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派媒體對鄒至蕙上個月在多倫多市長選舉中獲勝的反應是徹底失去理智。
在鄒至蕙宣誓就職之前，《多倫多太陽報》就在頭版刊登了華麗的廣告，宣稱她將通過稅收“掏空”多倫多人的口袋，並可能禁止“任何汽油動力的東西”。
這種歇斯底裏是大多數在反動媒體毒蛇巢穴中上任的非保守派政客的標準做法。但除了這些愚蠢的頭條新聞之外，關於鄒至蕙的更險惡的敘述已經出現：鄒至蕙和其他一係列加拿大華裔政客一樣，不知何故，有意或無意地受到了北京之手的玷汙。
我們曾多次在 The Maple（以及我們觀點版塊的前身Passage ）嚴厲批評了“中國幹涉”敘事的例子。我的同事戴維德·馬斯特拉奇 (Davide Mastracci) 令人信服地挑選了幾篇關於這個主題的報道。您可以在這裏、這裏和這裏找到他過去關於這個主題的一些文章。
然而，針對鄒至蕙的猛烈抨擊是迄今為止對“中國幹涉”敘事最荒謬、最缺乏證據的貢獻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與過去對這一更廣泛故事的報道不同，有關鄒至蕙的文章並非基於“匿名國家安全消息來源”的主張，這意味著我們可以直接評估這些故事中暗示的證據。
所提供的證據極其薄弱。
5月中旬，在市長競選期間，《國家郵報》報道稱，鄒至蕙會見了一個名為新移民組織委員會（CNO）的組織，並收到了一份“禮物”（一個瓷花瓶）。《華盛頓郵報》解釋說，該組織“發表公開聲明，嚴厲批評香港的民主抗議者[……]，並譴責 2019 年一項指責中國對其穆斯林維吾爾少數民族實施種族滅絕的議會動議。”
CNO網站（似乎已經近兩年沒有更新）顯示，該組織過去的一些活動包括羽毛球比賽和新年慶祝活動等。其網站上的政治聲明似乎很少，其中一項活動宣傳為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指的是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和日本帝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戰敗。盡管如此，《華盛頓郵報》過去的報道引用了澳大利亞的一份學術報告，根據《華盛頓郵報》的措辭，該報告稱，CNO的領導人“持續宣揚北京的談話要點”，並且“得到了中國駐加拿大外交使團的支持”。
但最近的《華盛頓郵報》文章隻能指出，CNO 領導人“呼應了中國政府的談話要點”的兩次場合。除了這些例子之外，《華盛頓郵報》還強調了這樣一個事實：據報道，一名前中央海軍陸戰隊官員、一名中國人民解放軍老兵“在觀看[解放軍]閱兵時哭泣”。邪惡的東西。
無論如何，根據《華盛頓郵報》對周的報道，這位多倫多新市長據稱與該組織的接觸程度從市政選舉期間的一次會議開始到結束。
這值得注意嗎？在選舉期間與社區團體會麵是很常見的，對於認真的候選人來說確實是必要的，特別是那些在多倫多這樣的多元文化城市競選的候選人，那裏的華人占總人口的近11% ，其中許多人不認同《華盛頓郵報》對中國的敵對立場。
此外，鄒至蕙女士從宣布參選時起，就在市長競選中處於領先地位。不難想象，CNO熱衷於與當時最有可能成為下一任市長的候選人建立溝通渠道，無論該候選人是否符合他們對加拿大對華外交政策的看法（無論如何，這與市長的職責沒有直接關係）。事實上，《華盛頓郵報》的報道中沒有跡象表明該集團與鄒至蕙之間存在任何政治聯盟或任何形式的協議或壓力。
事實上，《華盛頓郵報》在文章的前言中承認，“鄒至蕙總體上不是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強調的是我的），並指出鄒至蕙女士支持香港的抗議活動，並參與了一小群議員紀念 1989 年天安門廣場暴力事件。該報沒有提供任何鄒至蕙女士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例子，這可能證明其無限製地使用“中國共產黨”是合理的。 “一般”這個詞。文章沒有提供有關這次會議據稱內容的具體細節，也沒有暗示鄒至蕙在任何方麵與 CNO 對中國的立場是一致的。
《華盛頓郵報》的報道援引了一位中國問題“專家”的話說，他對這次會議感到驚訝，還有一位反共團體的活動人士指出（如上麵提到的），親中共的代理人支持候選人是基於他們獲勝的機會，而不是他們的外交政策立場。另一位消息人士還指出，與社區團體會麵是競選過程的標準部分。
