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你有沒有過這樣的經曆?當你回頭去看一段有些艱難的時光,會有一種隔著時空距離的篤定和輕鬆感,甚至會在不知不覺之間,忘記當初那種不知前方會如何的不確定性所帶來的巨大的焦慮?抑或是,一開始的那種難以自控的忐忑不安,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無端地慢慢變成一種似乎沒有依據的安全感?這樣的情緒,到底是因為疲憊,還是因為脫敏?
我還記得,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每次下班回家,我都要花上一個多小時,在車庫裏整理消毒我的工作用品,洗換衣物,用紫外小燈消毒車廂。雖然這些努力,有些後來被證明是不太必要的,有些則提高了我的個人衛生習慣。現在還繼續堅持著。但絕大部分都已經被我放棄了。
歸根結底,我們都沒有預料到,這不是一次衝刺型的短跑。
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有很多雙焦慮的目光集中到了口罩上。一月底,我給國內的同學和家人寄了些口罩。三月中,他們又紛紛給我寄來各式口罩。印象深刻的是,其中有五隻N95,繞著地球飛了一整圈,重新回到了我的手中。後來,我將它們贈送給了一位有需要的同事。得到他的贈言,“愚兄癡長數載,心內十分感激”雲雲----其實說起來,不過是很小的事。
可能當時,在那個情境中的我們,很容易就動用感情吧。如今想起來,覺得很溫暖。
某一天上班路上,我帶著煩亂的心情,坐在車流裏悶悶不樂。對未來的擔憂,很讓人抓狂。這時,我的手機突然叮咚作響,是我的大學校友燕子打來的電話。我想了想,沒有接。我猜她一定是要問我,孩子們該不該繼續到學校去上學?那時我真的不想回答這個問題,我自己也在逃避著它。關心則亂。並不因為所謂科學數據的分析,就能讓身為父母的我們做出感到心安的選擇。
接著,我收到了一條她發來的手機短訊。
“小樂,你大約在忙。今天我們去給你Fedex了一百隻工業用N95口罩,是上個月在家得寶搶到的。你在工作的地方,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小心再小心。”
我愣住了。感激和慚愧,一下子湧上心頭。
我的另外一位朋友,在同城一家兒童醫院工作的曉華,當時剛從國內探親回來。她說起國內的疫情,說起她健康欠佳的父親,心情十分黯淡。她的一位女同事聞言,想要給她一個擁抱,她推辭了。對方說,“不要緊,我不怕”。然後,堅持著給了她一個擁抱。
曉華說,那個擁抱,給了她很多溫暖的力量,她很感激。
有一天她說起,她們醫院陽性醫護的數量,已經是陽性患者的幾倍。兒童相對來說不容易被感染,這是全世界都覺得慶幸的一件事。曉華說,她也定了口罩,包裹到加州了。兩天後她要上班,她預算著應該可以抵達。我深知她的為人,不到為難處,絕不輕易朝人開口。
於是我說,不能指望郵包。我進城一趟,給她送些口罩。
她說,你郵寄幾個給我吧。本城應該可以第二天到達。
我說,我已經出門了。比起自己跑一趟,去郵局我更擔心安全。
一路很順利,車很少。君爸囑咐我,要調成車內空氣循環(笑)。
到了曉華住處的樓下,她早已等在路邊。我提前告訴過她,我那幾天上班很小心,自覺沒有症狀,我也戴了口罩。給她準備的包裹,我是帶著手套操作的。
我打開車窗,將包裹遞給她。她快速遞給我一幅她畫的水彩。然後她匆忙說到,她已有三周沒有出門,沒有見過任何人。
我笑,“從今往後,先確認彼此是否有感染的可能,是與朋友見麵的先決條件了。”
我朝她揮揮手,倒車離開。
我拿起那副水彩看了一眼,是一叢熱烈的向日葵。
下方寫著一行小字,《等待夏日》,送給小樂,2020年4月。
手機短信進來。有一行話,
“My life is secured. Safe drive.”
