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全球，既有“擴中”做得好的國家，其各種措施值得我們參考，也有如美國出現中產階級萎縮，並危及到社會穩定的教訓值得我們借鑒。
日前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四季度將製定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方案將堅持“提低、控高、擴中”的主線。專家認為，發達國家的經濟史已經證明，諸如收入分配製度改革這類政策的根本，在於扶持一個穩定而富有活力的中產階層，進而建設一個富有文化底蘊和創造精神的文明社會。這也是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經之路，新政策中的“擴中”意即在此。
放眼全球，既有“擴中”做得好的國家，其各種措施值得我們參考，也有如美國這般，由於稅收體製等不合理因素，中產階層在穩定了幾十年後反而明顯出現萎縮，並危及到社會穩定的教訓值得我們借鑒。
日本靠福利培育中產
在日本工作期間，所接觸的日本人往往認為自己屬於“中間層”，也就是中產階層，而且很少聽說過他們對社會貧富分化感到不滿，因為他們認為富人納稅高，而且遺產稅非常高昂，難以富過三代，所以整體上心態比較平和。
同時，到日本各地采訪，無論是北海道還是九州，城市農村的麵貌都很一致，看不到明顯的地區差距，而且完備的基礎設施打破了都市與鄉村的界線，使農民成為“住在農村的市民”，再偏僻的山村也會有公路以及上下水設施。可以說，日本是一個均質化的棗核型社會，特別有錢和特別貧窮的人都在少數，大部分是中間階層。
這和日本戰後的經濟高速增長階段采取的一係列措施有關。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上世紀60年代實施的“國民所得倍增計劃”。早在1960年，日本內閣會議就製定了這一長期經濟計劃。即計劃從1961年開始的10年時間，國民生產總值要倍增到26萬億日元。此後，日本經濟取得了超過計劃的增長。
國民所得倍增計劃作為經濟政策取得了戲劇性成果，日本經濟實現了預想以上的增長，實質國民生產總值倍增隻用了約6年，人均實質國民收入則用了7年時間(1967年)就實現了倍增。經濟增長率顯示出驚人的紀錄，日本政府甚至被迫修改計劃，迅速開始準備應對高度經濟增長“之後”的措施了。此後，佐藤榮作內閣在1965年製定了糾正高度增長帶來的失調以及儲備社會資本的“中期經濟計劃”(1965年)和“經濟社會發展計劃”(1967年)。
當時的日本還沒有完善道路、鐵路和橋梁以及水庫，所以修建了很多大規模工程。1964年東京奧運會召開前，大規模工程進一步加速，包括完善道路和建造東海道新幹線。隨著工程的增加，國民工資不斷上漲，由於當時家庭內還沒有什麽消費品，所以大家都希望購買各種用品。隨著工資上漲，電視機、洗衣機、空調、汽車等高級用品特別暢銷。
除了經濟政策外，各種福利製度對於培育中產階級也發揮了重要作用。1961年，日本實現了“全民皆保險”，所有國民都加入了國民健康保險製度，1961年4月開始實施《國民年金法》，養老金也得到保障，同時早就開始實施的義務教育是免費的，學校質量均一，不存在擇校問題，所以居民沒有醫療、住房、教育這三座大山的壓迫。這些都有利於中產積極的存在。同時，日本腦體分化不嚴重，體力勞動者工資一樣很高，甚至超過腦力勞動者。
日中創職協會久永事務所的澤田篤誌對記者說，日本擴大中產階級是多個因素相疊加實現的。在日本的高速經濟增長期，作為加強中產階級的政策體係，從稅製，就業製度，產業保護等方麵都值得注意和借鑒：高收入者要繳納高額所得稅;維持到退休的終身就業以及基於“年功序列”工資體製的“正式職員”;零售店、香煙店和酒店的許可證製度和距離限製(一定範圍內不允許開設其他同類店);對於大巴車和出租車業者的嚴厲許可證製度等等。
他指出，日本政府在戰後，為了保護產業、保護勞動者以及保護中小企業和自營業者，采取了一種違背資本主義經濟自由競爭的政策。而且為了推動地方發展，將在城市征收的稅金投入地方。日本由此建立了一個沒有差距的社會。
挪威致力於確保收入平衡
挪威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也像其他北歐國家一樣，貧富差距比較小，社會各階層的界限不是特別明顯。當然，挪威的主要社會階層就是中產階層。近年來，在歐債危機的衝擊下，挪威的中產階層結構依然穩定，基本保持了平穩發展的態勢，使得社會和諧局麵在總體上得到較好的維持。分析起來，原因是多方麵的，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挪威成熟的工資調整製度。
無論是在企業還是在公營單位(政府部門、教育機構、醫院或養老機構)就業的職工，每年5、6月份都要按行業，由各自工會代表出麵，集體與雇主協會代表進行關於當年工資上調幅度和待遇改善的談判。這一工資待遇調整機製過去一直運轉良好，雙方都能經過多輪談判，在最後一刻達成協議。今年，大概是因為許多挪威公司受歐洲債務危機影響，效益滑坡，收益下降，談判艱難，結果導致了不同行業輪番罷工。在挪威，罷工就是離開工作崗位，罷工者沒有破壞性舉動，一般幾天內就能達成妥協。今年，挪威職工工資平均上漲約5%。在個別行業，如收入已經很高的石油行業，由於得不到社會同情和輿論支持，罷工以失敗告終。
挪威中小企業眾多，全部員工隻有老板一人的公司也不鮮見。這些公司老板，會把開給自己的工資降到法律允許的最低限度。其原因是挪威的高稅收製度。挪威個人所得稅稅率從25%到45%不等，工資越高，家庭負擔越輕，適用稅率越高。許多公司把利潤用來擴大經營規模、改善經營環境、拓展經營領域，把生意做大。這樣做，要比給自己發工資交稅，合算得多。在挪威許多中餐館老板，每月隻給自己開最低工資，然後投資大大小小的房地產項目。規模小的，就是買下一些房子，裝修後出租。規模大一些的，買地貸款，造房子賣。
