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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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通稱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始於1966年的一場重大政治運動，被廣泛認為是自1949年建國至今最動蕩不安的災難性階段，常被冠以“十年動亂”或“十年浩劫”。
文革的指導思想來源於毛澤東提出的“四個存在”理論，即“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這個曆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在此基礎上，毛澤東發展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文革自1966年開始，結束時間則存在爭議。官方認為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和四人幫的被捕後，1977年黨的十一大，華國鋒正式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勝利結束。
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和政治成果均在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被正式否定，決議認為毛澤東應負上責任。該決議的正式表述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近來，有部分左翼人士，尤其毛派為文革翻案，認為文革是“一個普遍解放的時刻”，是反官僚化和等級化的產物，是平民的“黃金十年”。[1]
目錄[隱藏] |
引發文革的前因
大躍進
1957年，中國仿照蘇聯模式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1958年，毛澤東提出要加快社會主義建設速度，在農村成立人民公社，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基層組織。大躍進口號提出後，全國掀起全民大煉鋼運動，農業產量也要翻一番。但大躍進最後卻是徹底的失敗，工業陷入癱瘓，除了鋼鐵之外其他工業產量都大幅度下降，再加上全國各地虛報產量（浮誇風盛行），而且煉出的多半是廢鐵，令剛有起色的經濟陷入混亂。九千萬農民被召入煉鋼廠，導致農業發展滯後，加上各地爭相虛報糧食產量，導致農民的口糧都被作為增產上繳，最終導致全國大飢荒。
四清運動和毛、劉歧見
1959年7月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在廬山召開。廬山會議原本是要整頓在1958年大躍進中出現的極“左”錯誤，但是在會議後期出現了分歧。7月14日，彭德懷元帥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批評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彭德懷的批評意見與一年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的意見十分相近，而當時中蘇關係已經破裂。毛澤東收到信後分發各小組討論，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讚同。7月23日，一直沒有明確表示意見的毛澤東，經權衡黨內具有壓倒性趨勢的肯定彭德懷的意見，認為信件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向黨進攻。廬山會議至此峰回路轉，開始批判所謂的“彭德懷反黨集團”和右傾。會議結束後，彭德懷被罷官，宣布彭黃張周為“反黨集團”，一批同情彭的意見的幹部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1959年開始，中國進入了當時被官方稱為“三年自然災害”，大躍進結束後被稱為“三年經濟困難”的時期，糧食產量嚴重下滑，全國大部分地區陷入飢荒之中。官方表示很多人“非正常死亡”，非官方的分析意見認為有兩千萬至五千萬人死於飢荒。中國經濟遭遇嚴重困難。毛澤東在經濟領域退居決策二線，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國家主席劉少奇與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2] 在內的一些決策者改變了大躍進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複大躍進以前的體製，解散公社，實行三自一包。
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提出總結經驗教訓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作了自我批評，承認中央犯了主觀主義和脫離群眾的錯誤。劉少奇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之說。
1962年8月，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重申階級鬥爭是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存在“修正主義”、“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重點討論開展社會主義教育的問題。在這次會上，毛澤東指出：“現在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煙，就被收買。隻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會後全國範圍內逐漸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內容包括在城市開展的五反運動）等等的增產節約運動和農村開展的“清帳目、清倉庫、清工分、清財物”，後來統稱為四清運動。
四清運動一開始主要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鬥爭對象是城市和農村的腐敗分子，後來隨著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向農村派工作隊，工作隊幹部代替基層組織，開始了由工作隊幹部領導大兵團運動，鬥爭對象轉向“地富反壞右”，鬥爭中逐漸出現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四清運動逐漸從教育性質轉向階級鬥爭。
1964年12 月，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社教運動的工作會議，毛澤東批評有那麽多的地方將壞分子劃成20%（包括地主富農、新生反革命、和平演變的）。毛強調運動重點是“整 當權派”。劉少奇則認為，運動重點是整下麵，整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整社會上對體製不滿的敵對力量。會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矛盾公開化。
在周恩來的協調下，劉少奇作了檢討。1965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文件接受了毛澤東對政治形勢的基本估計，強調運動的根本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並特別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治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發展過程