朋友之間這樣的玩笑,因為誇張,因為激動,竟然很有幾分動人。
我與曉華的友誼起始於學生時代,說來很是深厚。但是,她來本城進修的這三年間,我們也隻見過兩次麵。手機的便捷,讓人幾乎覺察不出還有與老友見麵對談的必要。我隻在她來此地的第二年,抽空去城裏見過她一次,吃飯閑聊。結束時我說,下次我來請。她說好。
第二次,便是這回在車旁的匆匆一瞥了。
再後來,她在疫情期間,畢業找工作,搬去了外州。
於是,我也隻能對過去的承諾食言了。
(七)
在回憶裏,一開始的那段時光,充斥著如上所述的焦慮和擔憂。回頭來看,有些情緒似乎是過度而不必要的。隻是,當我們身在其中的時候,我們無從知曉,也無從去把握那樣一個合適的度。
What if,是經常自覺不自覺地要問自己的問題。
我和印度裔醫生普麗常常一起工作。
有一天她問我,“小樂,我有點想搬出去住。你覺得呢?”
普麗是獨生女,和父母一起住,家境優裕。她曾說過,父母向她暗示,希望她休息一年。但是,普麗是一位獨立的年輕人,一直繼續工作。她唯一擔心的,也是害怕自己會將病毒帶回家,傳給父母。
我告訴她,我和君爸也討論過同樣的問題,最後的決定還是讓我在休息的時候居家隔離。一個是為了我自己生活的便利,一日三餐、衣食住行都方便許多。一個是為了孩子們,他們還是可以看到我在家裏,聽到我的聲音,有安全感。我曾想過,一旦我出現陽性症狀,我會搬出去住。這個提議,老實說我是有些心虛的。攜帶著病毒去旅館,傳播給他人?這種想法,也太猥瑣了一些吧。
我記得當時君爸說的話,讓我感到很溫暖。
他說,“那怎麽行?萬一你病重昏迷,在家裏我們還能及時發現,送你去醫院,在旅館裏你一個人,出了事怎麽辦?”
所以,我上述那個自私的想法,也隻是在心裏想想罷了。
普麗告訴我,她知道伍斯特有一家旅館,專門接待那些有隔離需要的住客,包括一些醫護人員,會給我們折扣價。旅館裏不設中央空調,對其他住客的危害應該比較小。
她說,她預定了四月中旬的兩周,要搬出去住。
我憂心忡忡地看著她,不知道該給什麽樣的建議合適。
雖然我馬上聯想到,在家裏我住的房間,我要不要把空調的出風口拿膠布貼起來?最後,我決定不開暖氣,避免空氣流動,這樣心安一些。好在已經是四月多了,天氣並不算太冷。
過了一段時間,我又遇見普麗。我問她,你去旅館住了嗎?
她說沒有。她說她爸媽采用了同樣的理由。怕她一個人在旅館出事,他們會更坐立不安。
她說,“我也一樣,我在家能看著我父母,我自己也放心一些。”
她說,“我和我爸媽,必須彼此生活在彼此的視野裏,這樣才能各自放心。現在和從前唯一的區別是,晚飯我們不在一起吃,我端回自己的房間吃。有一天,我媽媽抱怨說,她都快記不得我長什麽樣子了。”
說完她哈哈大笑。
與此同時,普麗是一位積極尋找結婚對象的可愛女性。她總是詼諧地說,
“病毒跟我的八字不合。在我的青春年華逐日逝去的危機裏,它給我的約會生涯設置了前所未有的障礙,簡直是大蕭條時代的再現。”
於是我笑說,
“普麗,快去嫁給現時現刻依然願意與你見麵的第一個人。那人一定值得托付終生。”
(八)
然而在工作中,當時的情況真是讓人沮喪。最難過的,是無法麵對患者的提問。
有一位患者,在我告知他有病毒肺炎的時候,他平靜地問我,
“那麽現在,您將會用什麽藥物給我治療?我將會有哪些選擇?副作用是什麽?”
