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對所謂中國幹涉的報道是種族主義的


作者:達維德·馬斯特拉奇

 

照片來自Twitter 上的Vincent KeHan DongMichael Chan ,由 Passage 編輯。



加拿大關於所謂中國幹預過去選舉的討論是否屬於種族主義?

在《環球新聞》報道稱議員韓東是“中國選舉幹擾網絡的知情人”之後,這個問題在過去幾周受到了更多的關注。(董否認了這些指控,並向《環球新聞》發出誹謗通知,要求撤稿並廣泛道歉。)

一些知名人士認為種族主義在這場討論中沒有發揮作用。例如,3月20日,保守黨議員邁克爾·莊(Michael Chong)對下議院表示:“有些人認為,通過提出北京的外國幹涉問題,我們正在某種程度上煽動反亞裔種族主義這是一個膚淺的論點,我是作為一個知道成為反亞裔種族主義目標是什麽樣子的人這麽說的。” 有些人則持相反的觀點。例如,《環球新聞》指控安大略省保守黨議員 Vincent Ke是 2019 年中國與聯邦候選人之間秘密資金轉移的中間人,他對媒體表示:“這是一項虛假指控。這是種族主義。[……]這是種族主義,因為我出生在中國,因為我來自中國。”

我決定通過關注《全球新聞》和《環球郵報》的報道來研究這個問題,這場政治危機就是從這兩家公司產生的。我發現有關恐華症(反華種族主義)影響媒體報道的指控是準確的。

指責政客具有雙重忠誠(或徹底的“叛徒”)是可以提出的最嚴重的指控之一,並且隻能極其謹慎地進行。這作為一般原則適用。但受懷疑的政客的身份可能會讓事情變得更加嚴重,因為此類指控導致其社區成員受到歧視、拘留甚至死亡的曆史悠久。

例如,指責一名日本議員為日本秘密工作在很多方麵都比指責一名英國議員更糟糕,部分原因是加拿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拘留日本人的曆史。考慮到這裏以所謂的“黃禍”形式存在的華情緒的曆史,以及後來這種情緒如何與反共主義的種族主義品牌相結合,針對中國議員的此類指控同樣嚴重。當然,這種種族主義至今仍在繼續,並在整個大流行期間加劇

考慮到這一點,指責一名中國議員秘密為中國工作本質上是種族主義,除非你能達到高標準的證據證明這是真的。這種證據在本案中並不存在,而如此多的記者和政客認為確實存在,這一事實進一步證明種族主義影響報道。

 

 

 

 

多元文化主義,除非……

報道中基於種族主義假設的一個方麵是,所提到的政界人士都來自中國大陸,因為他們與中國領事館的所謂“密切”關係而感到可疑。

例如,《環球新聞》在有關董的報道中引用了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消息來源,聲稱他“經常給安大略省的中國官員打電話,‘被認為是多倫多領事館的密友’。”這裏有一些環球新聞沒有提及的明顯問題,比如什麽才算“經常”?使用什麽基線作為比較來做出判斷?這是他們想出來的,還是他們的 CSIS 消息來源想出來的?誰認為他是領事館的密友?是領事館本身還是代理人?

拋開這些問題不談,這篇文章也未能探討這些呼籲的潛在原因。例如,2014年至2018年,董擔任安大略省Trinity-Spadina選區的省議員。華人是該地區最大的族群,這裏還包括多倫多的老唐人街和中國領事館。侗族目前所在的唐穀北區有 29% 的華人,是迄今為止最大的族裔群體。(柯和另一位被指控與中國關係過於密切的政治家前自由黨議員邁克爾·陳(Michael Chan)也代表了華人人口眾多的地區。柯是北當穀(Don Valley North)的議員,陳是萬錦-尤寧維爾(Markham-Unionville)的議員,現在是萬錦市副市長,據報道華人人口比例為 59.2% 正如之前所寫,董與領事館的關係也許是因為他是某個地區的政治代表並為大量華人服務。

另一種解釋是,董目前是加中立法協會的聯合主席,該協會是一個聯邦政府協會,其職能是促進“加拿大議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以及駐中國和加拿大的外交官之間的信息交流”。我認為這需要與中國官員通話,事實上,董將此作為原因之一(另一個是中國新年)。然而,《全球新聞》的文章以及顯然是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泄密者並沒有研究這些可能性,隻是假設一名出生在中國的議員與中國政府官員接觸就證明他受到了損害。

這不是適用於加拿大許多其他社區的標準。正如我兩周前所寫,“很難想象 Global 會利用一名猶太議員與以色列領事館的關係來抹黑他們為第五專欄作家。” 部分原因是媒體了解雙重忠誠比喻的曆史,因此在沒有明確證據的情況下不會提出此類指控。中國政客卻沒有得到這樣的恩惠。種族主義在雙重標準中顯而易見。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這種差異的存在是因為以色列是加拿大的政治盟友之一,而中國是敵人。這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並不能消除對種族主義的指控。如果僅僅因為加拿大政府目前與加拿大政府之間的外交關係就要求移民公開仇恨其原籍國或以其他方式受到蔑視和懷疑,那麽加拿大所謂的接受和多元文化主義又有什麽用呢?

