是作鳥獸散狀。一場荒唐的批鬥大會就這樣結束了。我那吊在嗓子眼的心這才落進小胸膛。媽！媽媽……我高興地向媽媽奔去。
事後聽我四姐說，當時她和三姐也急得不得了，趕緊跑到25中去找二哥到解放碑營救母親。但等他們趕到的時候，這出鬧劇已經收場了。
很長一段時間，我和家人都對那位大姐充滿了欽佩和感激。如果當時沒有她挺身而出，我媽媽不知道怎樣下台。
那是發生在文革初期的事情，重慶血腥的武鬥混戰暫時還沒有展開，否則我媽媽不會如此輕鬆地從解放碑的台上走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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