文革輿論準備
1965年11月10日，在毛澤東的授意及其夫人江青等人的策劃下，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將矛頭對準了明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在1960年發表的曆史劇《海瑞罷官》。《評》文認為該劇借古諷今，通過描寫“平冤獄”為被打倒的彭德懷翻案，而劇中的“退田”情節則是為單幹風和三自一包做輿論準備，並認為全劇實質是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
此文一出引起極大震動，全國各大報紙、雜誌紛紛轉載。支持吳晗的北京市長、當時負責中共文化宣傳工作的彭真帶頭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並於1966年2月草擬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等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試圖將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局限於純學術範圍。然而與此同時江青則在上海活動，宣稱文藝界已經“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而同時林彪則通過解除羅瑞卿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職務一事，基本掌握了軍隊的主導權，為江青出麵的文化方麵的鬥爭做好了保障。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前夕，《解放軍報》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指出應該全麵“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隨後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的反動本質》的文章，再度將矛頭對準“反對毛澤東路線”的彭真、吳晗等人。
文革爆發
1966年5月16日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康生、陳伯達起草、毛澤東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發布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會議還決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取代原先由彭真、陸定一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原五人小組上報並得到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批準的《二月提綱》也被廢除。“五一六通知”發布和“二月提綱”被撤銷，往往被視為文革正式開始的標誌。不過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報》公開發表，在此之前是作為黨內二級機密文件，隻有達到17級以上的黨員幹部才能接觸。[3] 會議同時決定撤銷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的職務，不過對於他們犯下的錯誤的通告同樣也是機密文件，並不公開。
5月18日，林彪發表談話，稱“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開始在全國各地搞個人崇拜。由於原來負責北京市、中共文化宣傳、解放軍、中央文書等重要職務的四人被撤職，其下的大批黨員幹部也受到牽連，而林彪、康生等人則開始逐漸獲得實權。康生改組了黨的喉舌《人民日報》，原總編輯鄧拓被打倒。
與此同時，由於中下層並不了解高層發生劇烈人事變動的原因和內情，康生等決定采取手段“發動群眾”。康生派遣自己的妻子曹軼歐赴北京大學調查工作，並專門會麵了曾在延安結識的北京大學哲學係總支書記聶元梓。[4]5月25日，聶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學大飯廳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甚麽？》的第一張大字報，批判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此時一直身在杭州的毛澤東大舉讚揚這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6月1日親自寫了批語：“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由於毛澤東的批準，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立即於當晚八時，向全國廣播這張大字報的內容。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經陳伯達、王力、關鋒修改的頭版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呼籲民眾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同時還發表的有聶元梓等六人撰寫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號召要把所有的資產階級權威、學者等打倒。
5月29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成立了全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此後局勢迅速發展，全國大中學校學生紛紛起來造反，反對學校黨委或支部的領導，很快使得很多學校的領導和教學工作癱瘓或基本癱瘓。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和上海音樂學院等高校的校長被公開批判[來源請求]。
當時毛澤東已經退居二線，在此之前已經長期不在北京，由劉少奇領導中央一線工作。在這種非常局勢之下，劉少奇在六月初主持中央會議，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試圖減緩基層被挑動起來的革命情緒。6月3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八條規定”，包括不應影響工作學習、不得打人等，口頭傳達下去。這時毛澤東在杭州，對於劉少奇給他的請示匯報，沒有明確回 複。6月6日的《解放軍報》刊登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教育要點》，其中提到“消滅一切剝削階 級、剝削製度，逐步消滅工農、城鄉、腦力勞動、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6月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陶鑄、陳伯達乘專機到杭州向毛澤東匯報情況，並請毛澤東回京主持有關工作，毛澤東拒絕，委托劉少奇相機處理運動的問題，但是同意了向北大派遣工作組的想法。[5]
