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事 - 小戴叔叔和我
樺樹
1.
前幾天突然收到《新三屆》編輯、同學郭少達發給我的短信。
他說：“收到一封郵件，致你的，現轉你閱。
” 郵件內容如下：“請轉告樺樹女士。徐存悌已於2021年5月去世 -- 戴耀先”。
我愕然，隨即呼吸開始起伏，腦海裏突然冒出“滾滾紅塵”這個奇怪的比喻，意思不搭嘎，但在我的心底裏，前塵往事，一滾一滾，排山倒海地襲上心頭，昏灰裏飄著些許的淡紅……
和戴耀先叔叔失聯幾十年了，我曾尋他，未果。做夢也未料到，《新三屆》竟使我們隔著大山大洋，在網上重逢。
少達說新三屆現在已從小號變成了大號，全中國加海外的華人中都不乏眾多的讀者。
少達問：“戴耀先何許人也？” “嗯，70年代，是王樹聲的秘書。”
少達又問：“有故事的人？” “
沒有離奇古怪的故事，但少年時他對我的幫助，不會被忘卻。”
2.
次日清晨，北京時間，我和戴叔叔連上了微信。
我：“想知道所有的事情。”
戴：“這麽多年，一言難盡。”
我：“長話短說。”
戴：“一位同事在群裏發了兩篇你的文章，大家紛紛詢問：這是誰家的孩子？我由此查到了新三屆公眾號。如果不是這次聯係上，恐怕像小徐一樣，你也永遠看不到我了。我們現在住在幹休所，去香山的路上。我和你小祖阿姨身體均無大病，隻是瘦弱，小病不斷，頭發全白了，牙齒全掉了。”
我膽怯地：“沒想到您也讀了我的小文。不會找麻煩吧？”
他說：“做真實的自己就問心無愧。”
“寫真人真事很難。”
“你是個不會玩假的孩子，這一點我太知道了。”他回複。
我突然想流淚。
一閉眼我又看到那個相信我，鼓勵我，幫助我，照顧我的小戴叔叔。
3.
為什麽當年稱他為小戴叔叔，是因為我父母和所有的大人都喊他小戴，但我從不知道他確切的年齡。
那一年我跟隨爸爸媽媽從五七幹校返回北京，暫時棲身在東區西附樓二層的招待所裏。我父母丟下我一人，離開大院去做各自的工作，臨行時拜托王金城、徐存悌和戴耀先幾位叔叔抽空照看我一下。
徐存悌叔叔我是熟悉的，我想全院兒的孩子對他都很熟悉。文革開始後，全國上下各個機關單位都成立了文藝宣傳隊，我們院也不例外。好笑的是，嚴肅沉穩的家長們，個個都是人中翹楚，擁有些特殊知識和文化，但無法想象誰家的爸爸媽媽會去唱歌跳舞，縱躍在舞台上，大劈叉，倒踢紫金冠。所以宣傳隊員們都是不知從哪裏來的年輕人，他們容貌相當出眾，畫完妝後更是神采奕奕，眼睛像安了電池那樣一眨一眨地放光。徐存悌就是最引人注目的隊長。他們高聲朗誦，合唱，踢腿，舞蹈，讓我們這群八、九歲的孩子們看得眼睛發直，臉蛋漲紅，小心髒跳得快要飛出來了。
徐存悌和戴耀先是北京大學的同學，徐是俄語係的，戴是西語係德語專業，文革前畢業分配到我們院兒外國軍事部工作。聽說戴耀先也參加過宣傳隊，但他讓人矚目的原因並不是他跳過藏族舞。聽父輩們談起，說小戴叔叔的文筆斐然，寫過幾篇出名的文章，甚至還在大喇叭裏被廣播過，而且主要是他人品純正，因此被派去給王樹聲副院長做秘書。
我初次見到戴叔叔時印象深刻，他瘦高個子，兩道濃黑的眉毛，不太大的眼睛清澈明亮，衣著十分整潔，雪白的襯衣領子，看得出很在意儀表。他文質彬彬，清冷話少，讓人有距離感。
那時的我應該被劃為問題少年，不屬於調皮搗蛋一類，而是憂鬱冷漠。
