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的貿易戰------一場刺激中國社會向商業化與知識資本化社會轉型的博弈
暗夜尋燈
中美貿易戰戰火正鼾，雖然可以透過貿易戰表麵的機理看深層次的所謂文明衝突，但假如我們再走深一步，再透過文明衝突的層麵，看到的卻是埋在更深層次的意識形態衝突。這種意識形態的衝突，表麵看是亨廷頓模糊不清的文明概念的衝突，具體看實際是商業文明下的意識形態和農業文明下的意識形態的衝突。我們回顧1980年代日美的貿易衝突，美台的貿易衝突為何都於戰前熄火；究其原因還是因為意識形態方麵的接近而未戰先和。中共為什麽讓戰火升起？原因可以從曆史中農業文明的由權力引起的專製中找到答案!
- 英國工業化社會轉型前的預備環境與中國社會轉型前的比較
胡溫政府於2005年取消農業稅，這是中國曆史上的大事。取消農業稅意味著中國自“同治中興”以來的工業化腳步，取得了成功。
英國的工業化進程，可以追溯到公元1000年之後歐洲的農業革命和隨即而來的商業革命。歐洲的農業革命，以鐵犁的發明和由北方遊牧部落帶來的大型牲畜運用在農業耕作上為標誌。鐵犁和由四頭到八頭牛牽引的重犁，可以在歐洲重壤黏土地上耕作；從而改變了之前的休耕輪作法。從此以後三田製崛起，春播地、秋播地和休耕地帶來了種一收四或收五或更多。糧食的剩餘和富裕緊接著刺激了商業的發展。於是，從1200年開始到1700年，歐洲商業繁榮，商業形式和市場迅速崛起，各種商業機構和商業形式，長距離運輸，奠定了直至今天的商業形式。
在此一特點上與中國城市的發達和形成曆史相比，歐洲此時的大都會，都是由於商業的繁盛而興起的；而中國卻不是這樣。中國的大都市卻都是由新石器時期原來的商業或臨河居民點進而以政治為中心崛起。歐洲的這一特點繼承了克裏特島的商業社會模式和經由希臘文明、羅馬文明的社會建構模式。比如威尼斯、熱那亞、比薩等城市的崛起，都是以商業為中心點兒而崛起。定期的市集，比如最著名的香檳市集都源於商業造就的城市的興起。而在農業社會中興起的中國城市，都是以政治為中心而興起。
人類的文明，無論有多少種表麵形式，從蘇美爾-阿卡德文明到克裏特-邁錫尼文明，波斯文明，中國文明，日本文明，在幾十種各色各樣存在過的文明建構形式中，我們都可以總結歸納出商業文明和農業文明這兩種基本形式。曆史上存在過的各式文明，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農業文明中存在著商業形式；在商業文明中存在著農業形式。人類從小型社會，經過意識形態的凝結而不再像過往的社會或向文明發展的過渡社會那樣，依賴文化作用於社會的凝結。建立大型社會的過程，成體係的相信什麽、仰賴什麽，也就是意識形態出現根本性的變化；社會都出現混沌狀態。如上圖陰影部分所表示。
橫軸的K值是環境對人口的容納量，在K=3.57的時候，社會建構分化出農業文明和商業文明建構社會的分叉。從圖形中我們看到，社會的建構方法在3.57以後呈現出多種多樣的文明形式。這多種多樣的形式都與之前的曆史有關。讓我們簡單敘述含有兩種生存繁衍策略的社會，哪個策略占優勢從而主導社會建構方法。具體的分叉點是：
- K=3.0 獵食者/草食者的分叉（這個事件發生在大約500或700萬年前）
- K=3.4 一夫一妻製的繁殖策略/混合繁殖策略分叉（大約發生在250萬年前的直立行走所引起的行為改變）
- K=3.57 商業文明/農業文明分叉（含遊牧文明，在中國發生於武王克商的殷周之變）
- K=3.5706 市場文明/權力文明分叉（在中國這個大事件發生於周秦之變）
這裏我們可以理解各個社會的總體中都包含有崇尚兩種策略的人口，也就是一分為二或陰陽結合。在K=3.0時，一枝分叉向上，一枝分叉向下。表示社會進入相對不同的建構方式。在各自向上和向下的分叉中，又出現一夫一妻的繁殖策略和混合交配的繁殖策略。我們假定一夫一妻的繁殖策略繼承於獵食行為所造成的後果；而混合交配的繁殖策略，雖然也發生在獵食者的分叉的一枝，但更多地是繼承自草食習性在等位基因的顯性表達。也即是說，我們可以把行為大致分成兩組，他們互相有繼承關係：
- 獵食行為------一夫一妻製交配繁衍策略------商業文明------市場文明
- 草食行為------混合交配繁衍策略------農業文明------權力文明
獵食行為中能分化出一夫一妻製繁衍策略，同時也能分化出混合交配繁衍策略。草食行為中也分化出一夫一妻製交配繁衍策略和混合交配繁衍策略。同樣，混合交配繁衍策略中也建構出現了商業文明和農業文明；一夫一妻製交配繁衍策略也建構了農業文明和商業文明。但由於其源頭不同，同樣的商業文明卻與混合策略中出現的商業文明既有所不同，又有所雷同。以下的市場文明與權力文明也是如此。這種複雜的互嵌結構就是陰影部分的混沌體構成。
中國的社會建構，走的是：草食行為------混合交配繁衍策略------農業文明------權力文明的路徑。
