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醫生也好，護士也好，隻要動針動刀，就有手指被紮被割的危險。尤其是在事情比較急的時候。我自己就被紮過。而且是用過的針頭。被紮以後本能的反應是緊緊捏住被紮手指的近端，再盡量擠出自己的血，權作清洗之用。幸運的是，我被紮的時候，病人是一個老人。來看我們的原因是腫瘤。我想都不會想有什麽嚴重的後果。隻是依照醫院的規定，自己去Employee Health Office備個案了事。後來有熱心腸的護士告訴我，老人的所有指標都是正常的。沒有AIDS，也沒有肝炎。
如果碰到初次就診的病人，尤其是年輕人，被紮的時候，顧慮就會多一些。有時侯會要求病人留下來。由傳染病科的專業人員作一個問卷調查。有時還會要求病人抽血以確認其攜帶病毒與否。這類的要求，從我看來就是病人在幫醫生的忙。正因為是這樣，才讓我們有機會留意到許多不起眼的小人物們另外的一麵。
這是一個三十來歲的中國女人。象很多她的老鄉一樣，在某個餐館打工。這次從外州回紐約，就順便看看她身上的一個塊。
我的主治是一個毛毛糙糙的年輕女人。這一針紮得夠深夠狠。一時間血流如注，自然也有她拚命擠的原因。擠完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弄清楚這個病人是否病毒攜帶者。
事情自然又落在我身上。我對她說，“好不好請你留下來，我們這位醫生紮傷了，能不能幫我們一個忙。我們需要知道一些情況。”
我預備她說不。
“沒問題。我隻是須要告訴我先生要多等一會兒。”
我知道這不是一會兒的事。公立醫院拖遝的辦事風格我早有領教。我不知道她要等多久，也不知道她會被問一些什麽問題。我隻知道我必須留下來做翻譯。
過了很久，一個看上去五十來歲的護士來了。手裏拿著一個木頭匣子，裏麵是一整套抽血的器械。還有一疊各式的表格。
問個好，一套早已經耳熟能詳的解釋，坐下來，節目就開始了。
先是問卷。護士問一句，我翻一句，病人答一句。無非是些一般的病史，倒也順暢。
“你接過幾次婚？”
我看著護士，懷疑我聽錯了。護士看著我，臉上沒有表情。我索性直接跟她確認，這是她的問題。得到肯定的答複後，我如實翻譯過去。
病人離過一次婚。現在是她的第二個丈夫。
“你和你丈夫住在一起嗎？”
“沒有。我在外州，他在紐約。我是昨天回來的。”
“你們昨天或今天有同房嗎？”
這時候護士看出我的不快。的確，我不願意知道別人任何的隱私。何況我看不出病人的婚史以及夫妻的私事與今天的紮針有什麽關係。
“她有過兩個丈夫，就是說她有multiple sexual partners。” 護士簡略地解釋了一下。我從來沒有把再婚和多個性夥伴聯係在一起。我知道護士在說什麽，也不能不同意她的說法。隻是心理上還是不能把二者等同。到現在依然如此。
“有。” 病人有些局促，臉稍微紅了一下。但還是回答了我翻譯的問題。
“我們需要抽血做一些化驗。” 護士說。同時開始準備。
這時候我實在忍不住了。仗著護士聽不懂，我告訴病人：“你可以拒絕的。”
“醫生，沒有關係。抽就抽吧。”
護士抽完血，帶著一套的材料走了。我陪病人走出病房。
等在外麵的是一個瘦瘦的男人。正坐在沙發上看《世界日報》。看見我們出來，站起來，打個招呼，就說，我去取車。
到這時候我才知道，這位丈夫是開車來接太太的。這一等，不知道要多花多少錢的停車費。要知道，這是曼哈頓。如果是我，絕對是要心痛的。何況在餐館打工的他們。
我從來沒有跟這些人有太多近距離接觸的機會。每每在餐館看見他們忙碌的時候，臉上很少有笑容。有一次還被他們趕過，因為他們需要更多的客人來賺取更多的小費。侍應們勾心鬥角的故事也聽了不少。然而，象很多人一樣，隻要機會合適，你就會看到他們心中無法湮沒的善良。同樣的道理，我們這些少許幸運的一些人，如果處在他們的位置，會不會為多掙幾塊小費而搞一些小動作，也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