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與黑 （1）
一清早，在華山路第二小學的棕色大鐵門外，又擠上了一片等著進校門的小學生。我擠在離門洞不到兩步的地方。時間已經過了七點四十五分，校內的上課鈴已經打過二次了。校門外的小學生們靜靜地等著，但都有些不耐煩了。幾個五年級的學生把守著校門。我知道，今天這些二流子們又要取樂子了。
臉上布滿青春痘的一個小個子好像是領頭的。他斜靠在大門邊，右手攔著門洞，惡狠狠地問最靠近他的那個二年級學生：
“紅五類還是黑五類？！”
“紅五類！” 二年級男生臉上一付自豪的神情。
“進去！”領頭的那個學生揮了揮手，讓他進了校門。
這個五年級學生問的是家庭出身，也稱家庭成份，簡稱‘成份’。‘紅五類’的定義建國後也有過變化。建國早期需要統戰，紅五類包括了‘工農商學兵’，即工人，農民（除去富農），守法商人，學生，和革命軍人。守法商人那時怎麽會擠進紅五類的誰也說不清，大概這個傳統是從抗日戰爭時期傳下來的吧。剛解放時，私人企業改成公私合營，商人還屬於黨的團結對象。後來私營企業都國有化了，商人成為了曆史概念。時過境遷，到了文化大革命時，紅五類的範圍縮小到了‘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農、下中農’。紅五類子女的血統純潔度得到進一步的提高。與紅五類相對的‘黑五類’指的是‘地富反壞右’，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和右派，都屬於人民大眾的敵對階級。理論上，這些壞人本來隻是‘一小撮’，但每一次政治運動都會揪出新的一小撮。解放後一場場運動連綿不斷，到了文化大革命時，被劃入敵人陣營的人數已經不少了。革命越深入，敵人的陣營越壯大，這種現象是非得用毛澤東思想中的革命辯證法才能理解的了。
等那個出身紅五類的小男生跨過門坎後，領頭的五年級學生轉向下一個低年級學生：
“紅五類還是黑五類？！”
這個學生是我同年級的，叫小笛。小笛神情緊張，猶豫著，好象沒想好怎麽回答。
一個等在人群裏的學生大叫了起來：“他家住枕流公寓，一定是資產階級！”
一聽這話，兩個袖手旁觀的五年級的學生頓時精神振作，走上前來，揪住了小笛的衣領把他拉到一旁。小笛連忙辯解：“我爸爸以前是小業主，他的商店早就交給國家了。我們家還有國家給他的‘進步商人’的獎狀！”
揪著小笛衣領的兩個五年級學生看著臉上長青春痘的小個子，等待他的指示。
“胡說八道！商人就是資本家！”小個子把手一揮，揪著小笛衣領的兩個學生把他拽到了一邊，左右開弓連抽了五六個耳光。另一個五年級學生跑了上去，狠狠地踢了小笛幾腳。小笛的書包掉到了地上，鉛筆盒和課本灑了一地。等他們放手後，小笛流著鼻血，蹲在地上把書包收拾好，哽咽著跨進了校門。當小笛低頭走過門洞時，長青春痘的小個子伸出巴掌，在他的頭頂響亮地拍了一下。除了長青春痘的小個子外，所有的五年級生都在哈哈大笑。小個子此時環顧四週，在找下一個對象。
下麵一個就輪到了我。
“你呢？！”
我暗暗地吸了一口氣，壓住了心裏的緊張情緒。
“紅五類！”
“那一種紅五類？！”長青春痘的上下打量著我，似乎不大相信。
我知道這次我不能說‘革幹’（即革命幹部）。目前除了軍隊幹部外，其它幹部都成了‘走資派‘，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下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對象。軍隊幹部則屬於紅五類中的堂堂的革命軍人，最紅，隻要說軍人就行了。‘革幹子第’在當時是一個危險的範疇，是以黑為主的；況且爸爸也不是什麽大幹部，幹嗎去沾那個邊。
我直著嗓門，對臉上長痘子的小個子嚷道:“革命知識分子！”
