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父親節，以前從未在家壇發過帖，聽說家壇辦此活動，八年前父親去世那一年，整理思緒，寫過父親，以此參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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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川東老家
父親的老家在川東的涪陵山區，地處烏江與長江的交匯口，也是武隆、彭水以及貴州地區山貨物資進入長江的重要口岸。父親的家人們後來的居留遷移活動，也不外乎於這三地之間。涪陵是進入重慶、武漢、上海的必由之地，不但山裏的貨物，就連家裏的人出去闖世界，也是從涪陵開始的。
離涪陵縣城不遠，位於長江之邊有個義和鎮，祖籍便在附近，父親就出生在這裏一個叫做鴨子壩的地方。家族的興旺是從父親的祖父進士及第以後才開始的，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清廷委他以貴州鎮江、同仁等地道台之四品官銜，他的幾個孩子後來也以讀書為榮，大兒子北上念京師大學堂攻教育與政治，二兒子東赴南京就讀於中央大學立誌電機工程。曾祖父在四兄弟中排行第三，他家境殷實的大哥膝下無子，便將大兒子，也就是我的祖父過繼到長房繼承家業，我的父親就成了長房長孫，小小的年紀，備受家人的寵愛，童年還算是幸福的。
據說，隻是在他年幼的時候，驚險過一回，有一次山裏的土匪下來搶大戶，“綁票”索要贖金，一共掠走五口人，父親也是其中之一，祖父要求家族賣地賣田贖人，可並不是家家都願意破這個財，祖父使用了家長的權威，逼迫被綁家庭出錢出力，賣地賣田湊錢，害得很多親戚記恨他。有了這次事件，祖父認為，要好好地保護家人和財產，必須要有自己的槍杆子，於是買槍招人，拉起了自己的武裝，居然也建起了碉樓，以此看家護院。做夢也不曾想到，對新政府而言，民間擁有槍支，是萬萬不能允許的，祖父此舉無疑給自己帶來“反動武裝頭子”的罪狀，遭來滅頂之災，最後為之付出了生命。
家裏是重視教育的，從中了進士的曾祖父那裏往下傳，後代們都受過良好的大學教育，由於涪陵教育水準的限製，父親年幼離家，到重慶求學，在加拿大傳教士教會辦的“求精”中學讀完了高中，之後便追隨姐姐，考入國立貴州大學電機係，不知是水平不夠入知名大學，還是為了與姐姐在一起，總之，他進了貴大。由川入黔，父親走過了曾祖父入黔為官的道路，沿著烏江，沒有官轎，乘坐了現代化的燃燒木炭的汽車。父親的姐姐在貴大就讀工商管理專業，那時的大學生可謂鳳毛鱗角，尤其是女子，十分難得。
父親解放前的生活是如此之美好，在山城重慶的求精，以及貴陽花溪河畔的貴大時光，可謂風華正茂，偶爾在暑期回鄉探望父母，也總是城市大學生們時髦的西裝革履，賊亮賊亮的牛皮鞋十分晃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父親的遠房表弟從台灣回家鄉探親，親口告訴過我當時鄉人眼中的父親形象。對於這位翩翩少年，親戚以及家中同齡的表兄弟姊妹們，都說大少爺他很高傲，城裏人與鄉下人的隔閡就像不可逾越的鴻溝，讓他高高在上。
我在重慶念大學的時候，在鵝嶺公園看見了蘇聯空軍烈士紀念碑，父親告訴我，他親眼目睹了激烈的空戰。父親的學生時代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戰況慘烈，陪都重慶時常會遇日軍空襲，國軍幾乎沒有空中還手之力，蘇聯紅軍飛行員擔當了重慶空防之重任。每當日軍來襲，他們這群不知膽怯的中學生，空襲警報響後不鑽防空洞，卻在山上觀看蘇聯紅軍飛行員與日軍激戰，全然沒有安全意識。
然而真正對戰爭殘酷性的了解，卻是在貴陽的一次經曆，父親曾經給我講過這樣一個故事。