我無言以對。
我感激他那份純然的信任,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麽去回答他的問題。
一個在通常情況下,我多多少少總會找到一些答案的問題。
難道我要實話實說----您不看看新聞嗎?我們目前沒有針對這個病毒的藥物。
這樣的話我實在說不出口。
在我們接受培訓的時候,經常要做的一件事,是要練習如何去給予患者不好的消息。我們常用的策略,是告訴患者,“很遺憾發生這樣的情況。不過,現在發現,比半年後發現要好。而且,這是一種可以治療的病情。現在,讓我們幫助你,我們一起來麵對它。”
這樣的話,一般來說,會帶給患者一定的安慰。我想,它源自於一百多年前特魯多醫生的那句名言,“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
可是在2020年的三四月份,在病毒肺炎還沒有確定的有效藥物時,是很難麵對患者那些殷切的目光的。我們所能給予的,隻有支持治療。吸氧、營養、調整水電解質平衡。那些不幸進入重症監護室的患者,他們需要接受更高級別的支持治療,包括呼吸機。
在精神上,我們所能給予的,隻有安慰。
有時,是醫療工作者強作鎮定的安慰。
有的時候,我甚至背離了不能給予false assurance----錯誤保證----的準則。對於相對年輕的患者,我會堅定地對他們說,你一定不會有事的。所有你這個年齡段的患者,全部都康複了。請你相信我們,我們有經驗。我個人認為,當我們沒有針對病毒的特效藥時,為什麽要讓這些身處負壓病房正在吸氧的患者,獨自去承擔那份沉甸甸的擔憂呢?擔憂那百分之幾的惡化的可能性?
不如讓他們卸下重擔,無緣無故地去相信,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康複。
我不想讓概率論成為他們康複道路上的障礙。
我不想讓困擾我自己的what if,去困擾這些和我相比處於更加危急境地的無辜的人們。
五月一日,瑞德西韋(remdesivir,昵稱“人民的希望”)獲得FDA批準,用於治療病毒肺炎的重症患者。一開始因為藥物不夠,隻能用於每分鍾吸氧4升及以上的患者,後來漸漸放寬到所有需要吸氧的患者。在這個過程中,每一步的進展,都讓大家感到興奮。
再到後來,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發表了數據,RECOVERY這一臨床研究表明,對吸氧患者而言,地塞米鬆激素療法,降低了病毒陽性患者的28天死亡率。我們的手中,終於又多了一項武器。
大約是六月裏的一天,有兩位醫生出現在我和普麗常呆的電腦室。電腦室裏有一台小小的咖啡機,他們來喝咖啡。其中一位長者,一位年輕人。
我隱約看見了那位長者的名牌。他前不久剛剛因為病毒肺炎,進了重症監護室,上了呼吸機,情況很是危急。看到我們倆,他們便問,臨床上情況如何,於是大家很親切地交談了幾句。
我問那位長者,是否介意告知,當時是如何感染上病毒的。
他說不介意。他說是因為給一位病毒陽性的患者氣管插管,估計是因為病毒的濃度比較高,即便戴了N95,手術室裏當時有好幾位同仁被傳染了。他是病得最嚴重的一個,自己也沒想到。
我很想問,那您現在又跑回來上班了?不害怕嗎?
但是,看著他的笑臉,這個問題我很難問出口。
他們端著咖啡離開後,普麗對我說,
“你知道他旁邊那位年輕醫生是誰麽?”
“不知道”,我搖搖頭。
“他是心髒科的某某,之前也感染了病毒,順利康複了。很多康複了的醫護主動捐血漿給我們的血庫,正好他與長者的血型相配,於是他們成為了我們這裏第一例實驗性輸注康複者血漿的案例。”
“並且成功了!”我興奮地說。
“是的”,普麗也笑。
啊,多好,這些在同一戰壕的人們,這是否就是所謂的,過命的交情?