回到北京後，我沒有上學，終日無所事事，獨自散漫遊蕩，就像落入了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懸空中，不敢掙紮，害怕掙紮得越厲害就陷落得越快。曾經的小學同學們已經變得陌生，斷了來往。
關照我的大人們裏，我竟然跟這個清高、不容易接近的小戴叔叔接觸最多。主要原因是他住得近，就在西附樓的三層。還有他不愛說話，我也不愛說話，免去了寒暄的麻煩，彼此瞟一眼就好像知道對方在想什麽。我常常看見王樹聲在主樓和附樓連接的廊子裏踱步，小戴叔叔背著手跟在他的身後，廊子上爬滿了白紫相間撲落落的蔓藤。
最初，他每次招呼我過去都是給我各種票，有的是文藝演出，有的是體育比賽。當時水平高的部隊文工團有總政，戰友等，什麽馬國光、馬玉濤、賈世駿歌唱家名字耳熟能詳。芭蕾舞我也比較愛看，千篇一律的《白毛女》和《紅色娘子軍》，看了一遍又一遍。
至於體育比賽嘛，我至今記得最清楚的是1971年4月在首都體育館舉辦的中美乒乓球友誼賽。那天我的座位很靠前，看得再清楚不過了。中國運動員個個繃著臉，神色凝重，整齊守紀律，特認真地打，中美水平相差得天上地下。而那個美國運動員叫科恩，整個一個大男孩兒，蹦蹦跳跳，隨隨便便的，一陣陣地引起觀眾們的詫異和哄笑。比賽進行到一半兒，他突然停下來，把一隻腳翹到乒乓台子上係鞋帶，還搖搖手跟觀眾笑著打招呼，那個吊兒郎當的勁兒，讓我突然特開心。隨即，內疚感湧出，我趕緊收斂了快樂，小心地偷看鄰近不認識的觀眾們是否注意到了我的臉。
4.
有一天，小戴叔叔問我：“你不上學嗎？”
我沉默。
又問：“你不讀書嗎？”
答：“讀。”
“讀什麽書？”
“這幾天讀《東周列國誌》”，我小聲咕噥了一句。
他眼神錯愕地看了我一下兒，不可思議地哼哼笑了兩聲。
5.
回溯到文革開始前不久，我進入了小學，學習了拚音寫字和加減乘除。然後就停課鬧革命了。我看著高年級學生把老師的頭發剃成陰陽頭，把謝老篆（學生給謝老師取的外號）的鞋頭剪去。人人都很亢奮，我也忐忑地跟在後麵瞎跑。跟鄰居的大孩子去北京大學看看不懂的大字報，又跟著姐姐去白石橋展覽館看紅衛兵抄家的物品，金銀首飾，琳琅滿目。
記得那天我暈車嘔吐，回家時央求姐姐不坐公共汽車。我們就那樣一站一站地走，走了足有五六個小時，兩條小腿都走斷了。到家後天色已經漆黑，筋疲力盡，然而又聽到了壞消息：陽台上養的心愛的小灰兔子都被勒令打死了。於是所有的委屈集中迸發，大哭一場，哭累得睡死過去。
現在想起，真如噩夢一般，爸爸媽媽哥哥姐姐在一段時間裏突然都不見了，我除了害怕，還是害怕。
終於複課了，我所在的二班被拆散，前幾年大院發小們聚會時才得知，拆散的原因是班裏學生太不聽話。於是我開始了逃學，逃避我所承受不了的種種。
一天，媽媽告訴我不用再假裝去上學了，捆綁行李去湖北襄樊黃集的五七幹校。於是，坐上了火車，媽媽給我穿上新織好的深粉紅色毛衣，燃起了我心底一絲小小希望的火苗。那幾天幾夜在火車上的感覺是漫長的告別，直到落地後的一個星期裏，站在那裏大地恍惚還在行走移動。
到了幹校所有的孩子跟著大人們一起在農地幹活，插秧，割麥子，摘棉花，種紅薯。偶爾有幾個家長叔叔給我們講一些最淺顯的課，但我什麽都有聽沒有見。
就這樣，從幼年起，我就開始真正失學。失學讓我內心茫然，恐慌，不知所措，不懂為什麽不能和別的孩子一樣？於是，我變得沉默寡言，藏在自己看不見的殼裏麵。
6.
