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裴多菲
很久以前，還在大陸教書的時候，有朋友把巴黎或紐約的街頭藝術家的照片給我看，開玩笑地說道：等你哪天出國了，你也許會和他們一樣在街頭賣藝。我回應道：那一定是到了我走頭無路的時候。殊不知，在我來美國之後，這樣的“走投無路”之日發生了兩次，一次是在讀書時，另一次是在工作之後。前者斷斷續續充斥著勤工儉學的日子，後者雖然不是在街頭，但也性質類似，並且持續了整整六年。
眼下這兩次經曆都已成為過去，回首往事，如果讓我自己給這兩段經曆下一個評估，我認為第一次基本上算是有趣的人生體驗，第二次則算是下了一次“地獄”。這是因為第一次還有新鮮感，還有在街頭接觸美國社會的樂趣，第二次則是出於對自己人生的“錯誤”判斷，從而導致自己陷入了一個不能自拔的人生困境：靠做自己最不享受的事情為生。
畫肖像的“痛苦”，首先在於它的極度無創造性。肖像畫全在於“肖”字，一定要畫的“象”，不然賣不出去。也正因為這一點，肖像畫作為一個商業畫種，很少有個性創造的空間，畫家成了現實的“奴隸”。其次，也是更讓人無法忍受的一點是，在畫肖像時，畫家必須全神貫注，否則會破壞畫像的準確性。在學院的人像訓練的中，由於畢竟是一種技巧，學生可以在訓練中提高自己的觀察能力和再現能力，從而還有幾分樂趣可言，但在以畫肖像為生的“職業畫家”中，這個過程就成了一個單調的重複勞動。由此，在這種精力高度集中而技術內容無限重複的腦力勞動中，一個人感受的，自然是巨大的“精神束縛”。所以，盡管我在肖像畫生涯中得到了我這一生最多的讚揚，內心深處，我卻承受了一生中最大的精神痛苦。不誇張地說，在那些日子中，畫室成了“監獄”，畫具成了“刑具”。
比較起來，很多“低賤”的工作，雖然沒有那麽多技術性可言，但能讓人在勞動中保持一個自由的大腦。所以，我曾對朋友說過，如果我不得不選擇，我情願洗碗，也不願意畫肖像，因為我在洗碗的時候還有一份精神自由。我也正是這樣做的，在來美國之後的第4天，我就在餐館找了份洗碗的工作。朋友見我打餐館，都奇怪地說道：你有畫畫的本事，怎麽還下餐館？ 聽了這話我有些吃驚，因為我還真沒有覺得把一個本來就存在的東西準確地照抄下來的技術算成什麽“本事”。後來我也沒有打餐館了，不得不上街畫肖像，但那不是出於對畫肖像的熱情，而是因為打餐館的錢不夠交學費。所以為了過“學業關”，我不得不做自己最不願意做的事。
人的自由包括兩方麵，一是肉體上的，二是精神上的。剝奪人的肉體自由的奴隸製在人類曆史上存在了幾千年，到近一兩百年才開始被廢除。這自然是人性的進步。然而，雖然現在肉體上的奴役在逐漸消失，精神上奴役製，我認為才剛剛開始。精神奴役是指剝奪一個人的精神自由，包括言論，思考，想象，以及感受等等的自由。言論自由很容易理解，隻要不讓人說話就行，但其他方麵的精神自由如何被剝奪呢？比如思考，難道我們的大腦也會被他人束縛嗎？也許一般人會認為人隻要不死，隻要大腦還存在，就可以自由思考，自由想象。其實不然。人的大腦自由運作（或者說思想自由）的必要條件，除了大腦這個零件的存在及其正常功能以外，還必須有一個條件：能自由支配的時間。沒有這一點，我們就不可能自由地思考。拿前麵所說的肖像畫為例，之所以它對我來說是一門非常單調乏味的工作，就是因為它用其“技術性” 剝奪了我的時間。對比之下，一個沒有技術性的，或者技術型不強的工作，雖然會剝奪我們的肉體自由，但卻不會，或不一定會剝奪人的思考自由，比如洗碗，除草之類，因為在工作的同時我們可以想任何事，或不想任何事；而技術工作，大腦就必須要做出“犧牲”。可以說，技術要求越高的工作，對大腦的“強迫占有性”越強。肖像畫就是這樣性質的工作。