是的,這就是我想說的,在這場戰鬥中人們最終找到的三駕馬車,瑞德西韋、地塞米鬆,和康複者血漿。雖然後來,對於康複者血漿的效用存在著一定的疑問,但對當時的我們,它是很多人的心理支柱之一。包括患者,包括他們的家人,也包括我們。
(九)
大約在四五月份的時候,疫情到達了第一個高峰。我的腦海裏有一些場景,揮之不去。
我記起這樣一位老人,病情危殆。她的女兒是她的醫療代理人。
我記得這位可敬的女兒對我說,
“我的母親已是高齡,患有老年癡呆症。我不希望她再繼續受苦,也不想她去占用ICU的床位。把那張床留給更需要它的年輕人吧。”
說完,她在電話裏小聲地哭了起來。臨了,她對我說,
“醫生,謝謝你為我們大家做的一切。你一定要小心保護自己,千萬不要感染到病毒。”
此刻再次想起那個場景,想起那曾聽在我的耳朵裏來自一位陌生人殷切的囑咐,很容易將淚意再帶回眼裏。
記得有另外一位高齡的老人,重病纏身,情況也很危險了。
她很希望能繼續接受所有可能的治療。她對我說,
“我的孫女兒這個夏天將會從法學院畢業,我很想能撐到她畢業的那一天。然後,我便可以安心地走了。”
回想起這些話,怎能不讓人淚下?是啊,我們都是人,具備人類的共通情感。無論源自何種種族、信仰或文化。
那段時間,醫院禁止任何探視者。除了臨終患者,被允許有極短的家庭探視時間。
雖然殘酷,實屬無奈。
我記得有一位臨終的老人,獨自躺在病床上。在那個幽靜的房間裏,亮著一盞小燈。因為疫情,他沒有探視者。空氣裏輕輕回蕩著一支悠揚的曲子,是電視裏發出的山泉流水聲,很寧靜,也有些憂傷。老人已經處於深度熟睡中,在藥物的幫助下,看不出他有明顯的不適。他當時接受的是臨終關懷治療。
我想起之前和他妻子的對話。
他的妻子告訴過我,他是一位成功的父親,一位慈愛的祖父,一個好叔叔,一個熱心的朋友。在電話裏,她向我回憶起他的一生。遺憾的是,她和家人無法在他的床邊,握著他的手,陪他度過生命裏的最後一段旅程。
我走進房間,在床前蹲下,握住了老人的手。他蒲扇般的大手溫暖、厚實,他的麵容平靜。
那一刻,無人能替代他的孤獨。
我的心裏很難過。任何一個人,都不應該有這樣孤獨的告別。
出來後,我遇到了他的護士。護士告訴我,她和我做了同樣的事。在床前坐著,陪他靜靜地坐一會兒也好。在心裏,就當作是他的家人在這裏陪他吧。
有一天,有另外一位老人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轉,我正在電話裏高興地告訴她的女兒這件事,我們都覺得很開心。忽然,我的同事向我警示,說這位老人的病床發生了緊急情況。
“她不行了”,同事看著心電監護,朝我大聲喊道。
我的心砰砰直跳,我艱難地朝電話的那一頭喃喃道,“對不起,你母親好像不太好。”
我匆忙掛了電話,衝到病房裏。那位老人顯然已經是彌留狀態了。
老人的願望是DNR,拒絕心肺複蘇術。
我與護士攙扶著她,讓IPAD另一頭她的女兒能再看看她。她的女兒流著淚,抖抖索索不知道說些什麽好,隻是不停地喊著Mom。
我問她,你想不想拍一張照片?她點點頭,匆忙中按下了按鈕,拍了一張照片。
那天晚些時候,老人的侄子要求來看她最後一眼。當他出現的時候,我有些為難地囑咐那位中年人,“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是,病毒的事,還請千萬擔心。”
他神情凝重地點點頭。
我再次經過病房門口的時候,看見他戴著口罩,握著老人的手,深深地低著頭。
這就是告別了。
千古艱難唯一死。
從此,不再有親愛的媽媽。不再有親愛的阿姨。
在伍斯特工作的這幾年,我經常遇見拒絕心肺複蘇術的老人。
通常我聽到的說法大約是這樣的,
“我已經擁有了一個漫長而幸福的人生,我對自己的一生感到滿意。當我要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希望能自然地離開。我不願意用機器維持生命,全身插滿管子,像一個植物人那樣活著。我不願意用這種掙紮的方式苟活於世,我更希望讓大自然去做它需要做的事。讓一切順其自然。”
很多時候,我試圖跟這些老人解釋,同意采用心肺複蘇術,並非等同於願意使用機器來維持生命。由於現代醫療科技的發展,有時候,短期的生命支持療法是有可能將他們帶回到有質量的生存狀態的。我希望他們在知情的情況下,做出符合他們自己想法的選擇。
是的,在記憶中,有很多感染了病毒的老人,選擇的都是DNR。作為一個成年人,我十分欽佩這些勇敢的靈魂。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人生的道理。
(十)
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我的同事阿尼莎曾對我說過,