派工作組是共產黨在對"有問題"下屬機構進行接管的傳統辦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運動中，劉鄧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隊下基層大兵團作戰，結果引 起毛澤東的不滿，後來被認為是“形‘左’而實右”。現在他們依然按照傳統的黨的領導的方法理解文革，認為是“四清”運動的繼續，所以想到還是派工作組。劉 鄧派到基層的工作組站在黨委一邊，把起來造反的造反派鎮壓下去，結果引起很多激進分子“造反派”的不滿，激起很多矛盾和爭鬥事件。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 統計，工作組把10211名學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師打成“反革命”[6]。
學者認為，此時中國可能還沒有人意識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對象是最高層的劉少奇等人，而誤以為隻是反右四清等運動的延續，所以他們的目標僅僅是中下層敢於發表不同觀點的知識分子等。日後“四人幫”之一的張春橋在1967年5月承認，自己當時也絕對沒有想到“五一六通知”中“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指的是劉少奇。[7] 而副總理薄一波在當時對工作組講話時，就認為目前已經把牛鬼蛇神引蛇出洞了，現在就可以一網打盡，顯然也完全誤讀了當時的形勢。[8]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
7月18日，毛澤東在暢遊長江後，終於從武漢回到北京。當天聽取了江青等人關於工作組的匯報，看了一些學校反工作組的材料。19—23日，文革情況匯報會上毛澤東指責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24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批評了劉少奇和鄧小平，作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7月28日，北京市委發出《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並於2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市大中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當眾宣布這一決定。會上，劉少奇承認，文化大革命到底應該怎麽搞，他也不曉得；鄧小平的發言承認，老革命碰到新問題。當日紅衛兵寫信給毛澤東，聲稱“造反有理”，毛澤東表示同意。
8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召開。會上，毛澤東支持紅衛兵，再次指責中央派工作組，“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工作組是“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反對無產階級”，“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會議原定在8月5日結束，但在當日，毛澤東用鉛筆在一張報紙的邊角上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出中央有另外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令會議日程被延長，內容也很快轉向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批判。8月7日，毛澤東在謄清稿上修訂後加標題，由當日會議印發。文中說：“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雖然沒有點名，但是實際矛頭已經直指過去50天內執政的劉少奇。毛澤東同時將之前缺席了一周會議的林彪從大連召回北京，林彪隨即於8月8日發表針對劉少奇發表了言辭激烈批判，並與其在5月18日關於彭陸羅楊等人“錯誤”地言論，一起印發大會。[9]
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文化大革命”一語首次出現於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 定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麵開始。“十六條”裏說這次運動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 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並做出了“‘敢’字當頭，放手 發動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鬥，不用武鬥”等規定。
8月12日，會議選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等11人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為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林彪則第一次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此後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出現，成為毛澤東形式上的接班人，而比之資曆更高的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雲等的副主席身份不再被提及。會議還正式確認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在5月對於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四人撤職的決定，更高層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被點名批判。
紅衛兵與大串聯
在中共高層權力大規模調整的同時，5月底出現的紅衛兵於此同時大規模壯大。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發出通知，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6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製度”，廢除高考製度。[10] 從此中國的大學十多年內無法正常招生，而在校的中小學生也失去了繼續就學的必要。
由於得到毛澤東對“造反有理”的支持，之前各級政府黨委試圖控製局麵的措施反而可能被視為鎮壓革命，於是對於紅衛兵的管製全麵撤銷。有大量“革命師生”從各地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革命”，至8月十一中全會期間，北京市有數萬名外來學生，僅清華大學校園內就住下了7000人。[11] 8月12日，文革小組提議勸導學生返回居住地進行革命，但是毛澤東不同意，反而決定鼓勵紅衛兵運動，並安排親自接見在京紅衛兵。
8月18日，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廣場接 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此後至11月期間，毛澤東又陸陸續續會見了超過1100萬紅衛兵，並且由紅衛兵代表為其佩戴紅色袖章，成為全麵支持紅衛兵活動 的最有力表示。從此全國便進入混亂狀態，紅衛兵四處串聯並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標語，開會演說辯論，對各地的事物進行改名活動，以“破四舊”的名義衝擊 寺院、廟宇、教堂等，大肆砸毀文物，破壞古蹟，焚燒書籍、字畫。同時針對被視為“剝削階級”“反動派”的個人開始抄家，攻擊學術權威、知識分子，大批學 者、知識份子被毆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殺。除了批鬥“反動學術權威”外，全國紅衛兵還進行了大串聯。9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凡外地師生來京觀摩文革運動者，交通費與生活費由中央財政補助，這個通知使之前就已經開始的大串聯達到高潮。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