我要感謝父親和兄姐留下了很多書籍，那是少年時代我唯一的精神療愈藥品。我之所以好讀閑書，是因為書籍數量實在有限，不夠讀的。父親後來親手給我做了一個特殊的書箱，打開站起來就是一個書架。無論走到哪裏，那隻沉重的書箱都跟隨著我，上中學，去農村，上大學，去工作，直到我出國。
從幹校回北京的那一年照顧我最多的其實是王金城叔叔，他看著我這個老朋友的孩子，日複一日像棵野草似地隨意生長，開始憂心。他叫我去他們家，給我講杜撰的古代蘇東坡的妹妹才女蘇小妹，教導我說長大要像她一樣；還讓他北大高材生的弟弟為我補小學的功課，然後做好吃的飯菜款待我。王叔叔的三個孩子筱蘇，紅進，小革都是我的好友，小革那時應該4、5歲。
不過，隻有小戴叔叔是唯一能看出我有心理糾結的，也許因為我倆氣質相近。之所以能夠跟他建立友誼，是因為他沒有用對待孩子的方式對待我，而是待我如朋友。
小戴叔叔是個漂亮的人，有很深的藝術造詣，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藝術範兒。他不僅能寫漂亮的文章，還會畫漂亮的畫兒，工筆畫，甚至還拉一手漂亮的二胡。高中畢業後，他懷著對藝術的癡愛，奔走於中央音樂學院、電影學院美術係等藝術院校的考場，但是他的父親更希望並要求他讀北京大學。他覺得終生遺憾，懷才不遇。
我揶揄地說：“您已經很幸運了，就沒人會希望和在乎我如何如何。”
他抬起頭，定睛看著我，沒說話。
我又說：“現在父母能管好他們自己就很不易了。”
他還是緘默。
我過生日那天，他送給我一張卡片，是親筆畫的一幅畫，精美無比。猜他的意思是，並不是沒人在乎我。
過了些日子，他介紹我認識了一位美麗倩巧的女子，個子不高，大眼睛，頭發茂密烏黑，臉上有著溫馨的笑容。
那是小戴叔叔的妻子，姓祖，我就稱呼她小祖阿姨。
7.
小戴叔叔夫婦看得出我沒有任何朋友，所以邀請我去小祖阿姨的父母家做客，並介紹了她的四個妹妹，還有一個隻有幾歲的弟弟小偉，我想那是“尾”的諧音。
那一天，是我有生第一次接觸到大院之外的孩子們的生活。 小祖阿姨的父母家住北京南城虎坊橋。那是鄰著馬路的一間屋子，被隔成前後兩處，前廳小到僅有幾平米，後廳較大，是臥室也是餐廳。我很吃驚那麽多的人住在那麽小的一間屋子裏，更吃驚那屋子處處潔淨無比，到處都被擦拭得光亮，一絲灰塵都沒有。
小祖阿姨的妹妹們都挺漂亮，而且活潑健康，嘰嘰喳喳，笑語歡聲。那種愉快的氣氛強烈地感染著我，我也坐在一旁悄悄地跟著傻笑。
她們都叫小祖阿姨大姐，大姐在家裏的威望比父母還高。更別說那個才華橫溢的大姐夫小戴叔叔了，全家人對待他極親切且恭敬，對我這個姐夫的小朋友，也就格外地關照了。
8.
大約兩年後，我終於獨自一人在北京北太平莊上了中學，深知不易，自然努力。
小戴叔叔一直跟我保持來往，他用很巧妙的方法影響我，他也知道用大道理教育我這個不按牌理出牌的孩子是沒用的。更多時候他是鼓勵我，毋庸置疑地相信我，人前人後故意地大聲說我讀書很行。
其實那一年我是十分吃力的，班裏同學都是學習尖子，是那百分之十考上高中的佼佼者。而我則什麽都不會，剛入學時門門功課零分，沒學過。
記得當年北京常常停電，我買了大把的紅蠟燭，徹夜讀書，看著那蠟燭一根又一根地燃盡。同學楊衛衛借給我從初一到高中的所有的數理化課本，我自學一遍，並一字不漏地全部背了下來。幸虧那時年輕，腦子尚未生鏽，內容盡管巨多卻也容易，期末考試時，我七門功課全部得了優等。
除了功課的壓力，我更大的問題是內心的極度孤寂。上中學的第一年，我隻有一個朋友，她叫張華，是個長得那麽好看的北京女孩兒，她讓我感到溫暖，後來我經常在夢裏想起她。
每個星期六晚上，同學們都回家吃晚飯，唯獨我沒有家。冬天，我常常穿起深藍色戴帽子的棉猴，戴上大口罩，步行到北太平莊22路公共汽車的總站，坐上車，咣當咣當地看著車窗外黑暗中的街道商鋪，騎自行車的人和忽明忽暗的街燈。待坐到前門終點站後，再乘同路公車返回。
9.
