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譯》
根據美國憲法和法律賦予我的權力，包括《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50 USC 1701 et seq.）（IEEPA）、《國家緊急狀態法》（50 USC 1601 et seq.）（NEA）、經修訂的《1974 年貿易法》第 604 節（19 USC 2483）以及《美國法典》第 3 篇第 301 節，
我，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唐納德·J·特朗普，發現一些基本條件，包括我們之間的雙邊貿易關係缺乏互惠、不同的關稅稅率和非關稅壁壘，以及美國貿易夥伴的經濟政策抑製國內工資和消費，正如美國每年持續存在的巨大商品貿易逆差所表明的那樣，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和經濟構成了不尋常和非同尋常的威脅。這一威脅的全部或大部分源於美國以外，主要貿易夥伴的國內經濟政策和全球貿易體係的結構性失衡。我特此宣布針對這一威脅的國家緊急狀態。2025
年 1 月 20 日，我簽署了《美國優先貿易政策總統備忘錄》，指示本屆政府調查我國商品貿易逆差持續存在巨大且持續的原因，包括此類逆差對經濟和國家安全的影響和風險，並審查和識別其他國家的任何不公平貿易行為。2025 年 2 月 13 日，我簽署了一份題為“互惠貿易和關稅”的總統備忘錄，指示進一步審查我們的貿易夥伴的非互惠貿易行為，並指出非互惠行為與貿易逆差之間的關係。2025 年 4 月 1 日，我收到了這些調查的最終結果，我今天將根據這些結果采取行動。
美國每年持續存在巨額商品貿易逆差，導致我國製造業基礎空心化，抑製了我們擴大先進國內製造業產能的能力，破壞了關鍵的供應鏈，並導致我國的國防工業基礎依賴外國對手。美國每年持續存在巨額商品貿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們之間的雙邊貿易關係缺乏互惠。不同的關稅稅率和非關稅壁壘就是這種情況的證據，它們使美國製造商更難在國外市場上銷售其產品。美國主要貿易夥伴的經濟政策也證明了這一點，它們抑製了國內工資和消費，從而抑製了對美國出口產品的需求，同時人為地提高了其產品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力。這些情況導致了國家緊急狀態，而這項行政令旨在緩解和解決這一問題。
自1934年以來幾十年來，美國的貿易政策一直圍繞互惠原則製定。國會指示總統首先通過雙邊貿易協定，然後在全球貿易體係的支持下，與主要貿易夥伴國確保降低互惠關稅稅率。1934年至1945年間，行政部門談判並簽署了32項雙邊互惠貿易協定，旨在互惠基礎上降低關稅稅率。1947年至1994年間，參與國進行了八輪談判，最終達成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和隨後的七輪關稅減讓。
然而，盡管堅持互惠原則，美國與其貿易夥伴國之間的貿易關係仍然變得極不平衡，尤其是近年來。戰後國際經濟體係建立在三個錯誤的假設之上：首先，如果美國引領世界放寬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其他國家也會效仿；第二，這種自由化最終將導致美國貿易夥伴之間的經濟進一步趨同，國內消費增加，並向美國的份額靠攏；第三，美國將不會出現巨額且持續的商品貿易逆差。
這一框架引發的事件、協議和承諾並未帶來互惠，也不會普遍增加外國經濟體的國內消費相對於美國國內消費的比率。這些事件反過來又造成了美國每年出現巨額且持續的商品貿易逆差，這是??全球貿易體係的一個特征。
簡而言之，雖然世界貿易組織 (WTO) 成員同意在最惠國待遇 (MFN) 基礎上約束其關稅稅率，從而向所有 WTO 成員提供最優惠關稅稅率，但他們並未同意將其關稅稅率約束在同樣低的水平上或在互惠基礎上適用關稅稅率。因此，根據世貿組織的統計，美國的簡單平均最惠國關稅稅率為3.3%，是世界上最低的國家之一，而我們的許多主要貿易夥伴，如巴西（11.2%）、中國（7.5%）、歐盟（5%）、印度（17%）和越南（9.4%）的簡單平均最惠國關稅稅率卻高得多。