那年日軍攻占東南亞以後，為了其補給線的側翼安全，派遣了一支部隊向西攻擊貴州獨山縣，由於當時國軍的不抵抗政策，日軍輕易便占領了獨山。遠在獨山西北的貴州首府貴陽市，也算是雲貴高原的重要城市，當時人人都以為日本人要打貴陽，隨著城防司令湯恩伯將軍部隊的撤退，這座五十萬人口的大城市就像一座死城。父親在貴大的教授是湯司令的顧問，父親隨教授回學校取東西，在吉普車裏所見的空城令人毛骨悚然，市民大都逃離，隻有一些門上的字條在等待日軍。字條上所寫，皆為祈求占領者不要破壞家產，屋內東西可以任意取用，請保留房屋完好的期盼。字條上還告訴日軍，祖輩置下的家業是如何的不容易，幻想著占領軍的仁慈。老百姓的天真無助以及戰爭的殘酷躍然紙上。
最終日本人也沒有打貴陽，他們止步於獨山，也許麵對這樣的一支中國軍隊，他們的側翼已經足夠安全。不過這也讓陪都重慶驚慌了一陣，據說這是日軍攻陷離中國戰時首都最近的地方。
兩年以後，日軍投降，二戰結束。父親也從國立貴州大學電機係畢業，開始找工作，像大多數人家一樣，家裏還是希望他能繼承家業，至少能夠在離家近的地方工作。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找工作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投出去的簡曆猶如石沉大海，除了遙遠的台灣新竹棉紡廠，寄來聘書，要雇用父親作他們的工程師外，再就是北方剛剛從日本人手中接管的城市急需工程技術人員。中國當時的主要工業都集中在東北，是日本人經營滿洲國多年的結果，大學畢業生隻要願意，招工單位馬上要人，並發給北上的路費。可是因為國人正在擔心日本投降以後，國共兩黨內戰烽煙四起，共產黨發起的“遼沈戰役”、“平津戰役”、“淮海戰役”，國民黨稱之為“遼西會戰”、“平津會戰”、“徐蚌會戰”的幾大戰事，又將剛剛戰勝日本的中國大眾推入戰亂之中，南方青年寧願在老家呆著等待，也不願冒險離家。父親當時最青睞的工作是國軍的雷達兵，據說那時學電機的大學畢業生一入伍便可獲上尉銜，不知是因為二戰後雷達技術的突飛猛進導致人才奇缺之緣故，還是國軍前線告急，急需年輕軍官，上尉銜的誘惑也是很大的因素，父親告訴我，他向部隊遞過了簡曆，要是有聘用的話，他是一定會接受的。另外，在當時找工作的人們之間還有這樣一個傳說，參軍便是端上了金飯碗，入職金融銀行業則猶如有了銀飯碗，再不濟就是進入國企，也可以有個鐵飯碗。
國府可能已經預見大勢已去，準備撤遷台灣，因而投資建設和工作的機會都在台灣。父親在家裏等了不短的時間，因為沒有別的選擇，就決定接受新竹棉紡廠的聘用，開始準備前往台灣任職。就在臨行前，新的工作機會卻來了。國立柳州鐵路局打算聘用父親做他們的工程師，麵對這一理想的鐵飯碗工作，父親沒有猶豫，立即接受了這個工作，放棄遠赴台灣的計劃，從此離開了老家，去廣西赴任。這一離別，無論出於何種理由，竟成了父親最後一次闊別故鄉，整整六十多年了，父親再也沒有重踏故土一步。
民國政府晚期的貪腐和治理經濟的無能，再加連年戰爭耗盡了國人對政府的希望，中華民國政府已是風雨飄搖，一觸及潰，除了社會各界政治團體對現政府的不滿因而鼓動遊行、罷工、罷市等雪上加霜的難題，空前的通貨膨脹，更是動搖著國民黨政權的根基，經濟政策失敗，成了社會生活的普遍擔心，連工薪階層都體會到了物價飛漲惡果。得益於國企的優勢，父親公司發薪水的日子，並不在財務處領金元卷薪水，一大早便去柳州飛機場，等待南京運來銀元發餉的飛機。在機場開包領得薪水的員工，立即購置米、麵、油、鹽等生活必需品，一到下午所領薪酬就會縮水一大截，可見通貨膨脹威力。
還未成家的父親，領得的薪俸自然不能去買那些東西，也不能聽之貶值，父親告訴我，他一領到銀元，立即去了金店，首飾、項鏈等物品成了他的保值品。然而，到我記事以後都沒見我們家有多少金銀財寶，並不是因為文革抄家丟失了，而是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父親患病期間，用這些東西換營養品補身體了。
