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如何發出自己的聲音：拉丁美洲的例子

今年早些時候，和平與外交研究所（IPD）組織了一次關於拉丁美洲的虛擬圓桌會議，以討論加拿大在該地區利益的性質和範圍，IPD 更廣泛的工作計劃是關於加拿大在拉丁美洲不斷變化的利益。不斷變化的國際秩序

圓桌會議探討的問題和觀點包括：相對於歐洲和亞洲等曆來優先考慮的其他地區，拉丁美洲應在加拿大的戰略地圖中占據什麽位置；是否有可能設想與巴西等主要區域參與者在氣候變化和環境治理等特定問題上建立更深入的夥伴關係，盡管我們對加拿大優先考慮的其他問題的看法可能不一致；以及加拿大以自己獨特的聲音、價值觀和觀點在該地區發言和存在的戰略重要性。關於後一點，如下文將詳述的，曆史證明加拿大如何能夠奉行獨立的外交政策，同時與美國鄰國保持良好關係。

圓桌會議由加拿大外交界最傑出的“拉丁美洲主義者”吉列爾莫·裏什欽斯基（Guillermo Rishchynski）精心主持，吸引了具有廣泛專業知識和參與該地區事務的與會者，並自由地交換了意見和觀點。

許多與會者指出，盡管加拿大與該地區有著悠久的接觸曆史和積極的關係，但加拿大隻是斷斷續續地、短暫地給拉丁美洲帶來了高層持續關注。這被認為是不協調和不恰當的，因為拉丁美洲屬於我們所屬的半球，也因為該地區從一係列角度對加拿大具有明顯的重要性，包括重大的商業和投資利益，以及一係列當代問題。全球和區域重要性，例如移民、各種跨國威脅等。除了這些傳統的外交政策重要性基準之外，與會者指出，加拿大在與拉丁美洲的關係中享有不小的比較優勢：我們被視為“另一個”繁榮、現代、

加拿大在與拉丁美洲的關係中享有不小的比較優勢：我們被視為“另一個”繁榮、現代、治理良好和穩定的西半球夥伴，沒有任何拖累美國關係和聲譽的沉重爭議性曆史包袱。在該區域。

在哈珀政府領導下，也許這是唯一一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被正式公開宣布為外交政策優先事項。但正如圓桌會議期間批評人士指出的那樣，哈珀領導下對拉丁美洲的優先考慮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和促進加拿大在該地區的投資上，這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采掘業，包括將我們的發展計劃與支持商業項目聯係起來。

如果說哈珀政府的“美洲戰略”沒有帶來任何持久價值，那是不公平的。高層政治關注的增加無疑提高了加拿大在該地區的政治形象。但過於狹隘地關注經濟利益，有時過於僵化的意識形態/政治身份（例如對洪都拉斯政變的反應，美洲和福克蘭群島峰會上對古巴的立場等），最終分散了高層的注意力。其他地區（阿富汗、中東、烏克蘭）的優先事件削弱了產生變革性影響的機會（如果這曾經是目標的話）。

在外交政策方麵，注意力和資源必須長期持續，才能實現變革；他們不在這種情況下，而且曆史上也沒有出現在拉丁美洲。缺乏一致性和持久力對加拿大來說不僅是在拉丁美洲的挑戰，而且正如過去幾個月關於加拿大在不斷變化的全球秩序中的地位的一係列激動人心的IPD討論所表明的那樣，外交政策的優先順序，即加拿大應該將其政治注意力和資源集中在哪裏，這一問題一如既往地存在問題，而且可以說比我們曆史上幾乎任何其他時期都更加嚴重。加拿大的疆域過於狹小，涉及太多的地區、問題和群體，這是曆史、聯盟、人口統計和僑民的影響，難以克服。

加拿大的疆域過於狹小，涉及太多的地區、問題和群體，這是曆史、聯盟、人口統計和僑民的影響，難以克服。

對於加拿大這樣的國家來說，情況總是如此，國際參與工具——注意力、時間和資源——的部署將是被動的，被頭條新聞所吸引，無論所涉及的問題是否是是否有官方優先權。最近 IPD 圓桌討論的一位與會者強調，為了在對加拿大重要的領域產生影響，我們應該減少對歐洲的承諾。無論該論點的實質性優點是什麽（充分披露：我認為微乎其微），任何人都可以想象，針對烏克蘭事件，任何加拿大政府可能會表示我們不會對這個問題投入主要關注，因為我們的優先事項是別處？明顯地，

拉丁美洲有一個富有啟發性的例子來說明這種動態。加拿大能夠為拉丁美洲帶來持續有效的高層政治關注和參與的時期之一是在 20 世紀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中美洲衝突期間。幾年來，持續的政治參與、外交部長、總理、議會委員會和眾多高級官員對該地區的高層訪問，加拿大領導了聯合國維和人員在該地區的初步部署。加拿大在該地區及其他地區確立了作為中美洲主導的和平進程的主要外部支持者的明確身份。

當然，影響加拿大或任何類似國家選擇投資外交政策資源的因素有多種。在這種情況下，外交部長喬·克拉克的個人承諾以及總理布萊恩·馬爾羅尼的支持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主要推動因素是中美洲“成為新聞焦點”，這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優先事項，也是加拿大人非常感興趣的主題。畢竟，那是羅納德·裏根提到馬那瓜距德克薩斯州哈林根“兩天車程”的時代（結果是一係列令人難忘的杜恩斯伯裏連環畫，這也許是美國誤導性的對待世界的唯一好處。地區及其災難性的實施。）

回顧這一事件，引人注目的是加拿大的參與與美國的政策形成鮮明對比。在美國對尼加拉瓜實施經濟製裁並尋求推翻其政府的同時，加拿大與桑地諾政府保持著親切甚至友好的關係，並維持了雙邊發展合作資金。同樣，在薩爾瓦多和危地馬拉，加拿大明確譴責侵犯人權的行為（由美國訓練的軍隊實施），並實行特殊的“國內”難民選擇程序，允許反對美國支持政權的個人在加拿大獲得難民身份。所有這一切都是在保守黨政府的領導下進行的，加拿大總理（莫羅尼）和美國總統（裏根）之間的關係仍然密切而溫暖。

今天，很難想象加拿大政府會如此公開地采取與美國政策相矛盾的立場（也可能是華盛頓對此的容忍度較低）。最近的委內瑞拉事件，很難看出加拿大考慮不周的參與是出於在華盛頓贏得分數的利益之外的任何動機，這與支持談判和“地區主導”的和平進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中美洲。誰能想象，如果加拿大今天麵臨像1960年古巴那樣的情況，我們會選擇抵製美國的壓力並製定自己的政策？

我們不應低估加拿大的國際聲譽和影響力，以及曆史上拉丁美洲和世界大部分地區對加拿大的欽佩，這在多大程度上源於我們以獨立聲音說話的能力和意願。

我們不應低估加拿大的國際聲譽和影響力，以及曆史上在拉丁美洲和世界大部分地區對加拿大的欽佩，這在多大程度上源於我們以獨立聲音說話、實行外交的能力和意願戰略同理心，並捍衛超越聯盟共同利益的價值觀。

 

撰寫者：

 

 

馬修·萊文

馬修·萊文 (Matthew Levin) 是 IPD 顧問委員會的成員，除在加拿大外交部門擔任過其他職務外，還曾擔任加拿大駐哥倫比亞、古巴和西班牙大使。

 

（穀歌翻譯：HOW CANADA CAN SPEAK WITH ITS OWN VOICE: THE EXAMPLE OF LATIN AMER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