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 佚名
美國《外交》雜誌2003年11/12月一期刊登了華盛頓和平與自由中心主任迪米特裏·西梅斯的一篇文章。他寫道：“蘇聯的分崩離析，消除了美國的國際行為受到的最主要的外在約束。在這種環境下，出現了—種新的烏托邦理想，即認為美國既有資格，也有義務在它認為適當的地方促進民主——必要時不惜運用武力。”
這就是當時的時代背景。他們認為美國的軍力無與倫比，經濟首屆一指，而價值觀又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所以，打著“民主”的旗號來獨霸世界就是替天行道、名正言順的神聖使命。他們推行的“大中東民主計劃”隻是這項“偉大”事業的第一步。
結果怎麽樣呢？美軍已灰溜溜地離開了伊拉克。那裏現在雖然有了一個民主的形式，但內部的紛爭、分裂與恐怖爆炸給老百姓帶來了難言的苦難。
阿富汗更是美國人捧著的一個燙手山芋。曾在阿富汗工作幾十年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究員安東尼奧·朱斯托2010年編撰了一本書，題為《解密新塔利班：阿富汗實地考察》。書中批評了強行推行民主的人，認為這種試圖用武力自上而下強加“民主”的“善意”的支持者們，至少是受理想主義影響太久了。美國蘭德公司阿富汗問題專家塞思·瓊斯，在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2010年5/6月號上對此書評論說：“如果聽從朱斯托的建議，謀求阿富汗穩定的西方官員們一定會大有收獲。一開始，他們必須承認：沒有最理想的國家組織形式，在解決公眾管理問題方麵向來都沒有輪廓鮮明的‘最佳做法’。”朱斯托的建議是西方必須正視阿富汗的現實。
他說，阿富汗社會結構的現實是：人們根據共同男性祖先的血脈分為部落、次部落、宗族和其他小分部。他們有榮譽感，好客，樂為避難者提供保護和堅守血族複仇的傳統。他們有自己的“支爾格大會”和“舒拉”協商會議。在這樣一個結構中要馬上強加一個“一人一票”的多黨西方議會民主，無異於天方夜譚。
美國實際上已放棄了在那裏建立民主的幻想。瓊斯在文末這樣寫道：“阿富汗舊有的君主製模式對如今的阿富汗有用。它將中央政府在農村地區自上而下的努力，與讓農村地區的部落和其他社區參與進來的自下而上的努力結合起來。”蘭德公司的智庫精英忽然覺得在阿富汗還得借用舊日的君主製，真令人不勝感慨。
動用武力推行民主已在美國和它的盟友中引起強烈反感。人們批評說，聲稱美國有權將民主強加於其他國家，而不管它們的境況和選擇如何，是傲慢自大的表現。從羅馬帝國到大英帝國，用刺刀帶來的文明從未博得過持久的感激。他們也認識到，實現民主“既不能輸入，也不能外包”，而要靠所在國人民自己探索和逐漸適應。同時，民主離不開經濟的發展。美國《華盛頓觀察》周刊（網絡版）2006年11月8日的文章說：“在國民生產總值沒有達到一定水平的國家和地區，民主是無法生存的，即使強行推行，也隻會換來適得其反的結果。” 美國確有不少具有救世情懷的人，他們錯誤地相信民主是治愈世界上一切弊病（包括恐怖主義在內）的法寶，而且美國有責任在世界上任何缺乏民主的地方推動民主製度的發展。其實，隻要看看美國家門口的海地就會明白這是一種幻想。海地曾是法國殖民地，又被美國統治了近20年，過去'20年又實行了美式“民主化”，但卻成了個一貧如洗的“失敗國家”。這樣的例子在非洲比比皆是。如果美國真的悲天憫人，為什麽不先把海地改造好，何必大老遠地跑到中東去動刀動槍呢？原因很簡單，海地沒有石油。
還有人指出了美國的虛偽和雙重標準。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2008年1/2月號文章說，哈佛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教務長若熱·多明格斯指出：“美國《獨立宣言》的開篇幾句話就提到，美國不應該把自己的看法強加給別國。真正意義上的自由意味著允許別人走不同的道路。但是今天的美國越來越反其道而行之。許多國際準則，無論是在人權、貿易還是環境方麵，有些甚至是美國一手主導創建的國際法律，美國期望別國遵守，自己卻背而行之。”
伊朗核問題是當今的熱點，在西方輿論的渲染下，人們似乎相信伊朗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圖一己之私利。耶魯大學曆史學教授阿巴斯·阿馬納特年5月25日在《紐約時報》網站發表文章說：“每個伊朗學童都知道，中央情報局1953年發動的政變推翻了穆罕默德·摩薩台首相的政府。……摩薩台在1951年至1953年期間領導的石油國有化運動遭到了英國的反對，後來也遭到了英國利益夥伴美國的反對。英美當時那種自以為是的態度與目前它們對伊朗核問題的看法一模一樣。”“這些痛苦的集體記憶使伊朗對核能的追求成了民族反抗精神的象征，而不僅僅是現在這個伊斯蘭政權的目的。”
政變與民選是兩個絕然不同的概念，美國豈能不懂？但隻要美國覺得哪個好用，就會毫不猶豫地去用那一個。美國推翻了伊朗、智利、危地馬拉等國家的民選政府。近來所謂的“顏色革命”，則是披著民主外衣、動用巧實力的政變而已。正如美國學者喬姆斯基指出的：美國確實支持海外的民主——“假如或者隻有在符合其自身戰略和經濟利益的情況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