（二）活在“新”中國
兩年以後，共產黨新政府接管了全國，柳州鐵路局被軍管，國府舊員，管理與技術人員被重新甄別，後來父親又任職於廣西柳州水電廠工程師。幾經變革，父親輾轉回到了四川，先在四川省公路局電訊科工作，後來又在共產黨的川北行署幹活，其間也有機會近距離接觸共產黨日後的最高領導人胡耀邦先生。之後輾轉西康省工業廳工作，再後來又任職於四川省工業廳電管局設計室，再後來任職的地方是四川省水電廳火電設計院，直到一九六一年，水利電力部西南電力設計院成立，又成了西南院的高級工程師。一九八六年，父親正式從西南院退休，此後負責成都市退協設計所，參與多項電力係統項目管理工作，同時受雇於成都數家國營及民營企業，擔任技術顧問，直至年邁，終於閑賦於家，安度晚年。
由於這樣的家庭背景，父親解放後的生活完全不同於他的童年與青年時期，為了生存，他變成了一個非常內斂的人。以前的少爺不見了，年青專業工程師的優越感沒有了，人前從不高談闊論，決不與人爭執，性格唯唯諾諾。這樣的變化練就了他與世無爭的性格，再不會有人注意到他的出身，就連當年新竹棉紡廠的聘用證書也悄悄付之一炬，不留任何一點與台灣相關的蛛絲馬跡。父親的人緣關係在所工作過的單位裏也是出奇的好，能夠從社會的各次大動蕩和曆次政治運動中幸存下來實屬不易。父親幾十年來這樣的生活，造就了他性格頑強的一麵。
並不遙遠的故鄉，幾十年來都是他最不想觸及的地方。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有位從美國回來探親的前輩約父親一道返鄉祭祖，他最終還是拒絕了，而是由在成都的其他親戚代勞，他的確是想徹底忘掉家鄉那個令人傷心的地方。
父母的家庭背景十分相似，隨著一九四九年那次中國政府的更迭，他們的家境便一落千丈，殷實的家庭財產，子女的良好教育，這些所謂中國社會中上層家庭努力成就之目標和文明社會的共識，都不是新生紅色政府感興趣並願意保護的。相反，“革命”的理念，從理論到實踐，才是新統治者的當務之急，推翻舊的社會秩序，打破舊的社會觀念是新中國要改天換地的曆史使命。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共和國要走“社會主義”之道。新的國策與中國從前的政府相比較，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受保護的現在是鄉村赤貧的農人和幫工、遊手好閑的城鄉懶漢、收入低下的工廠勞工，甚至社會上的地痞流氓，總之能夠稱得上“無產”的這群人和按此劃分的“階級”。政府行為則是要將“有產者”祖輩積累下來之財物充公以後，分發給無產的階級，而這一過程，是暴力而又殘酷的。“解放”帶給父母家庭的，隻有悲慘的結局，家產被瓜分，親人們卻還要遭受生離死別的痛苦。父母的後半生，幾乎不得不“隱姓埋名”低調做人，盡量避免一切可能觸及到家庭背景的相關事件。我自己也是在成年以後從別的地方得知我們家的過去，對於家族舊事，父母在孩子的麵前從來都是環顧左右而言它，他們以這種方式來保護下一代。
（三）父子情深
已經算是參加“革命工作”的父親，一直都以低姿態出現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滾滾洪流之中，糊裏糊塗地從國企工程師變成了新中國的技術員，一幹就是好多年。以他的年資，不夠總工的資格，至少也應該有專工或主任工程師的位置，可他卻任勞任怨地幹了很多年新中國的技術員，是那種少有的，能夠真正淡泊名利的舊中國知識分子。
參加革命工作後很長一段時間，父親都算是單位的大齡單身青年，西南院有心人的介紹，加上同事的撮合，他認識了我的母親，一個相似家庭出身而自立的女性，父母的婚姻雖有相同的家庭背景作基礎，可謂門當戶對，然而維持家庭和睦的根本，得益於父母的性格互補。母親的大家族就在都市近郊，親戚關係複雜，人員走動頻繁，然而父親家的親人卻四散各地，互不往來，為的是避免家庭的陰影烙印在下一代人心中。
