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說過父親他們離開金城江被逼進十萬大山入越南的故事。有人跟我說「跟”喜福會”裏的一樣。」
我愣住了，怎麽會一樣？
突然領悟到，別人的哀痛，別人的生離，別人的死別。那都隻是，別人的故事。
故事也許一樣。痛，是自己的。怎麽會一樣。
原來是這樣，我們讀史，很容易被帶進事件的仇恨裏。可是那個痛啊，除非是我爸他們這樣的流亡學生；或者是那一個捂死自己孩子的媽媽；或者是在屋頂上喊我爸回家的我奶奶。那個痛啊，不是紮在自己心上，又怎麽能記得？
不記得痛的曆史，一遍一遍的重來。
從姑姆山的鬼門關爬出來之後，父親和一路相伴相隨的步雲伯伯失散了。因為我爸是傷員，在邊界被法軍的卡車撿起來送到救護站去了。我問爸：「在那裏受到什麽樣的照顧？」，他說：「自己躺了好幾天就好啦。」。俗話說的命硬，是不是說的就是我爸這樣的人？可是他竟然不是唯一的。我爸在台灣的兄弟之一，李伯伯，在蒙陽集中營裏當真死過一次。
蒙陽是個什麽樣的地方？根據我爸的描述，那是一個廢棄的煤礦區，山裏都是瘴氣，荒煙蔓草成天見不著陽光，最要命的是沒有淡水喝。沒有好久就病死了很多人。
他們是1950年1月到了蒙陽，父親記得沒多久就是農曆年。李伯伯是大年三十晚上「病死」的。盡管沒有過年的條件，但是過年的禁忌都有。沒有人願意大過年的去挖墳埋死人。李伯伯被放在一個小茅草堆裏。氣候不好停屍也不能太久，過了兩天，他們準備埋葬李伯伯。發現他竟然還吐著氣。李伯伯大難不死，後來娶得如花美眷，還是我媽替他出了一把力。
根據程伯伯在他書裏的記載，從十萬大山出來，豫衡聯中的張校長，就站在邊界上的馬路邊等他的學生們，每看見一個，就緊緊握住他們的雙手，好怕他的孩子們又失散了。張校長在台灣仙逝時，他的「孩子們」執子侄禮跪送。
張校長拉著這些孩子們就在路邊等，等了一天一夜，等到了一百多個學生和五個老師。
父親在救護站痊愈之後也進了集中營。在集中營和步雲伯伯重逢。
在集中營裏，學生們上山砍柴割草蓋茅屋，這茅屋是教室、是寢室更是法軍拘禁他們的牢獄，也是他們遮風避雨的安身處。
所謂安身處，就是有個一米寬，兩米長的被褥，可以讓渾身長滿疥瘡的學生坐在上麵找衣服縫隙裏的虱子。
所謂安身處，就是有個擋不了風、遮不了雨的茅屋，可以讓師長們開始授課，沒有書、沒有紙筆，沒有關係。知識都在老師們的腦子裏，學問在他們的心裏。
所謂安身處，就是有老師授課，有同學互勉的地方。
所謂安身處，仍然有天災，更有人禍。
1950年的北越沒有中國的戰火，但是有越盟和法軍的硝煙。被拘禁在蒙養的，除了學生，還有難民，以及一部分的國軍。法國與越盟打仗的同時也受到來自中國和美國的壓力。學生和國軍是他們都想爭取的對象，法國也有自己的打算。蒙陽距離戰事太近。 1950年春，法國將這一群棘手的人遷離蒙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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