 

 

 

 

證明標準是什麽?

我在上麵說過,除非得到證實,否則指控加拿大的中國政客雙重忠誠本質上是種族主義。盡管《環球新聞》發表了幾篇報道提出這些指控,但這些指控尚未得到證實。

針對董的第一項指控是,他參與了所謂的 2019 年中國幹預行動,包括向聯邦候選人轉移資金。CSIS明確否認發生了這些資金轉移以及候選人受到了損害。《環球新聞》還明確指出,它“尚未證實這篇報道中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指控”。(這些指控實際上來自所謂的 CSIS 泄密者,而不是 CSIS 本身。)

第二項指控也來自《環球新聞》,即董間接建議中國關押邁克爾·斯帕弗和邁克爾·康明凱。《環球新聞》報道發表的第二天,《環球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解釋說他們沒有報道有關董的指控,因為他們無法審查他與中國外交官的通話錄音或文字記錄(環球新聞似乎也未能做到這一點)。《環球報》還報道稱,一位高級政府消息人士告訴他們,總理辦公室確實審查了這份筆錄,並沒有發現針對董的“可采取行動的證據”。

《環球新聞》對董的其餘指控主要包括我所描述的雙重標準和種族主義假設。他們沒有任何真正的證據支持。因此,我認為《環球新聞》沒有清除提出此類指控的高標準。

但《全球新聞》認為確實如此的事實也揭示了種族主義在加拿大媒體中所扮演的角色。

對於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及其人民來說,加拿大出版物的編輯標準似乎並不存在。在標準的頂峰,有美國和西歐國家,企業媒體通常對這些國家進行仔細、細致的報道。從那時起,它就會下降,特別是當涉及到被視為加拿大敵人的國家時(媒體通常也將其視為敵人)。中國在這份名單上排名靠後。

發生這種情況的部分原因(即使考慮到新聞編輯室人員短缺、預算削減、缺乏駐外辦事處等因素)是這些國家的刻板印象如此根深蒂固,對它們的誹謗如此強烈,以至於記者覺得他們不需要像在其他地方一樣采用相同的標準,因為他們隻知道他們所寫的是真實更糟糕的是,他們(通常是正確的)認為大部分觀眾也會有同樣的感覺。

 

 

 

 

中國大陸僑民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該報道包含了對華人社區大部分人的種族主義描述,而不僅僅是有關政客。為了證明這一點,我將看一下有關 2021 年聯邦選舉的兩種說法。

這兩種說法都有相似的出發點,包括加拿大一些關鍵投票區的華人數量正在增加,這些選民可以在關鍵競選中發揮相當大的影響力,以及在2021年許多以前投票給保守黨的人轉而支持自由黨。2021 年大選三天後,iPolitics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為“加拿大華裔選民通常在保守黨選區中搖擺不定”。Mainstreet Research 民意調查公司發現,加拿大華人對三大主要政黨的支持率為 43% 的自由黨、25% 的保守黨和 24% 的新民主黨,該公司首席執行官表示,“(這個社區)超過三分之二的人支持非保守黨候選人,這是極不尋常的。”

正是在這一點上,這些敘述出現了分歧。

第一種敘述

將這種轉變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加拿大華人的一種感覺,即保守黨攻擊了他們的社區,甚至將他們置於危險之中,特別是考慮到選舉前發生的反亞裔仇恨犯罪浪潮。

例如,加拿大華人全國社會正義委員會的一名成員告訴《iPolitics》,正如該媒體所解釋的那樣,“加拿大華人感到受到攻擊,並指責保守黨。” 此外,一位前溫哥華市議員聲稱,前總理斯蒂芬·哈珀政府已經成功地吸引了新移民,但由於該黨對中國的態度,許多人現在與該黨產生了問題,部分原因是為了在加拿大獲得經濟支持,他們“必須與自己的祖國保持業務或某種經濟聯係”。

與此同時,《國家郵報》在 2021 年 10 月發表了整篇文章,介紹加拿大華人保守黨如何舉行新聞發布會,呼籲時任黨魁艾琳·奧圖爾辭職,聲稱該黨在中國問題上的言論和立場“疏遠了加拿大華人選民,並在上個月的選舉中使該黨失去了三個席位”。據《華盛頓郵報》報道,該組織的一名發言人在會議上表示:“當你繼續攻擊中國時,有時會轉化為攻擊華人社區。”