表麵看來，國家少了一大塊個稅收入。但是，經濟因此更為活躍，就業增加，上遊市場被拉動，稅基擴大，政府實際上隻賺不虧。另外，對農民，挪威政府提供高額的農業生產補貼，確保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基本處於同一生活水平上，借以保護挪威的農業不至於消亡。
去年，挪威媒體報道說，挪威企業高管收入平均增加了近17%，是普通員工工資平均增速的近4倍。企業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酬水平是由董事會決定的。企業高管收入增速過快，會引起職工不滿，更不利於中產階級占多數的穩定社會的維持。挪威政府去年底提出，企業高管不能給自己亂發獎金，亂提工資，應與員工一起共度時艱。同時，在經濟已經受到歐債危機影響、營收增速低於20%的公司和企業由4000多家減少到2000多家的情況下，員工明年提薪的要求也要適度。挪威貿工部大臣吉斯克則向國家持有股份的大公司，如挪威國家石油公司、挪威DNB銀行和挪威電信公司(Telenor)等“打招呼”：再亂發獎金，就調整董事會。
由此可以看出，挪威工資製度的一個顯著特色就是特別注重平衡，在注重職工和雇主利益平衡的同時，也不忘城鄉居民收入的大體平衡，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動態平衡調節機製確保了挪威社會的穩定。
美國中產趨於萎縮
自從二戰以來，美國已經取代英國等歐洲強國，成為世界經濟霸主，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實現了有房、有車、有穩定工作的“美國夢”。充裕的資源稟賦、強大的製造業基礎和創新能力、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優越位置、無可比擬的全球金融資源調動力等都在支撐著美國民眾的“美國夢”。
由於主要選民基礎是中低收入階層，數十年以來，美國民主黨力推和完善公立醫療體係、建立聯邦政府強製性的社會保險福利金體係等社會安全網，從而保障美國普通民眾的福祉。金融危機後，美國聯邦政府又通過擴大對中低收入家庭的食品券、延長失業救濟金發放時限等方式來提高民眾福利。
但是，近年來美國的貧富懸殊卻有擴大的跡象。據美國知名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近期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自2000年以來，美國中產階級規模繼續萎縮，相對購買力日益下降，生活受挫感增加：85%的美國中產階級人士認為，想要維持像樣的生活水平比十年前更難。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則顯示，從2007 年到2010年是美國貧困人口連續攀升的四年，僅在2010年當年，美國的貧困人口就增加了多達260萬人;若計入通脹因素，美國普通民眾的家庭收入已萎縮到了1996年的水平。2011年隻有51%的美國成年人屬於中產階級，遠低於1971年61%的比例，而與此同時，最富有階層的人口比例由1971年的14%上升至2011年的20%，低收入階層的人口比例也從1971年的25%上升至2011年的29%。
與記者交流的很多美國普通民眾指出，在30年前的美國，如果公司老板拿到普通雇員10倍以上的薪水都不好意思回家，因為他們和普通雇員住在同一個社區裏，現在很多企業老板和雇員都不住在同一個社區裏，他們拿著普通雇員800倍的薪水也不奇怪。很多美國中產階級父母悲觀地認為，子女未來的經濟前景會和他們一樣糟糕。
美國中產階級家庭普遍認為，這種局麵是政客、銀行家和大企業的錯。金融過度創新、上市公司豐厚的股權激勵、傾向於富有階層的稅收政策、強勢利益集團對社會財富分配的絕對話語權等都是造成這種局麵的誘因。過低的資本利得稅是造成當前美國貧富懸殊拉大的重要原因，“股神”巴菲特、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等超級富豪的主要收入來自股息等投資收益，目前美國投資人士繳納的資本利得稅率僅有15%，成為民眾詬病的對象。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施蒂格利茨在2012年出版的著作《不平等的代價》中，將美國貧富懸殊拉大和中產階級利益受損歸咎於體製因素，認為是市場投機和政治運作綜合作用結果。美國當前的政治體製被強勢經濟集團綁架，正將美國市場和稅收製度朝著有利於富豪利益的方向塑造;這種局麵不僅造成美國經濟增速下滑、社會動蕩增多等顯性後果，也造成了更嚴重的隱形後果，平等競爭的美國國家形象逐漸黯淡，民主製度對民眾的關切日益淡漠，國家凝聚力正在下降。施蒂格利茨引用美國官方的統計數據指出，1980年美國的基尼係數(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0～1之間，數值越小，收入分配越平等。0.4是貧富差距的警戒線)為0.4，而到了2009年，美國的基尼係數已經達到驚人的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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