不光是肖像畫，現代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的技術工種，都具備這個特點。在現代社會中，人人都開始成為越來越“專”的專家，每天的工作對大腦要求的很高，這樣，大腦就被工作全部占據，不再有足時間自由遐想。另外，不但這些工種的“技術性”剝奪了大腦的時間，這些工作的“重複性”還剝奪了工作的樂趣。從這個角度看，我認為人類現代社會，如果是“肉體奴役製”的結束，卻是“精神奴役製”的開始。而這個精神奴役的罪魁禍首，就是越來越細的“社會分工”。
筆者曾經一度想去學編程，以滿足自己“解迷”（problem solving）的愛好，但後來放棄了，因為我最終認識到，每天坐在電腦麵前解決機器語言的問題，會剝奪自己對其他問題（尤其人的問題）的思考時間和精力。試想，大腦每天八小時運轉之後，還會有精力去思考其他問題嗎？
當然，人性是多樣化的，我承認肯定有不少人能享受單調的技術工作，甚至把一生貢獻在某個技術行業中都不會覺得乏味或痛苦，但是，總體來說，我認為人性更具備的是一種天然的好奇心，所以大多數人都應該更願意享受世界的新奇和冒險的樂趣。由此推想，大多數人，如果不是因為被逼迫，都會難以忍受單調重複的技術工作。看看現代社會，多少人為了“糊口”不得不做“專家”。對專業有興趣的人還好辦，沒有興趣的，無疑會感到自己一天天地在成為機器，產生一種強烈的浪費生命的感覺。
也許，這也解釋了現代社會的心理疾病患者越來越多的現象。
不用說思考自己不感興趣的事會令人感到疲勞，就是對自己感興趣的事過度思考也會導致不良的後果。人體功能，一半是腦力勞動，另一半還是體力勞動。這兩者如果不適度配合，生命自然會受到摧殘。曆史發展到今天，似乎在任何一個社會中（尤其在亞洲國家）都彌漫著一種對體力勞動的歧視，然而，我個人卻在藍領工人-尤其那些墨西哥人- 的臉上看到一種在技術行業的人的臉上看不到的健康和快樂。
對中國人和印度人充斥美國的電腦技術行業的現象，很多（中國印度）人覺得可喜，我個人卻覺得（對中國印度來說）可悲。個人認為，這個現象源於東方人的兩種特性：發達的智商和內在的奴性。東方人文化曆史悠久，大腦都進化到一定的程度，所以對現代技術很快就學會了，而另一麵，由於東方人大都從專製文化中出來，個性缺失，甚至沒有太多的對自由的需要，所以，他們很自然地成為現代社會中的最佳“精神奴隸”。
作為一個天生熱愛自由的人，我發現自己在現代社會中幾乎是格格不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無法忍受長期從事任何一門“專業”工作。曾經，有朋友問我，你不想畫畫，究竟想做什麽？我也一度很疑惑，想過很多行業，最後發現均不適合自己的真正興趣。多年以後，這個問題我終於想通了，我什麽“家”都不想當，隻想做一個“自由人”，尤其是精神上的自由人。所以我絕不願意為優裕的（或“多餘”的）物質生活而當“專家”（比如把生命貢獻給肖像事業），而更願意在雖然“寒酸”但卻足夠的生活條件下充分享受“非專家”的精神自由。
自由，是我來美國的真正目的。十七年前飄揚過海，來到美國，從餐館洗碗開始，“過關斬將”，風雨一路，至今我仍然“一貧如洗”。也許，在眾多的來美淘金的人眼中，我是一個失敗者，然而，每當我在大量的空餘時間中做著使自己享受的事情時，或者當我自由自在地散步在聽不到人世喧囂的大自然中時，我禁不住對自己說道：Yes, I made it ！（是的，我做到了）。
2012/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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