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會有“天價”的當代藝術
為什麽會有人願意為一幅畫付出上億美元？這種近似瘋狂的現象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力。
當一幅現代派繪畫的成交額遠遠高出一幅更稀有、更古老的藝術品，理性的標準已顯得無能為力。早些年，十七世紀荷蘭畫家維米爾（Johannes Vermeer）的畫作賣出過一千四百五十萬美元的高價，但這隻是傑克遜•波洛克（JacksonPollock）的《作品第五號》價格的十分之一。在拍賣成交額上，無論是莫奈（Monet）還是魯本斯（Rubens），貝克曼（MaxBeckmann）或是透納（Joseph Mallord WilliamTurner），都無法和達米恩•赫斯特（DamienHirst）或是毛裏滋•凱特藍（Maurizio Cattelan）這樣的當代藝術家相比。
當代藝術作品的材料成本低廉，對投機商人來說，與昂貴的珠寶相比，藝術能產生剩餘價值的空間是無法比似的。藝術品價格和藝術品本身之間那種不均衡的關係。人們用理性很難理解，生產成本與產品價格之間怎麽會有如此懸殊的差距。藝術脫離現實，一切人世間的標準對它似乎都不起作用。
很多收藏家對這種購買與銷售、再次銷售、盈利、損失、投機、估算還有感覺之間的轉換遊戲並不陌生，他們都已經在股票和證券市場裏學會了這種遊戲。
藝術也樂得讓人們覺得難以理解，但是想要理解藝術品也不難，等它的價格被確定了以後就容易得多了——於是，在這種難以理解和理解之間形成了一種罕見的張力。每個人都能理解價格是什麽，久而久之，本來很複雜的藝術問題就紮根於市場了。
藝術家們被畫廊和拍賣行聚集到一起，漸漸放棄了傳統的主導價值、美學、或者技藝，但多虧了金錢，那些迥然不同的藝術作品才有了統一的衡量標準。
這也同樣可以解釋為什麽藝術展會和拍賣會變得越來越流行，藝術品交易在這裏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要順利得多。在藝術展會的小攤位上的成交量遠遠超過了他們在自己的畫廊裏的銷售業績。低調的時代過去了，藝術品不再追求寧靜優美的環境，而是追求市場上的嘈雜，藝術品商人也從過去的幕後走到了台前。
然而，這一切是怎麽發生的呢？
讓我們回到社會現實，想一想資本的“過度積累”與大眾的“消費不足”。經濟危機根本的問題還是“實現的危機”。生產效率的進步，而大眾工資在總收入中的份額反而下降，“消費不足”導致的生產過剩，資本家就麵臨剩餘價值難以實現的風險。在當代，是通過這樣的一些金融行為讓風險得到了緩解：（1）以全球化市場對失衡部分進行調整；（2）鼓勵普通家庭過度負債來支撐消費；（3）將那些未用於再投資的錢轉移到精英社會階層的消費中去，於是想象中的天價藝術品就出現了。
“利潤”是資本運作的惟一目的，為了競爭，每個資本家都要追逐更高的生產率。這對單個資本家是有益的，但對整個資本形態卻是災難。生產效率的每次提高，都會使經濟所需要的平均勞動量下降。也就是說在製造商品過剩的危機，因為，正是這種總的勞動量決定了商品的出路和價格。因為商品是需要人來消費的。
商品過剩的經濟危機，其結果必然是利潤的降低與再投資減少。當利潤下降到一定程度，隻有讓足夠數量的資本破產，其他資本家才能得以恢複利潤。經濟危機使生產資料以低價成交，原材料價格暴跌，失業迫使工人接受低工資。生產一旦重新變得有利可圖，資本積累就會再次開始。
由於害怕大規模資本崩潰帶來的社會政治動蕩，當下的資本主義不敢通過經濟危機來毀滅過剩的資本。政府的積極幹預雖然避免了大量資本破產的威脅，但也失去了以犧牲一些資本為代價來恢複利潤率的調節能力。
“利潤率下降趨勢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的核心，在美國，資本主義在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遭受到了無法獲得利潤的巨大困難，利潤率開始出現整體下降的趨勢。
資本主義發現它遭遇了“黑洞”，通過資本的重組來恢複利潤率都失靈了。“一個相悖的現實情景就是：資本一旦接觸到真實的生產，利潤就難見蹤影”，“有利可圖的投資場所在‘實際’經濟領域內是有限的”。當“生產性勞動”的利潤率降低到不能忍受的程度時，資本前赴後繼的“投機性投資”就出現了。
在美國，1980年的 “存款機構放鬆管製和貨幣控製法”，1982年的“甘恩-聖哲曼儲蓄機構法”和 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撤除，為金融市場的投機擴張鋪平了道路。
在現時的全球交易中，實物交易隻占貨幣總交易量的4%，流通貨幣大量的沉澱在金融的堰塞湖裏。這些冒險的金融投機主要是在對衝基金，股市，金融衍生品市場、互聯網泡沫和房地產泡沫。虛擬利潤產生了，虛擬利潤被統計在資本增殖中，利潤率被提高了，而真實的平均利潤率被掩蓋了。資本主義經濟成了虛擬的賭博經濟。
