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這個詞，在古時候原本是指無業遊民。後來，又逐漸增加了“不務正業”“為非作歹”的含義。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流氓”已經成了一種極具政治意味的罪名。它不僅意味著下流、無賴，更意味著一種道德上的“敵人”。
而我第一次被扣上“流氓”這個帽子的時候，隻有五歲。小時候，我和大多數同齡孩子一樣，上過幼兒園。那是六十年代末，一個月十二塊錢，吃喝拉撒睡全在幼兒園裏。在那裏，有我童年的快樂，也有很多說不清的困惑。
老師告訴我們：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美國的小朋友像《賣火柴的小女孩》一樣可憐；台灣的小朋友連菜葉子和香蕉皮都撿來吃。我聽得難受。於是偷偷把幾天舍不得吃的饅頭攢下來，交給老師，希望她能轉給台灣的小朋友。每天早晨，我們都要站在毛主席畫像前敬禮、背誦“老三篇”。那個年代，人活得小心翼翼。一句話說錯，輕則挨批，重則成了“反革命”。
我小時候膽子很大。有一次，一個小朋友罵我“孫子”，我立刻學會了這個詞。為了顯得自己懂得多，我竟隨口把報紙上的一個領導幹部也罵成了“孫子”。結果被鄰居聽見，告訴了父母。我被狠狠打了一頓。我當時特別不服：說一句“孫子”為什麽就要挨毒打？那要是說“重孫子”，是不是該槍斃了？
那時我根本不懂什麽叫文化大革命，更不懂什麽叫反革命。四合院裏，有個小夥伴的奶奶，是個特別善良的人。每次見到我，不是給糖，就是給點心。可有一天，她被綁在院子中央批鬥。一群不知道從哪裏來的人圍著她，罵她“地主婆”，有人揪她頭發，有人把她往樹上撞。我完全無法理解。在一個孩子眼裏，誰給我糖吃，誰就是好人。
我哇哇大哭，大聲喊：“奶奶不是壞人！”父母嚇壞了，趕緊拿毛巾堵住我的嘴，小聲哀求：“你個小祖宗，別給家裏惹禍了。再哭，腿都給你打斷！”可我還是不服。隻是嘴被堵住，再也哭不出聲音。
幼兒園裏還有一次“吃憶苦飯”。槐樹葉拌著棒子麵，黑乎乎一團，看起來像狗屎。老師要求每個孩子都必須吃，用來體驗舊社會的苦難。老師自己已經吃了三個。我隻咬了一口。那東西堵在嗓子眼，怎麽都咽不下去，眼淚都出來了。趁別人不注意，我偷偷把嚼過的“憶苦飯”吐進了課桌肚裏。結果課後檢查時被發現。老師把我揪出來，當著全班批評。我那時才五歲，卻偏偏嘴硬，不但不認錯，還跟老師頂嘴。氣得老師都哭了。從那以後，她開始恨我了。
真正改變我一生的，是後來發生的一件事。有一天課後，老師讓我留下，說父母會提前來接我。晚上，父母沉著臉把我帶回家。這一次，我終於聽懂了大人們在說什麽。原來，班裏一個小女孩告訴老師：我們在一起玩拍手遊戲的時候，我把手放到了她兩腿之間。老師立刻下了結論：“這孩子在耍流氓。”她馬上通知了我父母單位的黨委書記。父母所在單位的領導特批他們請假，提前把我帶回家。那天，老師嚴厲批評父母：“你們對孩子教育有問題。這樣發展下去，將來一定會走犯罪的道路。”
那天晚上，父母爭論了很久。母親說：“不打，以後就真成流氓了。”她是共產黨員，一向相信“嚴格教育”。父親卻說：“一個五歲的孩子，他懂什麽？他不可能是故意的。”父親是非黨人士，剛被打成“當權派”。兩人爭吵了很久。最後，我逃過了一頓打。
可從那天起，“流氓”這個詞，像烙印一樣刻進了我的心裏。我開始害怕自己。我會反複問：那個孩子真的是流氓嗎？那是一種犯罪嗎？一個五歲的孩子，真的會對異性產生欲望嗎？
很多年以後，我已經成年，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再和年邁的父母談起這件事，他們隻是無奈地解釋：“那個年代，誰都不敢大意。弄不好，全家都會出事。”母親單位曾有個孩子開玩笑說：“我們家有槍。”結果，他父親立刻被抓去審訊。幾天後，因為受不了折磨，自殺了。
後來我讀了很多書。我從沒見過哪個真正的流氓，是從五歲開始的。可那個“流氓”的標簽，卻伴隨了我整個少年時代。我甚至會下意識地約束自己，仿佛身體裏真的藏著某種危險的東西，隨時可能“發作”。現在回頭看，那並不是一個孩子的問題。那是一整個時代，把恐懼、政治、道德審判和荒謬，強行塞進了孩子的世界。我們這一代漂泊海外的人，回憶起那個年代時，常常會想：我們當年那些仰望、疑惑與恐懼，是否終於可以被理解？我們是不是終於明白：那不僅僅是一場政治運動，更是一場深刻的文化災難。
這是以前寫的文章，做了一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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