父親三十好幾才有了兒子，專心撫養愛子的那幾年，應該是他最為愉快的時光，由於母親身體健康的關係，他們決定不再生育，父母在獨生兒子身上傾注了全部的愛。
我在很小的年齡就上了幼兒園，父母是雙職工，家裏雖有外婆，但據說父親堅持要培養我的獨立性，當然還有知識分子的通病，要孩子盡早接受學齡前正規教育。就在我一歲零七個月大的時候，便進了省火電設計院幼兒園。在這裏的時間不算長，能夠記住的唯一事情，還是後來父親告訴我的。適逢國家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大多數的孩子們，甚至大人也吃不飽飯，可父親絕對不讓我這掌上明珠餓著。每周至少要買一次點心來幼兒園看我，每當他給我送吃的，同學們總是帶著饑渴的眼神望著我。幼兒園老師為了不讓他們留下不好的記憶，每到父親送麻餅來的日子，便讓我獨自一人到室外的大鐵門邊等候，父親十分感激老師提供的這個父子親情的機會，看著我狼吞虎咽的吃態，很欣慰他能做到別人無法負擔的開銷。一個麻餅當時的售價八元人民幣，這個價格足以購買一架不錯的照相機。
一件意外事情的發生，結束了我在火電院幼兒園的日子。一次，父親用自行車載我出去玩，那時，自行車上供小孩使用的座凳還沒出現，我隻能手扶車把坐在中杠上。不知怎麽搞的，我竟然從車杠子上滑了下來，結果左肘腕脫臼，摔斷了寶貝的手，這還了得，將來會不會落下殘疾 ？媽媽再也不放心父親了，於是我便轉學了，來到她身邊的成都紡織廠幼兒園。
年幼的我學齡前就開始了接受父親的早期教育，其實，那個年代和社會，像父親這樣的家長，能夠做到的隻能是提前給我灌輸數學知識，母親曾經還想教我為人之道和社會生存競爭的技能，統統都被父親拒絕了，他不想讓我染上那個它並不喜歡的社會的習氣。
記得還未上小學，我的算術能力已經有了在校生三年級的水準。全是父親的心血，我站在了贏過別人的起跑線上。我想父親並沒有要和誰競爭的願望，隻是知識分子利用自身優勢，為下一代打個好基礎而以，與如今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的父母完全是兩碼事。
有了父親在我身上花的功夫，從小學開始我就一直成了班上成績好的學生，直到考入大學都是如此。
政治與社會活動事情，父親總是東躲西藏，從不引人注意，更不與人爭辯，因而曆次運動中，倒黴的人裏一直沒有他，就因為父親沒有因為家庭背景而成為理所當然的黑五類，我的童年也還算幸福。因為無知，便可無畏，我從小學開始就很張揚，學校裏出風頭的事情總有我的分，毫無自卑感。
小時候，一到周末，父親就要到九眼橋接我去西郊火電院我們一家三口自己的家裏過。那時的交通規則就不允許自行車帶人，父親哪能讓我走許多路呢，總是明知故犯，我們沿一環路騎行，快到十字路口，父親便下車推行，看不見警察以後，又騎車帶人了。一環路已屬成都郊區，警察並不多，有時候父親偷懶，過十字路口也不下車，心存僥幸。最終還是有被抓住的時候，小警察訓斥父親的樣子，依然在我的腦海裏，父親的表情十分尷尬，連連認錯，完全沒有工程師的範兒。父親的那輛飛鴿牌，用了很久，傳到我手裏，腳蹬已經磨壞了，以後改製了一對木頭腳蹬，就成了我的第一輛自行車。
過年的時候，我騎在父親脖子上，到青羊宮看花會，每年都要去湊這種廟會似的熱鬧，最喜歡父親買的小糖餅，是民間藝人獻藝、賺錢、謀生的產品。白色的陶瓷模子裏，澆上剛剛熬化的紅糖，再插上一根竹簽，最受小朋友青睞。晚上放焰火前，這裏人流如潮，大家爭先恐後往場子中間擠，父親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搭著脖子上的我走到最佳觀看位置，焰火開始了，震耳的爆炸聲在頭頂響起，膽小的我幾乎快要嚇哭了，不得已，父親隻好放棄欣賞禮花，趕忙托著我又往人群外邊擠，自然遭來一片責難。疼愛獨子的父親沒有絲毫怨言，出得擁擠的人群，我們站在遠遠的空曠田野邊，回頭繼續仰望綻放的夜空。
