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談《知青》

一、關於《知青》的緣起 

近年來,一種社會思潮引起我密切關注,甚至也可以說產生了本能的警覺,那就是——由於當下時代弊端多多,有的方麵愈演愈烈,於是不滿情緒每被利用——為“文革”翻案,為“四人幫”平反,重寫“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此類聲音不絕於耳,某時甚至“振聾發聵”。似乎隻有“請回”“偉大領袖”,中國才又有希望。

我對當下弊端自然是持批判態度的,但對“文革”時代的態度則是決絕的。

故常想——給我一次機會,就一次;最好是電視連續劇這種載體,讓我能呈現“從前”給對從前忘卻了的或一無所知的人們看,哪怕隻不過呈現了一點點。

我將這當成文化自覺和文化責任。

不能實行我就特鬱悶。

並且我認為,最好是知青題材——因為“上山下鄉”與“文革”相重疊,因為“知青”這個龐大群體對“文革”有切膚之痛,並且此痛與各式各樣的千家萬戶相連係。故所以然,當山東影視中心找到我時,我心一喜。但,他們會不會是一時頭腦發燒呢?我要考驗他們,借口忙碌,約半月後談。

二、現實題材沒有半點兒現實主義品質,那麽什麽性也談不到

半月後,我與山東影視中心方麵有了如下對話——

他們:我們要搞一部具有點史性和詩性,維度廣闊些的電視劇。

我:若給我起碼空間,我將努力達到你們的希望。

問:什麽空間?

答:呈現“文革”十年極左危害的空間。

問:為什麽要這種空間?

答:完全沒有這種空間,現實題材之現實主義創作原則,不能得到絲毫體現,就什麽性也談不到。

問:你要多大尺度?

答:我不至於脫離現實地要求完全自由的尺度,隻給我體現“文革”對人性和人格之危害即可——它破壞愛情、離間友情、顛覆親情、慫恿青春攻擊性、鏟除人文文化、企圖使一代青年變傻,成為聽憑擺布和調遣的毫無個人思想的政治工具……

問:你不認為你要的空間太大了麽?

答:給我。否則另請別人。但隻要給我,那麽我會憑創作能力把握分寸。

問:你把握分寸的大原則呢?

答:知青個體痛苦記憶構成國家痛苦記憶的組成部分。他們中有思想本能者,看到了“文革”對國家的危害,於是開始質疑,開始否定——當年的“四.五”運動中有他們的身影,也於是開始了自我救贖。而這一點,才是我要寫的。總而言之,我要將一個不堪回首的時代的邪性原形拖拽出來,哪怕是一部分而已,而不是僅僅是寫個把“壞人”。“壞人”會出現,但依我看來,他們更是“文革病人”……

首先表達支持我的是導演張新建。他同意我的看法——今天拍一部知青題材的電視劇,如果僅僅表現當年的勞苦,並且僅僅弘揚吃苦耐勞的精神,其實沒有多大的文藝價值。

我們藝術總監也肯定了我堅持的現實主義原。他說——這是冒險的,但這個險不是完全不值得有人來冒一下,既然總得有人拿出這種冒險的魄力,那麽就由我們山東人來做吧。當時他還指著我說——“你也是山東人”

三、關於“青春無悔”

我雖也是知青,卻從不參與什麽有悔無悔,有怨無怨的辯論。

並且我認為,下鄉時間的長短、自願或被迫、所赴異地之生存條件的差別、被歧視或沒被歧,有友誼關照或缺乏友誼關照,當地人對知青的態度好或不好……至少有20條以上的不同情況,幾乎每一條都會導致一名當年的知青說不同的感受。

事實上我碰到的“無怨無悔”者極少。

我總是對他們說——想想死者,傷者,無悔也應低調。

他們也都誠心誠意地接受我的勸告。

我寫的劇本,當然還是由我來寫歌詞才更能體現全劇的青春思想。

我寫了,如下:

寒來暑往,

四季輪回。

冰天雪地裏

我們共同守護

保暖的火爐。

不再喊萬壽無疆,

別跟我說誰是敵人,

我們的青春由你做主,

這是什麽道理?