馬克思的 “非生產性勞動”理論認為，生產性勞動是通過擴大生產來創造剩餘價值的勞動；而非生產性勞動隻是簡單的分配、保護或浪費已有的產出。在現時的美國，“非生產性勞動者”所占勞動人口的比重已超過了60%。“非生產性勞動”似乎增加了就業，緩解了生產過剩的危機，然而正是這種“危機的避免”，進一步窒息了實體生產的生機。“像一種惡性循環，後果是進一步減少了生產性積累的可利用資源。莫斯利認為，20世紀90年代，“非生產性勞動”的膨脹是阻止利潤率充分恢複的主要原因，為避免危機反而製造了更大的危機。
為什麽“非生產性費用”能如此增長，甚至達到抑製利潤率，並使其不能更健康增長的程度？是由諸多因素造成的，但每一個都是它自身對利潤率降低的反應，即企業和政府為了阻止危機所做的努力。
這些不創造財富的“非生產性勞動”，實際是對剩餘價值和利潤率的又一次消耗，是用無效勞動生產無效財富。脫離了實體的虛擬經濟給了資本一個擴張的空間，虛擬經濟擴張了資本的控製權力，控製了財富和資源的流向，對資本來說自然是有機可乘，然而，對於人類社會來說，是最無效而最有害的。
2000年， 歐洲文化發展協會給新興的博覽會項目投入了無數資金，新的營銷策略意味著額外的巨額資金消耗。倫敦的符利茲藝術博覽會就有很多強大的讚助商在背後支持，這筆金額之高讓人歎為觀止。德國的德意誌銀行的投資興趣也從百貨公司轉移到了藝術品市場上。
金融市場為什麽對藝術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它究竟對藝術產生了何種深刻的影響？相對的，也沒有任何一個領域像藝術那樣，顯現出對消除一切邊界的急迫和固執。
馬提亞斯•維切爾（MatthiasWeischer）從來沒有展示過他的作品，他之所以出名，是因為他的作品在一個拍賣會上以三十八萬四千八百五十四美元成交。隻有作品被賣出了高價，才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感興趣。單是一幅優美的畫作不足為奇，隻有賣出驚人天價的作品才是好的繪畫。
經濟的力量超過了美學的力量。對藝術品質量的裁決也就交給了市場。最賺錢的人，對質量作出的判斷就越值得信任。生意好的畫廊，就是優秀的畫廊；在一家優秀的畫廊裏買到的，就是優秀的藝術作品——數量就這樣成為質量的化身。市場調研公司“ArtTactic”分析畫家時，不是關於他們的畫作內容。被分析的數據僅涉及到他們作品通常的售價，拍賣會上的成交價記錄，有哪些收藏家、畫廊，和經理人，以這些統計分析為依據，來評判一個藝術家優秀與否。蘇富比拍賣行（Sotheby's）的托比亞斯•梅耶（TobiasMeyer）就這樣斷言：“最貴的作品就是最好的。”他認為，雖然評判的方法有很多，但是由拍賣結果來判斷是最可靠的。
市場接過了統治藝術的大權。不可思議的是，藝術品市場根本就不是什麽正規的市場，他們隻需要一些經理人、一些重要的收藏家和顧問，他們這樣宣稱：藝術隻是商業鏈中的一環而已。一幅畫的價格會在幾分鍾內翻了幾倍。2007年2月，彼得•多格（Peter Doig）1990年的《白色獨木舟》（“WhiteCanoe”）就拍出了1130萬美元這樣讓人難以置信的高價。而蘇富比拍賣行（Sotheby's）預計成交價最多不會超過230萬美元。
在藝術方麵，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與藝術家融合在了一起。他們代表了革新與創造力。他們富有靈感，總能發現新的市場空白，並以沒出現過的作品填補這些空白。他們的“產品”價值可以被反複評估，隨著時間的推移，有的是增值的空間。
藝術家們完全自由地在這個近乎烏托邦的、不受限製的市場舞台上表演。無序是商業價值的保證。對質量的評估越少越好，任何清規戒律，任何限製都與他們的自由理想相衝突。這就是最符合市場想象的，藝術家的理想狀態。
現在藝術家作品的創作過程也和過去不同，他們常常像經理人那樣，根據收購規律“生產”他們的作品。他們收集現有的畫作或者是現成的物品，稍加改動和拚裝就成了自己的作品，他們把這個叫做“Ready-made”。不少企業家都能看出這種藝術創新的方法與企業經營的相似之處。不受任何限製的當代藝術的對他們而言就意味著一個完全開放的市場。
相對於中國的當代藝術來說，如果80年代的“先鋒藝術”作為一種自由主義思潮中的自我表現；那麽，中國的當代藝術現在又站在了市場化，金融化的前列。當然，對於諸如為什麽會有“天價”的藝術品這樣的問題，仍然與消費形態有關，它隻有在一種棒槌狀財富分布的社會中才能成立。這也是中國社會的現狀，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麽中國的當代藝術被挑選進入了藝術的“天價”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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