文化革命的時候，父親遠離政治，沒有介入任何派別，潛心他的逍遙自在。成都附近的逢場天他都記得，常常帶我去趕北郊的青龍場，南郊的紅牌樓，當我會騎自行車以後，我們會走得更遠，趕過白家場，趕過石羊場，趕過天回鎮，趕過萬年場。
當年人民公園露天溜冰場周圍有一圈長廊，牆壁上，建了很多魚缸，飼養了種類繁多的金魚，每到春季金魚產子，公園就會出售魚苗。這時父親就會帶我來買魚苗，父親在街上玻璃店劃上幾塊玻璃回家用水泥敷個魚缸，家裏就養上了金魚。人民公園不但賣魚，還有魚飼料出售，飼料叫水虹蟲幹，一小袋一小袋買來放在家裏，我自作聰明要給魚兒改善夥食，讓媽媽縫了一個紗布網，到西南院後邊的水溝和池塘裏打撈紅沙蟲和紅線蟲，金魚夭折的時候，父親就帶我去人民公園補充，我家的金魚就是這麽一直養了好一陣子。
父親遠在我學會攝影衝洗照片前就已經會衝放照片了，他自製了一個曝光的燈箱，我們用它照射趕場買來的種雞蛋，自己孵小雞，當我看見在父親指導下孵出的第一隻小雞破殼而出的時候，手舞足蹈的場景不難想象。從孵小雞到將它們養大成為過年餐桌上的美食，飼養過程漫長而有趣，學工程的父親，又學起了家禽飼養，買了不少的書籍，學習家禽營養食物的調配，學習家禽防病治病。遇到流行雞瘟，在父親指導下，我們買來雞瘟散，采用針刺放血等辦法，治療自家喂養的小雞們。記得家裏一隻巴白小公雞，經過治療保住了性命，但脖子再也沒有伸直過了，我們就叫它賓努親王，有不尊重殘疾人的行為，盡管人家還是國家領導人。
自家的雞公長大以後，我總愛抱它去鬥雞，在西南院的土地上東奔西殺。父親不允許我幹這種事情，有正在鬥雞的時候被父親發現，他馬上試圖分開怒發衝冠的雄雞，站在兩隻鬥雞之間驅趕它們，往往褲腳上留下不少雞血印跡，我隻好抱上心愛的公雞與父親一起回家。
小動物天生就是小孩子的朋友，我從小一直心儀養隻小狗作伴。一天，這樣的機會終於來，西南院劉二娃牽來一隻小黃狗，說是可以用糧票交換，我太希望帶它回家了，於是跑回家裏，在家裏父親的皮箱內找糧票，正值午休時間，父親半醒半睡地發現我在蚊帳背後搗騰，也沒太在意。小狗換回來以後，將它安置在飯桌下的一個大木盆內，我的心裏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因為不知道父母會怎樣處理我作的這個重大決定。我不明白養寵物在那個年代是被禁止的，屬於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果不其然，下班以後，飯桌下小狗的響動引起了父親的注意，開始審問我它的來龍去脈，接著聯想起午休時我的異常舉動，父親趕快檢查皮箱，其中有他積攢多年為數不少的糧票，結果大吃一驚。我說隻拿了二十七斤去換狗，顯然他丟失的糧票遠遠不止二十七斤，那個年代生活在城市的人們都明白糧票意味著什麽，父親發怒了。拎著我的耳朵找到劉家，我父親一定是認為比我大幾歲的劉二娃騙了我，趁機偷了我家的糧票。劉二娃的父親是西南院的汽車司機，屬於工人階級，平常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不大往來，碰麵隻是象征性的打招呼而已。父親以這種方式找上門來，工人階級無論如何也是接受不了的，劉二娃當時就挨了一頓暴打。狗還了回去，父親拿到劉二娃退還的二十七斤糧票，回家以後我也挨了一頓暴打，算是其餘糧票丟失的出氣筒。童年的記憶裏，這是我僅記得的一次，父親狠狠地打了我。
父親打獨生兒子的時候並不多，教他學本領的事情遠遠多於懲罰。為了增加求生的技能，父親決定教我遊泳，不會水的人通常對水都有一絲恐懼，在父親的強迫下我們在猛追灣遊泳場辦了遊泳證。從少年池開始，一有空父親就帶我去學遊泳，經過無數次教學實踐，我仍然不得要領總也學不會，唯有膽子練大了，對水的恐懼感沒有了。恨鐵不成鋼的父親最後還是決定放棄，隻是希望我的一輩子不要遇到水災。