這是什麽道理?!

把你的手給我,

我也給你我的友誼。

歲月是如此漫長,

讓我們相扶著挨過。

擺布吧,那隻不過是我們的肉體;

你主宰不了的,

是我們的靈魂。

還有,從傷口萌芽的思想,

從傷口萌芽的思想……

我和導演就歌詞有過如下對話——

他說:“你太猛了。”

我說:“創作勾起了我對‘文革’的痛恨”。

他說:“凡你寫在劇本中的,除了因考慮到長度而加以改動,十之八九的內容我們都照拍了。我們這部劇對‘文革’年代極左特征的呈現,差不多等於八十年代以後所有影視作品所呈現的總和。我正擔心它播得出來不?你就一點兒不擔心?

我說:“同樣擔心。”

他說:“那你還寫出這樣的歌詞來?”

我說:“我頭腦進水了。”

我當他麵將歌詞撕了。

我倆相對默默吸煙。

最後我提議——我寫不出亮色的歌詞來,幹脆把這“難活”推給藝術總監。

四、關於《知青》的藝術總監

藝術總監王敏同誌,曾是《闖關東》的決策人。山東農村插隊知青,八年或九年。與插隊女知青結為夫妻,還當過生產隊長。在徹底否定極左年代這一點上,他和我和導演的立場完全一致。他是《知青》創作團隊應特別感激的人。劇本隻不過是“裸劇”,沒有他力挺,《知青》不能成為劇。

我預先看過的是部分未合成片。沒音樂,沒主題歌。開擂以後,我也隻不過斷斷續續看了幾集。並且,歌聲一起,往往就從電視機前離開了。我根本就沒留意到“無怨無悔”四個字。

直至有媒體就“無怨無悔”采訪我,我才詫異地致電詢問我們的藝術總監。

他說:我歌詞中所用“無怨無悔”四字,乃指在極左年代,劇中人物愛得無悔;為友誼的擔當無悔;與人民同甘共苦無悔;憂國而遭逮捕無悔。也是想對“無怨無悔”四字作另一種詮釋。希望你在必要之時,替我也替我們的團隊作一番解釋。

我覺得現在到了“必要之時”。

五、我捫心自問

如果有當年的知青指斥我“濫用”知青這個巨大名義實現一己之創作企圖,那麽我承認。

但絕不道歉。

更不認罪。

這是我的創作權力,對誰都無內疚。

並且,我在創作知青群像時,一如當年,仍是感情不減的。

我還很鬱悶——自開播以後,整天被問知青、知青、知青……

居然沒有一個人問——那個年代還有哪些極左現象?你認為今人對你的呈現感“興趣”嗎?我當然知道許許多多的人已不感“興趣”。

但我卻那麽希望有人問。

六、關於“浪漫化”

浪漫是譯詞,原指小布爾喬亞的妙悅情調。

周萍的遭遇並不妙悅。

趙天亮和她的愛情並不妙悅。

那一封會將人打成“現行反革命”的信並不妙悅。

坡底村知青們的經曆並不妙悅。

趙氏兄弟的父母作為現役軍人替兩個兒子的擔心並不妙悅。

“右派”之子武紅兵被捕入獄並不妙悅。

付正死了還受人攻擊並不妙悅,

沈力被逼瘋了並不妙悅。

囤子成了啞巴並不妙悅。

郭奶奶和老村長的死並不妙悅。

一船女知青的死並不妙悅。

“小地包”的死也不妙悅。

排長張靖嚴因清查“四.五”分子被逮捕並不妙悅。

周萍、謝菲等姑娘葬身火海更不妙悅!

劇中人物們高興一時,快樂過一點,那也隻不過是青春快樂本能的體現罷了——據此便指責全劇“浪漫化”了,“美化”了“文革”年代,這種“批評”太“文革”了。

七、關於“那個時代的公平與正義”

有人指責,《知青》將“文革”時代描寫成了“公平、正義”的時代!那麽,此人自己若看了《知青》,反而特想穿越回那個時代去享受“公平與正義”麽?如果此人真的願意,那我隻有“友邦驚詫”了。

八、劇本與電視劇有什麽不同?