我雖然這麽說，心裏也沒底。知識分子也是一個危險範疇：知識分子有紅，有黑，有灰，有白，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總的說來，知識分子屬於可疑群體，他們的社會地位取決於種種內在和外在因素，以及千變萬化的政治氣候 。 在知識分子的稱謂前冠上‘革命’兩字，其實並不安全，搞不好還弄巧成拙。‘革命知識分子’可以是跟著黨打過天下的知識分子，像爸爸這樣的，在文化大革命前在台上的。這些知識分子在文革開始後沒被‘打倒’也都‘靠邊站’了，同屬‘走資派’。在我們小樓門前貼的大字報上，爸爸的名字已經被打上紅叉叉了。大字報上還給爸爸加了幾個頭銜：除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外，爸爸還是‘假共產黨員’，‘真國民黨員’，‘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在紅衛兵審查時，爸爸記不清他的入黨儀式是在文工團駐地的哪一個房間舉行的。盡管爸爸的入黨材料齊全，而紅衛兵小將們不能相信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竟會忘記這麽重要的曆史事件，那爸爸一定是編造了入黨的謊言，是‘假共產黨員’。皖南事變後，國統區一片白色恐怖，爸爸所在的抗敵演劇八隊被其隸屬的陳誠麾下第九戰區責令加入國民黨。根據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指示，為了保存隊伍，全體隊員集體加入了國民黨。雖然這段曆史在解放後曆次運動中都作了結論，不過紅衛兵說他是‘真國民黨員’倒也沒太冤枉。爸爸這時是上海青年話劇團副團長，知名話劇導演，說他是‘學術權威’也不為過。然而，爸爸的本事都是在革命隊伍裏學到的，被帶上‘資產階級’帽子實在莫名其妙，何況又是‘反動’的。‘反動’就是‘反革命’。爸爸十八歲參加革命，此刻正做著他熱愛的工作，幹嘛要去反革命呢！？
臉上長痘子的小個子打量著我，大概在思索‘革命知識分子’是不是可以算做好人。
這時，站在他右邊的另一個五年級學生貼著他耳邊悄聲說，“他哥哥是…”
哥哥也是五年級學生；原來他們認識我哥哥。
小個子揮了揮手，對我說：“ 你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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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班上一些家裏有問題的同學已經很少來校了。同班同學都住在一個街區，大家都知道各家的背景。紅衛兵來抄家時大家也都看了熱鬧，記憶猶新。偽造家庭成份既不現實，還會罪上加罪。這時站在校門口的鐵杆紅五類子弟，大多是工人家庭出身，發現你隱瞞出身，還不把你打得鼻青眼腫。文化革命前不久，我們還是地地道道、根紅苗正的革命接班人。現在，除非你爸爸還穿著軍裝，否則你的血統都打上了大大的問號。
其實早在我生下後不久，爸爸在政治上就摔了跤。我出生不久正趕上反右運動。在那場政治運動中，爸爸係裏的幾個學生和青年教師被劃為‘右派’，被送到邊遠山區去勞動改造，對此爸爸在院黨委會上曾經投下了反對票。反右那一年，爸爸漫長的革命工齡保他過了一關。而在一年後開展的以清黨為重點的反右傾運動中，爸爸成了學院黨委裏內的右傾代表人物，不得不反複作檢討。除了‘同情右派’的罪名外，爸爸在表演係的招生標準上又和院黨委費副書記發生了爭執。副書記認為，在戰爭年代的部隊文工團裏，“隻要有胳膊有腿，人人都能當演員”，而爸爸反對這個招生標準。他說，現在教育正規化了，學院招生除了形體（即身材），形像（即臉蛋），和語音等等標準外，還要具備基本的文學素質和藝術修養。在院黨委會上爭了半天也爭不清，於是爸爸就笑著對副書記說了一句，“那我們之間就沒有共同語言了”。原意是以此劃個句點，結束爭論，給雙方都下個台階。
幾個月後，在上海市委宣傳部召開的全市文教幹部會議上，陳其五副部長作報告，在羅列當前文藝界種種危險傾向時，不點名地說道：“戲劇學院竟有黨委委員在院黨委會公開說，他和黨沒有共同語言！”