“小樂,如果你那麽害怕病毒,我可以幫你管理陽性患者,你就幫我管陰性患者好了。”
阿尼莎是那麽溫柔敦厚的一個人,總是設身處地,事事為他人著想。我從來沒見她和誰紅過臉,也從來沒有聽到她說過任何一個人的壞話。她總是那麽的善解人意,誠實可靠。
可是,六月初,突如其來,我們得知她不幸患了一種嚴重的疾病。
我一度覺得憤慨,難以接受。
當時我有一位朋友,頗有些“冷酷”地回複我的疑問,
“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這件事不存在什麽好人有好報的法則,純粹隻是幾率問題。我們這些沒有得病的人,隻不過是因為命運暫時的看顧罷了。”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在情感上,都不太能接受如此理智而冷靜的看法。
七月裏的一天,我去阿尼莎家中探望她,她的狀態很好。
我記得,我們盤腿坐在她家的沙發上,我聽阿尼莎平靜地敘說著她的遭遇,和她內心的想法。我們喝著茶,吃著一些鬆餅。我知道我能做的很少,能聽她談談話,也僅此而已。她的孩子們將客廳讓給了我們,乖乖地呆在隔壁房間。她們和阿尼莎很相似,溫柔、靦腆,安靜地朝我微笑,客氣守禮。臨走的時候,我一一擁抱她們,她們回以害羞的擁抱和感激。我想,孩子們多少是知道她們媽媽的情況的。這讓人傷感。
八月的一天,我在國內的父親重病。一開始的時候,醫生說,因為老人家心髒血管條件的限製,他不能接受手術治療。
媽媽在電話裏哀哀地說,“那你爸爸就可憐了”。那是說到爸爸無法手術,因為年紀大了,也沒有化療的可能性。實在讓人一籌莫展。因為疫情,我也無法回國探望他們。
痛苦之際,我將這件事告訴了阿尼莎,她給了我很多關心和安慰,我由衷地感激。
或許是因為這些有些沉重的事,讓我漸漸沉默的吧。
我多麽希望在我的腦海裏,關於這一段的回憶能夠翻得快一些。雖然它快不起來。
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夢見了爸爸媽媽。在夢裏,他們那麽年輕。我好象還是一個小小的孩子,被媽媽抱在懷裏。我坐在媽媽的臂彎,轉頭向前方看去。隨著媽媽的步伐,一晃一晃地向前移動著。
好象這麽多年過去,我從未曾長大。
醒來我悵然了很久。
有一天,我在手機上和大學同學聊天。哥哥和弟弟走過來,問我在做什麽。
我告訴他們,我在和我國內的同學說話。
弟弟對我說了一長串的話,我聽了很久才聽明白。
他說,請我告訴我的朋友,如何當一名醫生,然後,我的朋友們就可以教他在中國的外婆我的媽媽,如何當一名醫生,然後那個在中國的外婆,就能知道怎樣去治好我父親的病了。
一陣暖暖的感覺,從我心裏流過。
哥哥接著問我,“你的父親病得厲害嗎?他會死嗎?”
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孩子這樣尖銳的問題。
過了很久,我告訴他,
“外公一定會沒事的。等病毒結束之後,我帶你們回中國去看他們,好嗎?”
孩子們歡呼起來。隻是,我心裏並不知道,我能否守得住這份承諾。
(後記)
人們常說,一天的時間很長,而一年的時間卻很短。在我的回憶裏,似乎還存在著其他一些細節可供回想,然而此刻,我似乎也抓不住更多鮮明的場景,來向你敘述我在伍斯特所度過這沉默的一年。回憶將每一天的緩慢與拖遝浮光掠影般濾過,隻攫取了以上的幾幀畫麵,將其餘的一切變成了一個混沌而模糊的快進過程。
12月中旬,醫院開始疫苗接種之後,醫護人員的感染率迅速下降。但是,因為節假日的到來和疫苗排期問題,全美迎來了疫情爆發以來最大的一個高峰。
人們忍不住會想,如果疫苗能早點出現,早點通過,哪怕早兩個月,會不會避免這個高峰的出現?可能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疫苗是新生事物。而目前的現狀,已經是人們所能獲得的最大努力的成果了。
2020年,我在工作中告別的生命,似乎比以往要多。
這是一個讓人悲傷的事實,也是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然而,從我所見到的這片小小的井空裏看出去,我眼中的他們,離開的時候是平靜而安詳的。
我從這些離去的人們的身上,看到了什麽是真正的勇氣。
是他們告訴所有活著的人們,以這樣的勇氣繼續前行,繼續努力地生活。
轉眼之間,又是一年的四月。而這個四月,似乎比上一個四月,要多了很多的希望。
伍斯特,你會同意我以上的敘述嗎?
(全文完)
作者說:本文醫院場景的節選,後來被編輯發表於某一期的《世界博覽》,這裏發的是當時的原稿。謝謝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