1、在劇本中,那一封可將人打成“現行反革命”的信,不是被同班戰友發現了,而是連枕頭一起“丟了”。這使趙天亮從此陷於猜疑與忐忑之中。此種猜疑與忐忑氣氛貫穿全劇,我以為正是“文革”10年不少人的共同感受。

但導演覺得太難時時顧及,改成現在這樣,未免簡單化了。

2、帶到兵團的派性,也不是一次掰手腕,就會消除的。劇本中趙天亮因為那封危險的信下落不明,對王凱猜疑最大,二人關係根本難以友好起來——現在這樣,也太簡單了。

3、周萍回上海探家,由其姐姐帶出了上海郊區插隊知青的情況——在那些日子裏,一名僅17歲的女知青自殺了。也帶出了周父與複旦大學老教授的對話:荒唐時代是不能長久的。

全部上海部分剪幹淨了。

4、武紅兵是“右派”兒子,所以他的種種優點在學生時代便被漠視,所以軍人家庭的兒子趙曙光說:“你一直是我的朋友”才有意義。抹去了武紅兵的“出身問題”二人,修拖拉機時的對話全沒了意義。

5、黃偉這一人物,少年時曾認過一位“右派”知識分子家庭的“姐姐”,她也在“文革”中不堪淩辱自殺了。黃偉冒險寫作,實際上是決心以“見證人”的視角對“文革”極左危害進行記錄,刪去此片段,這一人物變成大群眾演員了。

6、尹排這一人物的全部重場戲也剪去了,使這一原本有血有肉的可敬人物變得不倫不類了。

還有閑筆片斷多處,導演也忍痛割愛了。

據我所知,以上都是因長度而剪。否則,全劇將漲到58集了。

九、關於劇中的青年演員們

親愛的孩子們,我是多麽的感激你們啊!

你們原本都對那個極左的時代一無所知,用你們自己的話說——“仿佛親身經曆了一次”。

你們原本以為“那個時代挺好玩兒。”——現在用你們的話說——“太可怕了”

你們能有這種感性認識,那麽起碼對於你們,補上了必要的“曆史一課”

你們是為《知青》付出最多辛苦的人,令我不安的是,你們中有些人,原本戲份不少,可剪來剪去,所剩無幾了,真覺對不起你們。我保證,會不失一切機會向導演們推薦你們。千萬不要因為《知青》引起的種種“熱議”而沮喪,你們參予的絕對是一次不必感到羞愧的表演實踐。

我還是那句話,給你們每個人都打滿分!從今以後,你們每個人都有了我這個“忘年交”。遇到什麽困難,隻要我能幫助的,幫助就是我的快樂。

黃偉,楊一凡,王凱,你們三個的戲被剪去的最多,這使你們飾演的角色幾乎成了“大群眾”。千萬不要灰心,你們年輕,還有種種機會——我將經常為你們求祈機會的來臨!

我懇請仍在看著《知青》的人們,多對此劇中的青年演員們給予點評。他們需要觀眾的點評,如同幼兒園的孩子們需要阿姨多看自己幾眼。將對明星大腕們的關注也分給他們一些吧!你們的點評將使他們受益匪淺。

曉聲拜托!

又,關於本人參與抄寫“講話”一事,乃因我性情之中也有胡適先生那種鄉願弱點。我在1997年就寫過了《思考毛澤東》一文,其中一章便是“毛澤東與文藝”。

我當年的看法至今未變。

但若詳細解釋,等於違過於別人,非我所為。何況我當時覺得那是一種低調紀念,自己不必太“各色”。

鄉願有時反而使人尷尬,這一點胡適先生比我更有體會。

並且,我以後還是要好好地學習胡適先生的,包括他的鄉願。隻不過,須事分原則……

2012615日(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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