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軍事件在大陸網絡熱炒，最新消息是中國官媒人民網和新華社都發布官方消息稱“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9日應詢答問時表示，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於2月6日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1天後離開。有關部門正在對此進行調查”。
此前牽連其中的中美雙方事發後保持1天的緘默也曾或多或少進行表態。美國國務院新聞發言人努蘭（Victoria Nuland）於美東時間8日證實王立軍曾找到美國駐成都領事館，並以副市長身份要求和領事館人員進行會談。會議安排後,美方人員與他進行了會晤，之後王立軍“主動離開”。發言人表示，事後美方未再進一步與他接觸，也拒絕評論王是否尋求政治庇護或難民身份。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在北京時間9日也回應說，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前往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一事屬於“孤立事件”。崔天凱在北京舉行的發布會上表示，此事不會影響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下周即將對美國的訪問。他說，“這個問題已經解決”，“而且解決得很順利”。
但是雙方的模糊其詞卻讓媒體和公眾更加困惑，王立軍作為一個地方副省（部）級的官員，為何要進入美國大使館，他又與美方人員談了什麽，最後他又為何離開，他的目的又是哪般？
據部分了解此事件的中共知情人士透露，王立軍此次隻身前往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應並非一時衝動，而是事先策劃，並提前通過內部中間人士牽線，得以有機會與美方“會談”。相信他在美國駐成都領事館滯留超過24小時。
美方宣稱王立軍是“主動離開”領事館。那麽是王立軍提前已經做好準備，僅僅去與美方“會談”後就離開，還是美方斟酌再三後決定不予收留，亦或者是礙於中方強大的政治壓力？這其中頗有蹊蹺。
但無論如何，美方在此次事件的處理上的確費盡心思。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在回應該事件時首先聲稱王立軍是以“副市長”的身份“要求與美領事館人員會談”。言下之意即王立軍是以“政府官員”身份“主動”要求進入領事館，美方對他進入領事館的目的“毫不知情”。這便將自己從這件事件中撇清，沒有參與到王立軍所謂的“預謀”中，美方完全是被動的。這也對中方做了最好的交代。
而美方此後一再強調王立軍是“主動離開”更是另有深意。在公眾普遍的觀念中，一向標榜“自由”、“民主”的美國，在“庇護權”的法律基石上，對於要求“政治庇護”的政治人物向來是大門敞開。若某個國家“政治異見人士”向美國提出庇護權而美國政府又置之不理，這會受到來自從國民到議會的巨大壓力。因此王立軍的“主動離開”也讓美國政府有了一個自己下台的台階，以免此後被拿來大做文章。
除此之外，坊間在傳出王立軍尋求美領事館庇護消息後，有很多聲音開始將王立軍與1989年“六四事件”後躲進美駐華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的方勵之相比較。不過分析人士表示，即使王立軍真得要求美方庇護，但時代不同，事件性質更不同，二者之間根本沒有太多的可比性。很難想象美方會像當年大力“保護”方勵之一樣對待王立軍事件。
從當前講，習近平訪美在即。美方正在努力營造和小心把握訪問氣氛，以便與與這位中國未來的領導人奠定良好的關係。在此敏感時期，無論是從政治還是經濟議題上，美國都不想過度“刺激”中國，如果對王立軍事件處理不當，不僅會為訪問帶來極大變數，更影響到美中未來很長一段時期的正常交往。
從更遠和更宏觀的角度來看，無論西方是否承認，中國的崛起已是既成事實。中美兩極並立的G2國際局麵初現端倪，麵對這樣一個對手與夥伴，美國不能、不想，也沒有足夠的力量繼續“惹怒”中國。此前的西藏問題、台灣問題等，美方都出現了明顯的軟化跡象。
時代背景的不同也是造成美方在對待王立軍和方勵之問題上的行事不同。方勵之尋求政治庇護時恰逢中國國力低迷時期，中國的“六四事件”也讓其在國際上的名聲跌入穀底。而美國也認為“六四事件”以及其中的參與者都是可以加以利用的，因此才在當時老布什總統的親自簽署命令的情況下加以保護。而王立軍則不同，且不論這樣一位副省（部）級官員究竟會帶來多大價值，稍有不慎就會卷入中共內部的權利分配，王立軍很可能會成為美方手中的燙手山芋。而為了“保護”他而付出的代價將遠遠高於中美關係惡化帶來的惡果。
不同於公眾通常認為美國“樂衷”於給予中國“政治異見人士”的庇護，有公開資料中顯示，早在2001年至2006年期間，中國人尋求美國政治庇護直接批準率僅15％，拒絕率約40％。因此可以說，在王立軍事件上，美國的此番謹慎並非毫無道理，而是符合自己一貫以來在國際政治問題處理中“利益至上”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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