稍微長大一些的時候，父親開始教我一些科學，在春熙路六一兒童商店，一櫃台的玩具我最喜歡車船艦炮，而父親卻給我買了一盒理化試驗玩具，按圖索驥，組裝試驗，小瓶的藍色化工原料幹什麽用我已經記不得了，然而用小玲當和磁鐵作的電鈴第一次開啟了我電學知識的興趣。
後來父親又指導我作航模，成都市麵上難得買到少兒科技用品，根據母親為我訂的《紅領巾》、《小朋友》雜誌背麵的廣告頁上的地址，父親要我自己寫信到上海少年宮郵購材料和說明書。在父親帶領下，用小刀加工鬆木飛機部件，還要閱讀和理解圖紙，當橡皮筋作動力的飛機組裝完畢以後，周末媽媽做好踏春的食物，我們一家三口在南郊公園試飛，我這工程師生涯就是這麽潛移默化中煉成的。
父親對我的早期教育也是探索性質的，他也在試圖發現兒子的強項和興趣所在。直到進了初中方才漸漸明朗，無線電技術後來吸引了兒子的注意力，不用父親操心，兒子自己開始逛無線電器材商店了，從東大街到鹽市口，從順城街到城隍廟，當時成都市幾乎所有銷售無線電器材的商店在兒子心中如數家珍，甚至連產品展示櫃台朝向何方都記得。
父親找出他以前買來的電子管和變壓器，給我看他放電烙鐵和萬用表的抽屜，又從舊箱子裏翻出來鍍鋅底板，我開始安裝第一台電子管收音機。父親親自傳授調試經驗，講解基本原理，雖然我不能完全懂得收音機原理，還是成功完成了家裏的台式電子管收音機。
有了父親的引領，我算是在電學上入了門，製作涉獵更加廣泛，自己買了不少半導體原理的書籍閱讀，開始試著安裝半導體晶體管收音機。循序漸進，從礦石耳機做起，從單管機到多管機，從來複式到超外差，從中波到短波，技術日臻成熟，到讀高中的時候已經有了深厚功底，可以替人家修收音機了。自製的短波收音機也開闊了視野，可以偷偷收聽敵台廣播了，美國之音和自由中國之聲的中文節目讓我看見了天外天。父親有些擔心，為了堵住我學英語偷聽美國之音的口實，他到成都羊市街的外文書店和春熙路孫中山銅像背後的古舊書店，買了英語靈閣風和英語九百句唱片和課本，說是要學就正規學，光聽時有時無的廣播不行。我的心不在學英語，但不得不對付父親的結果就是在很早的時候使自己的英語水平得到了鍛煉，高中和大學的英語學習從中受益匪淺。
高中畢業的時候，麵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父親雖然接近退休年齡，但一時半會兒並沒有決定要退休，因此我也不能頂替進入西南院工作。不想丟掉城市戶口，我沒有下鄉，呆在家裏混日子，父親讓我裝台黑白電視機，以這種我喜愛的方式去混日子，我正著手實現父親交付的任務，新的高考製度公布了，父親立即要我放下手上的活兒，準備參加高考。
考試結束以後，我離開了家，離開了省城，開始自己的大學獨立生活，直到參加工，再也沒有觸碰那台剛剛開始組裝的黑白電視機。鬥轉星移，黑白電視技術已經落後，我的家庭作坊沒有必要繼續那台電機的生產了，我一直都沒有能夠完成父親交給的這個任務。
（四）獨特的父愛
父親退休以後，和一批同一時間離退休的老人們一起成立了成都市離退休人員設計所，這批從成都各大設計院老總位置上退下來的技術人員，擔任了成都附近電器設備製造廠的技術顧問，同時利用設計所的執照接受工程項目。父親則負責電力係統項目的設計、安裝和調試的管理工作。我那時已經結婚，在一家部屬設計院當電氣工程師。父親接手的很多項目的電氣設計，遇到人手不足或者需要趕工的時候，就希望我能幫忙，因為太太也是電氣工程師，這種安排既讓人放心又能為我們小兩口創收。年輕加上貪玩，有時我和太太接下任務後並不上心去做，工期一緊，父親就親自到我們家裏督陣催圖，現在想想我真是夠讓父親費心的。父親設計所的項目為我們小家庭增加收入起了很大作用，通過業餘設計我們幫助父親設計所老人們發揮餘熱，過個有意義的退而不休的生活。
母親過早的辭世讓父親失去很多晚年的歡樂，時有故友介紹建議父親再找個老伴，記得當時父親對此並不積極，但也沒有明確表示反對，反而特別尊重我們做晚輩的意見。像多數遇到這類問題的子女一樣，我們並不想家庭當中出現一位陌生人來，於是拒絕了介紹人的好意，老人再婚在當年並不普遍，思想開放程度遠不及現在，因而父親早早地就開始了孤身一人的漫長晚年，我們是有責任的，現在想起也很內疚。