這種感覺受到攻擊的邊緣群體的投票模式轉變以前也發生過。也許最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在 9/11 事件和隨之而來的伊斯蘭恐懼症之後,美國的穆斯林轉向投票給民主黨。2000年,根據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大約 42% 的穆斯林投票給共和黨候選人喬治·W·布什(相比之下,隻有 31% 的穆斯林投票給民主黨候選人阿爾·戈爾)。與此同時,2004 年大選前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隻有 7% 的人計劃投票給布什,而超過四分之三的人聲稱他們會投票給民主黨候選人約翰·克裏。這種轉變最常被提及的原因是伊斯蘭恐懼症和反穆斯林政策。由於這裏的反恐戰爭言論已轉變為對中國散布恐懼,因此推動反恐戰爭的各方也受到了影響。

與此同時,第二種說法

基本上聲稱中國政府欺騙加拿大華人投票給其所謂的首選候選人。這種敘述取決於對中國大陸移民的種族主義看法,將他們定位為比其他群體更容易受到宣傳的影響,並且基本上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從而使他們很容易被利用。以下是一些中國大陸人在加拿大的存在被描述為對中國有用的例子。

 

 

 

 

  • “如果你是普通加拿大人

    ,至少你會發現[對擬議的外國登記處的批評]很荒謬,而且你可能能夠核實這些信息,”[前議員 Kenny Chiu] 說。“但我的一些選民

    完全依賴微信等社交媒體上傳播的信息來源。”——《環球郵報》(2 月 20 日

 

 

 

  • “中國利用與溫哥華和大多倫多地區(擁有大量中國大陸移民社區)

    的加拿大華人組織有關的虛假信息活動和代理人來表達反對保守黨並支持特魯多自由黨的聲音。” ——《環球郵報》(2 月 17 日

 

  • “‘我們黨看到了大量華人僑民

    選區遭到篡改的明顯跡象,’[2021 年保守黨競選活動聯合主席瓦利德·索利曼 (Walied Soliman)] 表示。” ——《環球郵報》(2 月 18 日

這個想法是,中國向這些移民提供了所謂的虛假信息(實際上是指與中國政府有模糊“聯係”的新聞媒體,我之前已經對此進行過分析,發現這種聯係非常膚淺),這決定了他們如何投票。

除了被洗腦的影響之外,這種敘述還聲稱這些移民過於關心自己的祖國。這是邱在 2019 年接受《國家郵報》采訪時的一個例子:“與此同時,加拿大華裔政治家必須認識到,最近的中國移民大多是大陸共產黨政權的產物

,”2015 年失敗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聯邦保守黨候選人肯尼·邱 (Kenny Chiu) 說,“有許多來到加拿大的移民實際上對祖國所發生的發展感到非常自豪。”

這類報道將一些正常的事情(對你來自哪裏的讚賞)描繪成威脅,因為所涉及的社區。為了使這一點特別清楚,將這與加拿大對烏克蘭人的報道進行對比,加拿大人因了解烏克蘭正在發生的事情而受到歡呼和積極評價,並且還受到政客的明確討好,希望贏得他們的選票。

這份報告還將加拿大普遍慶祝的其他事情定位為邪惡的事情,例如讓邊緣群體和新移民參與政治體係,希望社區中有更多成員在政治職位上有代表,等等。所有所謂的代表性和多樣性的慶祝都被拋到了九霄雲外,因為相關群體被認為是可疑那是種族主義。

總之,

我發現這裏概述的第一個敘述比第二個敘述更有說服力,後者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牽強的陰謀論和種族主義假設。遺憾的是,《全球新聞》和《環球報》主要關注第二種敘述。

 

 


在結束本文之前,我想澄清這樣一個論點,即這篇報道的種族主義指控隻是那些受到懷疑的人為了避免被追究責任而憤世嫉俗地精心策劃的指控。

政治家絕對不會不做這樣的事情。例如,最近幾周,安大略省進步保守黨的當選成員指責批評者計劃允許在綠化帶建設反意大利種族主義的建築,這是一個真正奇怪的指控,沒有現實依據。

但這種關於中國幹涉故事的說法忽視了,大多數認為該報道是種族主義的人並沒有以任何方式參與醜聞,甚至是自由黨的支持者(包括我自己)。此外,它還避免了這樣一個事實:這裏所討論的主張沒有什麽價值,可以在不涉及種族主義的情況下被揭穿。

也許最重要的是,這種說法完全回避了另一個問題:輸給被告的前民選官員是否憤世嫉俗地使用(或至少不反擊)種族主義比喻來掩蓋他們的選民認為他們做得很差並且不希望他們回來的事實?如果被告可以為了個人利益而利用種族主義指控,那麽失敗者就不能為了自己的目的而使用種族主義比喻來做同樣的事情嗎?

穀歌翻譯The Media’s Coverage Of Alleged Chinese Interference Is Rac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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