小戴叔叔不放心我，就讓祖阿姨的大妹去我居住的地方看望。大妹說周六去我們家吧，晚上就住家裏。
第一次我住在她家時很尷尬。就寢前我跟著她們姐妹出門走到幾百米外的公共廁所去上廁所，然後所有的孩子們都躺在一張很大的炕上。她們讓我睡在靠牆的最右邊，並給我留下較大的位置。很快大家都睡熟了，我聽著此起彼伏的深深呼吸聲，久久不能入眠。
第二天清晨，大妹又帶著我出去上廁所，隻見那從裏到外排了很長的隊。估計大家是鄰居，冷風裏哆哆嗦嗦一邊等待一邊相互問候調笑。好不容易進入了廁所，那撲鼻而來的濃烈氨氣差點兒把我熏暈了過去。
接著我們進入一家擁擠的小鋪兒吃早餐，她們要炒肝兒豆汁兒，又酸又臭我吃不了，就要了一碗甜豆漿和一個油餅。我把焦脆的油餅放入滾燙的豆漿裏，在那髒兮兮的吵鬧嘈雜中竟覺得美味無比。
上午，家來了兩位男青年，一個姓滿，一個姓馬。他倆各自背了一把吉它。大妹給我介紹說他們是住在牛街的回民，並問我是否願意跟他們學習彈吉它？
我點頭，說願意。
10.
學吉它的那段日子帶給了我喜悅，每天都默默期盼著周末去小祖阿姨家，毫不介意清晨爬起來去排隊上那個臭氣熏天的廁所。
小時候我學過一段時間的彈撥樂，所以初學吉它毫無困難。隻覺得六根弦，音域更寬了，每一個和弦的表現力都很強，用手指隨便撫弄幾下，嘩嘩啦啦的聲音就讓心底的淤堵情緒流瀉了出來。
我學的第一首曲子是《紅河穀》：“走過來坐在我的身旁，不要離別的這樣匆忙。要記住紅河村你的故鄉，還有那熱愛你的姑娘……”。那是多麽簡單的民謠啊，可我覺得它美妙動人。現在想想當年的孩子真是好養活兒，一丁丁點兒，就得到了滿足。
我每天放學回到自己的小屋後就開始練習，癡迷到常常忘記了吃晚飯。我的左手的每一個手指尖都磨得生疼，後來長出了厚厚的繭子。
高中畢業前夕，我背著那把吉它坐火車去了天津，上海，杭州，在蒙蒙細雨的西湖邊，沉浸在自己虛虛實實的幻想裏。後來我又背著它去深山裏插隊，教會了我的夥伴兒同學楊衛衛，她竟然彈得比我要好聽得多。
11.
工作後我不再需要被照顧，但和小戴夫婦仍保持聯係。那時的我們變成了大人對大人的朋友。
他常常幫我的忙，買書寄書之類的，我卻從未有機會幫過他。不過彼此不計較這些。
小戴叔叔很安靜，也很傲氣，他跟那些虛偽狡詐、拍馬溜須的不是一路人，他不喜歡的人，從不說話，連頭都不點，很不會做人。但是他很真實，尤其是麵對自己更為真誠。他還總說，我就是他的翻版。
不過每次見麵離開時，他都猶豫地皺著眉頭，很笨拙地叮囑我：“你不能跟我一樣啊，你有時需要說說假話。”
我笑。
強盜也不願自己的兒子去做強盜。
12．
理智上我了解現在的小戴叔叔已經是耆英老者，但我跟他微信談天，絲毫沒有違和感，感覺不出對方是個老年人。盡管幾十年不見，我不想也沒有願望索要他現在的照片。他那麽不通人情世故，是怎麽走到了今天？願我心中保留住這個謎。
我們對話的句子簡短，有趣，話中有話，挑戰智力。可見他思維敏捷如昔。對文字的吝嗇，是一種能力。
他是我的長輩裏少數具有獨立思想的人，是永遠保持心地年輕的人，是我心中所尊敬的佼佼者。
院內發小還告訴我，戴耀先先生是大家公認的德國軍事方麵的專家，他撰著和翻譯的《論德國軍事》《失去的勝利》《古德裏安將軍》《總體戰》及《閃擊英雄》等著作，都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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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哩哩啦啦，都是記憶的碎片，從一件小事聯想到另一件小事，時而時序顛倒，時而遠離主題。如同一條流動的意識小溪，拐七拐八，無目的地行走，稍不控製，就變成了其它的故事。真是有點慚愧抱歉，望小戴老先生見諒。
2022年8月9號於洛杉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