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歲月----工農兵學員生活回憶---（162）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Years ---- The Reminiscences of My Workers-Peasants-Soldiers -Students’ Life from Autumn 1973 to Spring 1977 (162)
照片為西南師院校園及北碚城區的照片 攝影：清衣江
此文為原創。
為什麽近來我們要強調我們應該如何應對當代中國文學作品英譯的這個問題，主要原因是我們必須讓更多人意識到文學翻譯是一門硬功夫需要通過艱苦的學習才能掌握的，不是每個懂得中英雙語的人都可以成為譯者。
大體上雖說翻譯是沒有一定的標準，這在文體上是可以說得過去的，但翻譯的錯與不錯，對與不對這是有一定標準的！原書具在，人的判斷力具在，這是有一定標準的。理解原文隻是翻譯過程的起點，不是終點。對於那些確實具有翻譯潛力的人來說，當務之急就是要強調這種顯而易見的道理，還要適當提高這種意識。
而最好的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就是開辦一些研修班或大師班，每個班的人數不超10人。大家化一兩周的時間互幫互助，提高對英語語域的敏感度；但對英語不是其母語的譯者而言，這種英語語域的敏感度的提高是很難奏效的。一門語言，如果譯者沒有從小就生活在其中，要想既能夠駕輕就熟地使用英語，又敏於捕捉英語的句子節奏和語域，要想達到這種熟練程度是相當困難的，尤其是那些更為口語化的語域中更是如此。
另外，還要比較不同的翻譯方法，比如說翻譯《紅樓夢》時楊氏夫婦（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和戴乃迭夫婦）的極簡主義譯法和霍克斯（英國著名漢學家）的極繁主義譯法。其次，還要保證出版物編輯工作上要稱職，甚至有時候不要將出版編輯工作做得一塌糊塗。
英語讀者對當代中國文學作品缺乏興趣，國內的出版商對此也要承擔一部分責任。因為他們很少在英語國家出版這類作品。至於那些在中國國內出版的英譯本，國外的推廣和發行工作做得非常糟糕，在國內出版英譯本的唯一一點好處，就是保證少數對中國文學頗感興趣的讀者能夠輕易地獲得此書。在國內出版中國文學英譯本的做法，降低了國外出版社出版這些作品的可能性。
我們除了要避免因出版編輯的錯誤而造成對英譯中國文學作品的損害之外，我們還需要做更多積極有益的譯文校對工作。我們應該不斷地潤色譯文，直到忘記了它們是譯文，當英語讀者閱讀這些中國文學的英譯文，而是象一扇明淨的窗子一樣，即便把我們和我們所觀察到的事物隔開，也無所覺察。
另外，我們對於翻譯素來是不讚成逐字逐句地直譯，我以為如果譯文忠實於原文，在不損及原文意義的這一翻譯原則之內，為韻音起見可以自由移譯原文中的字句----或先或後，或析或綜。我們必須打破逐字譯法的主導地位，鼓勵譯者們更加努力地捕捉文本的情調和韻味，而不要總是擔心是否與原文做到了字字句句對應，特別是譯詩更不能字字句句對應的翻譯。
譯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把原文看懂了，還要譯出來是“詩”才行，原文都還沒有看懂，那就說不到甚麽譯詩不譯詩了，若有人在國外讀書，與西人接觸較多，請把我們上麵陳述的理由直接向他們問問，或者你就不回懷疑我這個道理了。
逐字翻譯的方法適用於翻譯法律文件一類的文本，因為對於這類文本而言，是否與原文字對應比閱讀時通不通順更重要。政治分析家們在讀《人民日報》社論時，倘若發現沒有“four modernizations”，而隻有”modernization”，他們就可能會明白這究竟意味著什麽。
因此，如果這一類原文中確實含有“四化”或者“四個現代化”，我們就要完整地翻譯出來，不能隨隨便便就把“four”給省略掉了。但是，如果在一部長篇或短篇小說的對話中，某個務實肯幹的人物隻是順便提了一下“四化”，那麽”modernization”甚至是“getting up to date”可能比其完整地翻譯出來更能抓住原文的意思。
‘做小說或者翻譯小說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別是翻譯詩歌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這話是很正確的，我們對於任何事情都不要把它看容易了，因為山外還有山，人事的進步是沒有止境的。但是如果若有人問，做詩是怎麽樣的一回事呢？做詩究竟容不容易呢？有人說做一般的打醬油的詩是很容易的，不過做得好，做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
照文學發展的順序來講，詩歌是最原始的東西，最早的文字是詩歌。詩歌發展到了某種階段的時候，才知道尊重散文。由散文更進一步才產生了有組織嚴密的小說或話劇之類。所以，原始詩歌就好像原始的單細胞動物一樣，極其簡單。
我記得德國人格洛舍，所著的一本叫著《藝術之起源》，其中也談到詩歌的起源，他引用了原始人的詩歌來做例子，有一首詩是澳洲西北部的土著人所唱出來的，是嘲笑一位跛腳的人。
那詩是---------
哦，那是什麽腳喲，
哦，那是什麽腳喲，
你這混蛋有的袋鼠腳喲！
袋鼠是前腳短，澳洲特產的動物，就以這樣簡短的兩三句話便組成了一首諷刺詩。這似乎已經夠簡單了，但是還有比這更簡單的，隻有一句話便可以成為一首詩。例如：
酋長是不曉得害怕的喲！
據說這是南美洲的波多黎各人讚美他們酋長之歌，隻是把這樣簡單的一句反複唱出，便自然成了節奏。
為了減少原文的總體損失，成功的文學翻譯必須要譯者對原文的某些方麵做些改動。詩歌翻譯就是一個再明顯不過的例子。但譯者本人現在不想太深入地討論詩歌翻譯問題，譯者隻想說一個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任何一首上乘的詩作都是用詞，節奏和韻律的有機結合，缺一不可；
所以譯者不可能用另外一種語言再現原詩。他隻能在兩種選擇之中選一種：要麽盡量將原詩的表層意義譯出，刻意將原詩的氛圍衝淡，就像給電影配字幕一樣；要麽就在原詩的影響之下重新創作一首詩。這兩種策略間的差別在高本漢（瑞典著名漢學家1889年10月－1978年10月）和龐德（美國著名詩人1885年10月---1972年11月）對《詩經》的處理中體現得最為明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