直到我結婚生子以後，父親有了小孫女，我們也搬回家來與父親同住，經常有爺孫共處，兒孫繞膝之天倫的畫麵，我記憶猶新。
父親對子女的愛是非常隱諱的，原來一直認為我與母親的關係更親近，成人以後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真正理解父親對我特殊的憐愛，作為獨生子女，我的成長過程一直都沒有受到溺愛。後來還是太太敏銳地觀察出了父親在我身上的那種無私奉獻，她曾經提醒過我，在我父親的眼裏，我就是它的一切，我太太，甚至小孫女，都要放在其次的地位。
父親對我的愛從不溢於言表，一切都溶化在他對我的期望和幫助之中了。當年鼓勵我報考清華大學最積極的就是他，最終我還是選擇了沒有填報清華的自願，也許他也產生過恨鐵不成鋼的遺憾。
善良、單純、執著外加一點幼稚，我與父親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記得小時候父親一直引導我對於科學的興趣，總是在我眼前塑造了眾多知名科學家的形象，牛頓、哥白尼、加利略、法拉弟、安培、麥克斯韋爾、西門子等等，尤其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一再是他要我努力的偶像。至於飛黃騰達、光宗耀祖的仕途觀念，他是不削一顧的，這一點與母親的想法反差極大。
父親深知中國的社會環境，顯然並不適合有這樣的觀念人的發展，當得知我有出國留學的想法，並且可能性存在的那一天起，他是異常的高興，精神與物質的支持成為我後來留洋不可缺少的東西。我出洋留學的動機，也深受父親的讚賞，絕不是趕時髦的出國潮所推去美國的弄潮兒，絕不輕言歸來，這是父親贈我的家訓。
盡管生活在複雜的中國社會低層，看似平庸的他，絕不人雲亦雲，對於價值觀的堅持和對社會萬花筒後麵的本質，看得一清二楚，他總能夠透過媒體的字裏行間，分析出事物的本質，這也是我從父親那裏繼承下來的一大本領，就是一個簡單的讀報技能，便可顯示這種能力，通過媒體的表麵文字和宣傳，抓住寫稿人想要讀者接受的，以及想要向讀者掩蓋的東西。很多來北美以後的人，已經遠離中國官方的宣傳讀物，然而我卻時常要讀《人民日報》，因為那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晴雨表，談不上愛國與“賣國”，隻是對那個遠方的、曾經留下青少年光陰的古老國度，一絲抹之不去的聯係。
我與父親經常通過現代通訊手段，談論時事政治、環境與經濟、社會與發展。光鮮經濟高速發展背後，國家公布的各類經濟和市場數據是我們經常的話題，CPI、GDP、匯率、通貨膨脹、社會穩定等國家大政方針，在我們兩個典型的中國小民之間溝通。作為美國人，我本不感興趣這些東西，但是父親的理想傾聽對象，大概因為年邁，他已不用再擔心自己的處境，大概因為我身處自由世界，發表真實觀點不會帶來麻煩的緣故，我們幾乎可以暢所欲言，父親也因之有個傾訴的對象。
蘋果電腦、WiFi上網，九十多歲的父親依然孜孜不倦地學習新東西。整理父親遺物時，我看見很多父親的筆記，如何維修電腦、如何清理計算機操作係統上充斥的惡意網頁、病毒軟件這些連我們都頭疼的技術問題，他都有詳細的記錄，且在試圖自行解決。通過網絡，實時股票交易，直到最後一次住醫院前，他都沒有停止過，頭腦清晰程度不亞於年齡小很多的正常人，完全沒有老年癡呆的一絲症狀。恐怕他自己都沒有意識到那最後的醫院之行，就像我們沒有意識到父親將要離開一樣，老人就這麽平安地走了，安靜而又平凡走過了屬於他的一生。