這一期間受到波及的人不計其數。和尚、修女、神父、傳教士被公開批鬥，學生當眾毆打、侮辱教師，還有教師遭到以糞淋頭等極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為有親戚在國外，被紅衛兵以有“海外關係”等罪名批鬥抄家。紅衛兵抄家，把家具全都搬走，翻遍地土，破開牆壁，到處搜掠，查看有否私藏物品，房屋被搶奪一空，跡同強盜[來源請求]。8月與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戶家庭被紅衛兵或自稱紅衛兵的人員抄家，紅衛兵在一個多月內獲得了十萬三千兩（約5.7噸）黃金、三十四萬五千二百兩白銀、5500餘萬人民幣現金，以及613,600件古玩玉器等。在上海，僅8月23日至9月8日期 間就有84,222戶家庭被抄家，其中1,231戶為教師或知識分子，紅衛兵除獲得了大量的金銀珠寶外，還獲得了334萬元美金、價值330萬元人民幣的 其它外幣、240萬民國銀元，以及3.7億元的人民幣現金或憑證。據1966年10月的黨中央工作會議文件稱，至此之前全國的紅衛兵僅黃金就獲得了一百一 十八萬餘兩（約65噸），並將這稱為充公“剝削階級”的不義之財。[12]
針對出現的打死人的事件，毛澤東寫了一個《關於發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內容是：“黨的政策不主張打人。但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今後再不許打人。要擺事實，講道理。”8月22日，毛澤東厭惡當權派利用國家機器大肆逮捕學生，發布了《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規定警察不得幹涉、鎮壓“學生革命運動”。在這段後來被稱為“紅色恐怖”的時間內，據官方統計僅在北京就打死1700多人，在市郊的大興縣更是發生屠殺，三天之內用包括活埋等手段殺死了325人[13]。而全國自殺人數達到20萬人。至於整個文革期間死亡的人數可能超過200萬到700萬人，占到人口的百分之一，這個數字需要確切的統計資料證實。[14]
在1966年10月為期近三周的中央黨會上，劉少奇、鄧小平被定性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並分別作了自我檢討，內容向全國印發，這也成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過劉鄧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職。與此同時，六年前就已經被“打倒”的彭德懷被押送回北京，與彭真、羅瑞卿等一起接受批鬥。
全麵奪權與文攻武衛
1966年11月以後，原來以教師和學生為主的紅衛兵運動開始向工廠和農村擴張，上海率先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由年僅三十出頭的工廠職工王洪文領導，很快取代了各種紅衛兵組織。1967年1月3日，張春橋與姚文元從北京趕赴上海，支持王洪文等工人運動的首腦奪取了上海的黨政大權，陳丕顯、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領導被批鬥。這次事件被稱為“一月風暴”，也成為全國“奪權”行動的開始。1月8日， 毛澤東對此表示讚譽，《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給上海的“賀電”。全國多個省區市的領導機構被“革命群眾”奪權，奪權後成立的革命委員會往往無法履行原 有的政府機關職能，導致中央和全國各地的政府機關陷入癱瘓。同時由於沒有明確的原則和規則，奪權的形式與內容也是無奇不有，比如北京市就在同一天內被三股 不同革命群眾先後奪權，而黑龍江奪權後成立的革命委委員會的主任最後就是奪權前的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而中央某部委居然還向康生寫信申請批準被奪權。[15] 月中，原本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誌被紅衞兵奪權。
與此同時，在中央，陳伯達、江青等開始將鬥爭對象轉移到當時中央第四號人物、主要協助周恩來維持社會和生產秩序的陶鑄。此後雖然毛澤東對於陳伯達、江青隨意針對文革小組同僚的行為提出指責，並且要求他們在小組內自我批評，但是並未插手陶鑄被“打倒”。[16]
不過毛澤東對於陳、江的批評是這些在文革開始後權力日大的活躍人物第一次重大受挫，也促使一些不滿其做法的中共元老做出了聯手抗爭。2月11日和2月16日，在周恩來主持的兩次中央碰頭會議上，陳毅、葉劍英、譚震林等七位國家和軍隊的最高層領導對當時混亂的局勢感到不滿，發表反對造反運動的強硬談話，與張春橋等人當場發生激烈爭論。此後張春橋召集姚文元、王力，先與請病假的江青會麵，隨後於當晚即會麵毛澤東，匯報了這些元帥副總理的發言。最終毛澤東認為這是從根本上反對文化大革命，而這次事件則被張春橋等稱為“二月逆流”。[17] 此後雖然這些領導人並未立即被正式停職，但實際上國務院、政治局在少了他們以後已經無法繼續正常工作，中央文革小組實際已經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到該年5月，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批判已經完全公開化。另一方麵，文化大革命的風潮已經蔓延至南麵受英國統治的香港，這種風潮直至同年12月才告結束（參閱六七暴動）。
與此同時，各個紅衛兵組織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嚴重。3月份，中共中央就不得不發出通知，停止一切串聯活動。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開批鬥劉少奇。7月20日，武漢發生七二〇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運動”，乘機指責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搞兵變”。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支持左派，有些紅衛兵開始搶軍隊的權。此後，全國衝擊軍隊、搶掠武器、槍支的事件不斷發生，武鬥已經升級，其中尤其以陝西、廣西、四川等地的情況最為嚴重[來源請求]。這種武鬥一直持續到1968年8月份才漸漸平息下來。
上山下鄉與清理階級隊伍（1968年）
1968年春天，在全國興起了一股對毛澤東的盲目崇拜浪潮，當時的口號就是“三忠於四無限”，毛澤東已經被神化。
不過此時的毛也已經發現局勢有些失控。全國武鬥日益嚴重，打死、打傷的人不計其數，接近於開始一場內戰。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隊”進駐各高校，試圖停止武鬥，實際采取的正是兩年前劉少奇、鄧小平等因之獲罪的措施。但在清華大學，造反派頭子蒯大富無視工宣隊，甚至下令抵抗，打死五人，情況已經非常嚴重。8月26日，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下達全國：“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武鬥才逐漸平息。10月，毛澤東提出幹部下放，於是全國各地大批被打擊的幹部下放五七幹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