此外，這些平均最惠國關稅稅率掩蓋了各經濟體對特定產品征收的關稅稅率的更大差異。例如，美國對乘用車進口（帶內燃機）征收 2.5% 的關稅，而歐盟（10%）、印度（70%）和中國（15%）對同一產品征收的關稅要高得多。對於網絡交換機和路由器，美國征收 0% 的關稅，但對於類似產品，印度（10%）征收的稅率更高。巴西（18%）和印度尼西亞（30%）對乙醇征收的關稅高於美國（2.5%）。對於帶殼大米，美國最惠國關稅為 2.7%（從價稅等值），而印度（80%）、馬來西亞（40%）和土耳其（平均 31%）征收的稅率更高。蘋果免稅進入美國，但土耳其（60.3%）和印度（50%）則不然。
同樣，非關稅壁壘也剝奪了美國製造商進入全球市場的機會。《2025年國家貿易評估報告——對外貿易壁壘》詳細列出了美國出口到世界各地的大量非關稅壁壘，這些壁壘按貿易夥伴逐一列出。這些壁壘包括進口壁壘和許可限製；海關壁壘和貿易便利化缺陷；技術性貿易壁壘（例如不必要的貿易限製標準、合格評定程序或技術法規）；不必要地限製貿易而無助於實現安全目標的衛生和植物檢疫措施；專利、版權、商業秘密和商標製度不完善，知識產權執行不力；歧視性許可要求或監管標準；跨境數據流壁壘和影響數字產品貿易的歧視性做法；投資壁壘；補貼；反競爭做法；有利於國內國有企業的歧視以及政府未能保護勞工和環境標準；賄賂和腐敗。
此外，非關稅壁壘還包括我們貿易夥伴的國內經濟政策和做法，包括貨幣政策和增值稅，以及與之相關的市場扭曲，這些政策和做法抑製了國內消費，促進了對美國的出口。這種缺乏互惠性的情況很明顯，美國的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 (GDP) 的比重約為 68%，但愛爾蘭（27%）、新加坡（31%）、中國（39%）、韓國（49%）和德國（50%）等其他國家的消費占比則要低得多。
與此同時，美國為解決這些不平衡問題所做的努力也陷入了停滯。貿易夥伴一再阻撓多邊和諸邊解決方案，包括在新一輪關稅談判和規範非關稅壁壘的努力中。與此同時，由於美國經濟對進口過度開放，美國的貿易夥伴幾乎沒有動力在雙邊貿易談判中對美國出口產品提供互惠待遇。
這些結構性不對稱導致了美國每年持續存在巨額商品貿易逆差。即使對美國可能偶爾享受雙邊貿易順差的國家來說，美國出口產品上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累積也可能使這種順差比沒有這些壁壘時要小。在當今的經濟和地緣政治環境下，允許這些不對稱繼續存在是不可持續的，因為它們會對美國國內生產產生影響。一個國家的國內生產能力是其國家和經濟安全的基石。
無論是我 2017 年的第一屆政府，還是 2022 年的拜登政府，都認識到增加國內製造業對美國國家安全至關重要。根據 2023 年聯合國的數據，美國製造業產出占全球製造業產出的 17.4%，低於 2001 年 28.4% 的峰值。
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製造業產出的持續下降降低了美國的製造能力。在某些先進工業領域，如汽車、造船、製藥、技術產品、機床以及基礎和加工金屬，保持強勁和有彈性的國內製造能力的必要性尤為迫切，因為一旦競爭對手在這些領域獲得足夠的全球市場份額，美國的生產可能會被永久性削弱。擴大國防工業部門的製造能力也至關重要，這樣我們才能製造出保護美國國內外利益所需的國防物資和設備。
事實上，由於美國向其他國家提供了如此多的軍事裝備，美國的軍用物資庫存太低，與美國的國防利益不相容。此外，美國國防企業必須在一係列關鍵領域開發新的先進製造技術，包括生物製造、電池和微電子。如果美國希望維持有效的安全保護傘來保衛其公民和國土，以及其盟友和合作夥伴，它需要擁有龐大的上遊製造和商品生產生態係統來製造這些產品，而不會過度依賴進口關鍵投入。
對外國生產商的依賴增加也危及了美國的經濟安全，因為美國供應鏈容易受到地緣政治中斷和供應衝擊的影響。近年來，美國經濟在這方麵的脆弱性在新冠疫情期間暴露無遺，當時美國人難以獲得基本產品，胡塞叛軍後來開始襲擊中東的貨船。