父親平等待人，心胸寬闊的性格體現在對家人和朋友，當我在異鄉打拚的日子，他在國內的生活搞得井井有條，與保姆的關係十分融洽，完完全全解除了我的後顧之憂。父親獨自一人生活的三十多年裏，一共兩任保姆，可見在當今中國保姆賣方市場的環境下，是多麽的不容易。保姆在父親這裏所得薪水往往是同業者中較低的，她們也曾要求增加工資，因為生怕保姆跳槽影響父親的生活，我也與父親商量過各種滿足保姆的方案，畢竟以我們的能力援助父親是毫無問題的。然而父親總能處理好這一切，保姆們拿著低工資卻仍然願意在父親這裏工作，看來除了金錢，人性與親情並未完全淪落。父親去世以後，幾任保姆都要求前來參加悼念，她們告訴我，已經成了我們家庭的一員，我深深感謝父親為我們建立起的這種特殊關係。父親年邁以後，不便去青城山為母親掃墓的清明節，都是保姆代勞，當我不能回國掃墓的年份，她們一到清明就會去替我去看望父母親。
九十年代末，已近八十高齡的父親，親自踏上了美國這片夢想的自由國土，實地考察了兒子的選擇和他的希望。我們原以為的他會感興趣的華盛頓、紐約等地並不是我們想象那般，有次在弗羅裏達德通納沙灘，父親站在海邊，麵對大西洋無限感慨，可以看見他享受自由和精神釋放的樣子，這個鏡頭是父親美國行的定格畫麵。老人一輩子過來，從未有過如此舒暢的一天，他讓我們自己去沙灘前邊遊玩，自己一個人留在那裏，麵對大海，也許他要回望自己的一生，也許他在總結。
要是沒有一九四九年中國社會曆史性的變化，我的父親也許會有著完全不同的性格，也許會沿著常軌成為一位威嚴的家族首領。然而曆史的發展是沒有如果的，渺小的個人是無法反抗社會現實和巨變的，所謂生不逢時大概就是這麽回事吧。父親是認命的，在美國一年多以後，他決定回中國繼續渡過他的餘生，下一代人已經歸化，在美國有了新的起點並且也開始漸漸遠離中國，他是欣慰的，這樣的結果也是他希望的，所謂落葉歸根的老觀念，父親是堅決反對的，他自己就身體力行，一直拒絕重踏涪陵的那塊土地，直到永遠。
（五）父親的影響
因為父親的基因，我自己認為世界觀的真正形成皆是身處自由環境之後的事情，對於所謂普世價值、自由、生命和對幸福的向往與追求有著更深的理解，三十多年黨國處心積慮教育的積澱，居然是那麽的蒼白、那麽的不堪一擊。當思想不再被束縛、不再困居牢籠般的外部環境，才能真正理解自由的珍貴，也才有機會探索發現未知，無論是科學還是人文，好象父親早就看到了這一點。
對人誠懇、理解和寬容，絕不斤斤計較眼下的個人得失，明白世界的不可知性，是父親遺留與我的品質，正是有了這樣的認識，它一直驅使著我的好奇心，不受年齡的限製，渴望新現象、新事物，與年輕人為伍，接受挑戰也是享受生活的一部分，接近退休年齡仍然心安理得坐進校園，與兒女輩的同學一同學習、做項目，聽年輕教授講解未知理論，是我還在進行的一項恢複年少（Rejuvenises）活動，當然是心理和思維層麵的。
父親忍辱負重的一生，在外人眼裏他一直就是個與世無爭的文弱書生，而他以柔克剛、堅韌頑強的執著精神，在我心中樹立了偉大的父親形象。他的開朗與寬容性格造就了化解難題的本領，並且建立了良好的社會關係，一直是我不可企及的目標，這，就是我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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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以此歌權當活動要求附的照片，每次聽到它，父親孤身一人，遠離家鄉，站在廣西柳州鵝山小站台，麵對未來的畫麵，永遠都是年輕父親在我心中的定格。
民國三十六年，廣西柳州，鵝山新村小站。剛剛大學畢業，一個青年，手拎棕色小皮箱，站台上四處張望，尋找湘桂黔鐵路局電務處，前來報到，開啓自已的職業生涯，這個青年就是我的父親。
每次聽到車站這首歌，眼前總會浮現父親促立車站站台的畫麵，遠離家鄉，一去不復返的人生......
父親任職湘桂黔鐵路局工程師的職員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