坐在台下的爸爸吃了一驚。他才知道，費書記到市委宣傳部去告了他一狀。把爸爸與她在藝術上的觀點分歧上綱成了政治分歧。同時，還把爸爸與她在招生問題上沒有共同語言的說法，改變成爸爸和黨沒有共同語言。在全市文教幹部大會後，爸爸便成了院黨委會上的眾矢之的，連帶自己在山東大學的學生也有人踹上一腳。本來爸爸就痛恨人事政治關係，一氣之下，便辭去了黨委委員一職，隻保留教職和表演係副主任的職務。這以後，爸爸在上海戲劇學院被劃入了 ‘內部控製使用’的範疇。
不久以後，爸爸接到了為藏族班學生導演田漢的《文成公主》的任務。戲劇學院第一屆藏族班大多是農奴和牧民後代，藏文文化水平底子低，理解和扮演這樣一部反映漢族宮廷生活的大戲相對困難，排這個戲的困難極大。爸爸在教藏族學生的同時，也在業務上培訓教師的業務水平。最後《文成公主》被調到北京和拉薩公演，田漢寫詩祝賀，總理上台擁抱爸爸，外交部長陳毅招待各國使節看這個戲。回滬後，批評過爸爸的市委宣傳副部長請爸爸去他家吃螃蟹，算是解除內部使用了。
幾年之後，上海戲劇學院實驗劇團改為的青年話劇團，改屬文化局領導，獨立於戲劇學院及高教局之外。實驗劇團的演員都是多年來從表演係畢業的尖子學生。爸爸打了申請報告，調去上海青年話劇團工作，當了劇團的副團長和導演。離開了學院的政治糾紛，在劇團一心拍戲，演員們又都是自己過去的學生，工作的十分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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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們家也被抄了幾回。青年話劇團的紅衛兵是最客氣的，來之前還打了招呼，讓家裏的孩子們回避。 他們運走了爸爸媽媽的藏書和爸爸的筆記本，裝了滿滿一車。上海戲劇學院的紅衛兵也還算文明，隻是一個勁地釘著媽媽要銀行存折。我們家沒存折，這些學生怎麽也不信。你們倆兒掙的工資一月三百多，都怎麽花了。媽媽也說不清。我們家不奢侈，但也從不存錢。工資花完，下個月再領嘛。結果戲劇學院的紅衛兵隻把剩下的書和筆記本加上一些衣物拿走了。與資本家的家裏比，來我們樓上抄家的紅衛兵一定是失望得很。都是在戲劇學院的教師和幹部，家裏沒有什麽變天帳，或者是黃金地契之類的東西。
一天晚上，在吃晚飯時爸爸告訴媽媽，這天下午黎明中學的紅衛兵來過我們家抄家。黎明中學的學生就在青年話劇團隔壁。與大學生相比，這些高中生做事更無分寸，打人殺人往往都隨心所欲。他們來後，釘著爸爸索取青年話劇團的名冊，其中有劇團所有人員的家庭住址，包括一些著名演員，如祝希娟和楊在葆等人。爸爸就是沒給。紅衛兵氣不過，臨走前一個女紅衛兵解下她腰上的軍用皮帶，照著爸爸臉上抽了下來，然後揚長而去。
這年月和紅衛兵爭執是要有點勇氣的。他們可以為所欲為，打死你也沒人管。紅衛兵打死人叫作‘對某某人采取革命行動’，公安局從不過問。 紅衛兵小將的‘革命行動’，充其量不過是在革命中不可避免的‘過火行為’，而往革命火焰上澆冷水是萬萬不可的，要不就‘砸爛你的狗頭’，公安局裏也不例外。況且上麵明文規定，當前‘公檢法’（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的首要任務就是確保文化大革命的最後勝利。 前不久，上海有一對夫妻抄家時被打急了，男的拿了切菜刀和紅衛兵拚命，傷了幾個小將，被訂為‘惡性案件’，一星期後倆口子雙雙被法院判了死刑槍斃了。政治犯被‘公檢法’槍決的有不同的叫法，叫作‘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我怎麽可以把這本名冊給他們。”爸爸氣呼呼地說，“拿著這本名冊，他們可以隨意上哪家去抄家了。這是胡鬧！”
在爸爸的用辭裏，‘胡鬧’已經是個重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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