美國製造業產能的下降以其他方式威脅著美國經濟，包括製造業崗位的流失。從 1997 年到 2024 年，美國失去了約 500 萬個製造業崗位，經曆了曆史上製造業就業人數最大的降幅之一。此外，許多製造業崗位的流失集中在特定的地理區域。在這些地區，製造業崗位的流失導致家庭形成率下降，並導致濫用阿片類藥物等其他社會趨勢的興起，這些趨勢給美國經濟帶來了沉重的代價。
美國競爭力的未來取決於扭轉這些趨勢。今天，製造業僅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 11%，但卻貢獻了美國生產力增長的 35% 和出口的 60%。重要的是，美國製造業是美國創新的主要引擎，占所有專利的 55% 和所有研發支出的 70%。2003 年至 2017 年間，美國跨國企業在中國的研發支出年均增長率為 13.6%，而同期它們在美國的研發支出年均增長率僅為 5%，這一事實證明了製造業與創新之間的緊密聯係。此外，每個製造業崗位都會帶動其他相關行業創造 7 至 12 個新崗位，幫助建立和維持我們的經濟。
正如一個不生產製成品的國家無法維持國家安全所需的工業基礎一樣，如果一個國家不能生產自己的糧食，它也無法長久生存。2013 年 2 月 12 日的第 21 號總統政策指令（關鍵基礎設施安全和恢複力）將食品和農業指定為“關鍵基礎設施部門”，因為它是被認為“對美國至關重要，其喪失能力或遭到破壞……將對安全、國家經濟安全、國家公共衛生或安全，或上述事項的任何組合產生嚴重影響”的部門之一。此外，在我離任時，美國在農產品方麵有貿易順差，但今天，這種順差已經消失。由於我們的貿易夥伴國實施的一係列新的非關稅壁壘，美國的順差被摧毀，取而代之的是預計每年 490 億美元的農業貿易逆差。出於這些原因，我特此宣布並下令：
第1節 國家緊急狀態。 作為美國總統，我的最高職責是確保國家及其公民的國家和經濟安全。 我已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這是由於美國每年持續存在巨大商品貿易逆差所導致的，僅在過去 5 年中，美國商品貿易逆差就增長了 40% 以上，到 2024 年將達到 1.2 萬億美元。這種貿易逆差反映了貿易關係的不對稱，導致國內生產能力萎縮，特別是美國製造業和國防工業基礎的生產能力萎縮。這些不對稱還影響了美國生產商的出口能力，從而影響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 具體而言，這種不對稱不僅包括外國貿易夥伴之間不互惠的關稅稅率差異，還包括外國貿易夥伴廣泛使用非關稅壁壘，這降低了美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同時人為地提高了其自身產品的競爭力。這些非關稅壁壘包括技術性貿易壁壘；不科學的衛生和植物檢疫規則；知識產權保護不充分；國內消費受到抑製（例如，工資受到抑製）；勞工、環境和其他監管標準和保護薄弱；以及腐敗。即使美國和貿易夥伴的關稅稅率相當，這些非關稅壁壘也會造成嚴重的不平衡。
這些不平衡的累積效應是資源從國內生產商轉移到外國公司，減少了國內製造商擴張的機會，進而導致製造業崗位流失、製造能力下降和工業基礎萎縮，包括國防工業部門。與此同時，外國公司更有能力擴大生產規模、再投資創新並參與全球經濟競爭，這對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不利。
某些關鍵和先進工業部門缺乏足夠的國內製造能力——這是美國每年持續存在巨大商品貿易逆差的另一個結果——也危及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因為美國經濟對供應鏈中斷的抵禦能力較弱。最後，美國每年持續存在巨大商品貿易逆差以及隨之而來的工業能力損失損害了軍事準備；隻有通過迅速采取糾正措施來重新平衡美國進口流量，才能糾正這一脆弱性。隨著最近國外武裝衝突的增加，這種對軍事準備和我們國家安全態勢的影響尤其嚴重。我呼籲公共和私營部門做出必要努力，加強美國的國際經濟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