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和我的童年玩伴們從來都沒有奢望活到三十歲。每一個孩子都知道，等下一場戰爭爆發時，我們都會犧牲，成為烈士。那沒什麽大不了。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戰打完了，全世界的勞動人民都解放了，共產主義也就最後勝利了。死亡並不可怕，也沒什麽了不起。最好戰死在勝利前那最後的一場戰役裏，譬如說，那場攻占紐約華爾街的戰鬥。華爾街那些肥胖的資本家們殘酷地剝削了世界上窮苦大眾這麽些年，早該去見上帝了。我們倒是害怕戰爭來得太早，沒等我們長大就結束了。等我們長大，沒仗打了，那我們的生活還有什麽意義。
1957年我出生在上海，沒多久就趕上了59年到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現在沒人還相信那是一場“自然災害”了。沒有1958年的大躍進和隨之而來的全麵經濟崩潰，哪來的這三年災荒！我那幾年的片斷記憶都和食物有形形色色的關聯。記得有一天晚上天黑後，媽媽從她工作的上海海燕電影製片廠的食堂帶了一盒紅燒豬肉回家。我和哥哥沒等晚飯上桌，就把豬肉解決得幹幹淨淨了。我現在還能清楚地記得肉皮上的那些沒刮幹淨的豬毛。短短粗硬的豬毛茬子與美味的肥肉混在一起咀嚼，多少有些惡心，但絲毫沒有影響我們的狼吞虎咽。那時爸爸正在編寫辭海中的戲劇部分。新中國成立後編寫的第一部辭海，政治意義重大。編輯委員會設在茂名北路上的錦江飯店裏。錦江飯店當時隻招待各地黨政軍機關到上海出差的高級幹部，並不對外開放。飯店裏有一個內部營業的小賣部。在那樣困難的日子裏，小賣部還不時地有糖果和巧克力出現，因此我和哥哥不時地也沾上了爸爸編寫辭海的光。那幾年裏，上海的男女老少饑腸轆轆。而在農村裏，千百萬老百姓都餓死了。
1964年我上小學時，全國的形勢大有好轉。經濟複蘇了，人民的信心也恢複了。我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不久又爆炸了氫彈，發射了能運載核武器的戰略導彈。當時幾乎每個星期，報紙上都報道又有哪個亞非拉國家擺脫了殖民主義的枷鎖宣告獨立。隨著世界上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社會主義的陣營也日益壯大。記得一天傍晚，廣播裏報道了美國總統肯尼迪被刺殺的消息，我們高興得又跳又叫，“肯尼迪啃泥地了！”心想美帝國主義的總頭目一死，世界革命的勝利也就指日可待了！沒料到爸爸媽媽臉上一點兒興奮的表情也看不出來，隻是說，世界上的事兒沒那麽簡單。
不久後的另一個傍晚，爸爸從市裏開會回來，壓低著嗓門和媽媽說著什麽。我悄悄地躲在他們的房間門外偷聽，聽到爸爸說，黨中央已經作出決定，要公開反對蘇聯共產黨的修正主義路線，用論戰的形式展開全麵鬥爭。還說，社會主義陣營會麵臨分裂的危險。我告訴了哥哥這個消息，倆人都覺得不可置信。那時我大概還不到七歲，哥哥剛九歲。我們無法想象‘蘇聯老大哥’怎麽會在這樣重要的曆史關頭背叛世界革命。其實我們也不懂什麽叫‘修正主義’，不過聽上去不是個好字眼兒。第二天我們問爸爸，也沒問出個名堂，反被責備不該偷聽大人談話，還被叮囑不要到外麵去亂說。
盡管我們小小的腦子裏灌滿了這些宏大的想法，可一點兒也沒放鬆玩耍。我們幾乎天天玩好人壞人的打仗遊戲，如饑似渴地看‘小人書’，也就是連環畫。我們還不止一次地和樓裏的其它孩子在花園的草坪上挖洞，想挖到美國去。不料，沒過多久，我們小樓裏平靜的生活和外麵的世界一起開始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降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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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夏令營 （左起第三是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