換句話說，這個故事的聳人聽聞的標題及其對邪惡活動的暗示取決於與利益相關者團體舉行的一次不起眼的競選會議。很難想象，如果不是當前偏執和種族主義的氣氛，甚至使與“錯誤”的中國群體的最微弱的聯係都變得令人震驚，這會被認為具有新聞價值。
這個故事和其他類似的故事隻不過是煽動這種歇斯底裏的火焰，同時也促使媒體氛圍更加容易接受未來依賴同樣薄弱證據的故事。這是一個反饋循環，引發了越來越多針對周恩來和其他卷入敘事的政客的瘋狂評論。《華盛頓郵報》確切地知道這些故事將被如何解釋，無論它提供了多少警告或多少背景。盡管缺乏實質性證據表明發生了任何不當行為，但它還是選擇報道這個故事並接受這種反應。
《華盛頓郵報》並沒有就此止步。7月10日，鄒至蕙贏得選舉後，該報報道稱，兩個“親北京團體”聲稱他們“全力以赴”以“大量誌願者”支持鄒至蕙的競選。據報道，鄒至蕙主動提供幫助。
《華盛頓郵報》沒有提供任何確鑿的證據（除了微信帖子之外），也沒有提供有關這些團體據稱致力於幫助鄒至蕙的誌願者數量或資源的詳細信息。該文章的來源是其中一個團體的一封翻譯信件，與所有此類社區團體一樣，該團體在讓利益相關者相信它在當地政治中擁有重大影響力方麵擁有既得利益。這並不是第一次有組織為此誇大其影響力和影響力，但《華盛頓郵報》沒有表現出懷疑的跡象，也沒有表明它已做出任何努力來核實該組織的說法。
但更重要的是，《華盛頓郵報》再次沒有提供任何證據證明鄒至蕙與相關團體之間有任何結盟。由於無法找到鄒至蕙確實做了任何不當行為的確鑿證據，這篇文章隻是含糊地聲稱這個故事“引發了有關北京及其當地盟友參與加拿大政治的進一步問題”。
但這個故事並沒有為這個問題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當然也沒有提供任何有意義地暗示周的答案。與五月發表的報道一樣，七月的文章指出了鄒至蕙對與中國共產黨背道而馳的事業的支持，並指出她還得到了“多倫多對中國政權最激烈的批評者中的兩位”的支持。
鑒於將鄒至蕙與上述“親北京”團體聯係起來的脆弱前提，這個故事到底是關於什麽的？這篇文章的標題和標題聚焦於與中國政府結盟的團體（而不是反對政府的團體）的明顯支持，這一事實提供了一個線索：在加拿大的華人隻應該與不僅對中國政府持矛盾態度而且積極敵視中國政府的團體交往。如果他們不這樣做，那麽他們很可能被視為愚蠢，或更糟糕的是，被視為國家安全威脅。
事實上，7月份的文章引用了“多倫多評論員和北京批評家”喬納森·馮(Jonathan Fon)極其居高臨下的言論，他表示，“那些中國大陸人已經被中共洗腦了。” 這種對整個民族的全麵誹謗既荒謬又對那些不羞於提倡重演黃禍的人來說是有用的。
鄒至蕙本人對遭受企業媒體的種族主義攻擊並不陌生。早在 2014 年，《多倫多太陽報》就曾刊登過一幅種族主義和厭惡女性的漫畫，畫中當時是多倫多市長候選人的鄒至蕙穿著與毛澤東著名的服裝相似的西裝，並搭著鄒至蕙已故丈夫、聯邦新民主黨前領導人傑克·雷頓 (Jack Layton) 的衣裳。鄒至蕙談到這部漫畫時說：“這太惡心了……因為我是加拿大華裔，我一定是一名共產主義者，有斜視的眼睛和眼鏡……而且由於我是一名女性，我一定很自卑，因此不足以勝任市長的工作，所以我必須依賴我已故的丈夫，所以這既是種族主義又是性別歧視。”
她過去也一直批評加拿大間諜機構。早在2010年，鄒至蕙就曾指出CSIS當時對加拿大政客據稱受到中國特工影響的癡迷。鄒至蕙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毫無根據的間諜故事應該出現在小說和電影院裏。” 當被問及她是否認為戰略情報局已經打開了有關她的檔案時，鄒至蕙說：“我不知道。如果有的話，讓我們看看文件。”
當然，13年前，鄒至蕙不可能知道這種“間諜故事”會成為抹黑她剛就任多倫多市長的基礎。
無論如何，麥卡錫主義的廢話早就該結束了。
（穀歌翻譯：Olivia Chow The Latest Target Of Anti-China Media Witch-h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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