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羅賓·克魯格曼[注 1]（英語：Paul Robin Krugman，1953年2月28日—），美國經濟學家及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現任紐約市立大學經濟係教授，曾任麻省理工學院和普林斯頓大學經濟係教授，是新興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派代表[1]。2004年獲頒麻省理工學院年度傑出校友。2008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以表彰其“對經濟活動的貿易模式和區域的分析”。[2]
生平
1953年出生美國紐約的猶太人家庭，約翰·F·肯尼迪高中畢業。
1974年畢業於耶魯大學，1977年於麻省理工學院獲取博士學位，受到經濟學家諾德豪斯的注意。畢業後曾在耶魯大學、麻省理工、斯坦福大學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等校任教。2000年至2015年，擔任普林斯頓大學經濟係教授。
1982年至1983年，擔任裏根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1988年，出版了《期望減少的年代》一書。研究領域包括國際貿易、國際金融、貨幣危機與匯率變化理論。1991年，獲得克拉克獎章。1996年出版的《流行國際主義》準確預測亞洲金融危機而聲名大噪，是著名的經濟預言家。
他支持貝拉克·奧巴馬競選美國總統，在他當選後發表文章，表達對非裔美國人首次當選美國總統的激動和自豪。更重要的是，他敦促奧巴馬切勿聽信要他延緩政策變化的建議，分析了堅持選戰中提出的激進改革議程的可能性和必須性。[3]
立場
克魯格曼立場為中間偏左的社會自由主義，認為要對富人課稅並封殺諸多避稅漏洞，這種立場在金融海嘯和民主黨上台後得到社會較多回響，克魯格曼認為對跨國企業“競爭力”有幫助的事情對全人類其實沒什麽幫助，甚至是負麵。
他抨擊裏根時代吹起的新自由主義資本經濟風潮，認為沒有管製的資產階級是25年後造成災難的主因，認為裏根和共和黨要為打造出這種環境負起最大責任。他指出1983年到2008年的25年之間，全美國經濟增長果實落入金融業和跨國企業高層1%的人口手中，而廣大中產階級收入並沒有增加，還被通脹逐漸變相減薪，此時為了避免經濟衰退和社會動亂，隻能放寬金融管製，鼓勵大家過借貸式的泡沫生活；當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之後，這是其他人維持生活的唯一方法，然而泡沫和債務終有到期的一天，家庭和個人不可能無止盡欠債，並認為災難已經無法避免。[4]
在勞工政策方麵亦主張偏左思維，認為勞工薪資的提升應該建立在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之上，而不是完全建基教育和自我競爭力提升的理論上，他認為鼓吹教育和自我提升來對抗全球化與自動化的工作掏空問題是不切實際的理想，因為教育花費的巨大時間和金錢成本本身就是一種壁壘；許多出生貧寒的家庭無法跨越導致很難翻身，且全球化與自動化的浪潮過於強大，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很難抵擋。[5]
2018年唐納德·特朗普發動的中美貿易戰，他認為美國是在走向自殺，因為特朗普對中國產品課征的都是中間商品（半成品、零組件）稅，幾乎極少末端成品，這是最爛的貿易戰策略，會推升下遊廠商和零售店成本並降低其競爭力，迫使他們縮減業務。而增加的國內零件廠業務根本無法彌補，所以是白忙一場且弊大於利[6]，而中方的反製雖然項目不多但都是最終消費品，且瞄準打擊特朗普的選票來源州。事實上貿易戰不會有勝利者，最終雙方消費者都將付更多錢去買以前同樣的東西，誰能受損較少取決於雙方民眾與政府的耐受度，因此特朗普追求的最終利益隻是必敗的一場空，除了個人鬥士形象的選舉利益。[7]
他對於新科技的立場相當保守。在1998年互聯網dot.com風潮中，他對互聯網的發展做出後來證明與事實發展大相徑庭的預測："互聯網的發展速度必然會急速減緩... 大約在2005年前後，世間就會清楚看到，互聯網最後對於經濟的影響沒比傳真機對經濟的影響大。" [8]到了2013年，他因為看壞比特幣而導致此前對於互聯網的預言被網友挑出來嘲笑。媒體問他意見的時候，他回"我不是科技專家，當時的預言也隻是在搞笑氛圍下做出的"，但他堅持比特幣作為貨幣是沒有可行性的。 [8]
2023年中國房產商碧桂園爆發財務危機，克魯格曼評價中國當下的危機可能比2008年金融海嘯更劇烈。不過他指中國經濟規模雖巨大，但金融貿易影響力卻沒能成正比，尤其對美國影響力非常小。[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