西方的社會建構走的是：獵食行為------一夫一妻製交配繁衍策略------商業文明------市場文明的路徑。
當然獵食行為也可以進入到權力文明，比如社會主義的歐洲國家，也曾經進入以集中權力為中心的文明形式；中國在宋朝時期由於行政上的疏忽而造成商業的鼎盛繁榮也是明顯的一例。
歐洲在商業革命時期也出現了文藝複興運動（Renaissance 1300 ~ 1500）。人文和人本的思想普及又促進了歐洲的新教改革。人文人本的意識形態普及到了新教教徒的靈魂深處。接下來發生的工業革命（1600 ~ 1800）， 科技革命（1543 ~1700）也就好似順理成章。英國工業化的出現，首先是海外急需的大量鐵器製品和其次生產品，而英國的人口和人工又不能滿足這種市場的大量需求。科學、商業、海外市場、自由和人權的人文觀念，幾個因素的巧合讓英國首先進行工業化社會轉型。到1840年代英國首先完成工業化。這是歐洲具有的曆史機遇和之前社會變革的漸漸準備。然則中國卻缺乏社會轉型的這些鋪墊，對商業革命的出頭和萌芽一直采取打擊措施；因而在商業文明炮擊此前一直輕視商業的農業社會的時候（1840年鴉片戰爭），帶來的震撼與不解、抵觸都是可以理解的。
此時的亞洲社會，或者像日本那樣全盤西化，全盤照抄，包括意識形態領域的和科學技術方麵的全盤西化（此時的日本國民還沒有意識到商業精神和人文精神在工業社會中的作用）；或者如中國傳統社會一樣地掛羊頭賣狗肉，外儒內法。意識形態方麵可以宣揚尊崇儒家的“仁義道德”，行為上卻可以遵循法家的嚴苛和殘暴。工業化轉型中的中國社會，“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跟今天抵製西方自由化，“民主不適合中國”的意識形態都如出一轍。今日拒絕“全盤西化”的中國社會，默不作聲地卻在各行各業、各個領域實行全盤西化；而僅僅隻在春秋戰國時代湧現的、各種古文獻所探究、探索與發現的統治人民的權術和思想方麵堅持中國傳統。中國在軸心時代的所有文獻，都離不開“牧民”術或“馭民”術這種專製思想的核心理論。沒有認識到這些古文獻中的專製思想對社會建構的作用，是今天統治階級依然死不悔改的肇因。這與同時期發生的希臘軸心文明截然不同。
希臘軸心時代不僅僅研究探索自然，也探索人本身和人類行為建構起來的人文現象和其中的道理。中國的軸心時代部分研究人，大部分在研究“牧民之術”，如何統治人民，把人民當做羊群一樣如何“牧羊”。希臘軸心時代出現以第歐根尼斯（前445 ~ 前365）為代表的厭惡文明生活，厭惡常規生活的人生哲學；而中國軸心時代所出現的類似的道家哲學，卻以“不爭”之術而實踐“爭”的虛偽態度。
- 進入混沌狀態的文明社會，也遵從演化的自然選擇和人工選擇規律。
混沌現象中有區分一級混沌和二級混沌的分類方法。當股票快要崩盤的時候大量資金進場護盤，就會推遲或避免崩盤，出現另一種混沌現象。這個另外的混沌體叫做二級混沌現象。中國初步工業化的步伐也是如此，是經過了人為的幹預而沒有進行工業化的轉型邁進。
同治中興時期，中國與日本、美國起步工業化的腳步幾乎是在同時，都不算晚。日美的工業化都順利地在1890年代完成；而中國由於人工幹預，工業化步伐直到100多年後的胡溫政府才實現和完成。
人工幹預工業化進程，導致二級混沌出現，以上海1876年吳淞鐵路的建成與之後拆毀為標誌。1872年，英國怡和洋行出資向上海道台沈秉承購買上海至吳淞的長9.25英裏，寬15碼的地皮含糊地聲稱修建馬路。取得土地支配權後，立即開始鋪設鐵軌，於1876年2月14日由機車“先導號”開始試行。1877年10月20日，清政府分三次付款把吳淞鐵路買下之後全段拆除。吳淞鐵路雖然在20多年後，1898年9月1日再次重建通車，但心中的“商業文明頭腦”和“科學思維”、“人文人本精神”直到今天，依然沒有出現。
清政府人員反對鐵路的理由有三條：
- 資敵：鐵路對洋人長驅直入有利
- 病民：占用大量農田、拆遷民宅墳墓，破壞風水
- 失業：鐵路建成，沿線舟車挑夫、行棧鋪房無以為業，失去工作必然成為流民、流寇
今天我們懷著社會建構和演化的知識來審視分析農業文明和商業文明兩種思維的分類時，必然導致結論說這些理由都是農業社會的思維模式。這與卡爾·馬克思在《資本論》裏描述的如何對待資本主義現象的價值觀判斷頗為類似。當你有理由麵對新鮮事物提出反對意見的時候，你的意見本身都帶有原本社會和個人成長與知識結構的烙印。馬克思作為鄉下出生長大的律師的孩子，來到已經工業化的倫敦，在鄉下成長所接受的農業社會的意識形態和鄉巴佬觀念與工業化的思想觀念衝突比比皆是。整個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理論，雖然冠上黑格爾辯證法內核，仍然不經意地露出許多鄉巴佬的農業思維的價值觀念。
這種鄉巴佬的價值觀念，就是社會轉型和演化道路上的二級混沌之手。此種人工選擇的結果，是導致中國社會的工業化腳步晚了100多年之後才實現的原始肇因。在那個工業化初初開始的年代，不乏那種“反美是工作，來美是生活”的人。他們嘴上反對著西方自由化，心裏卻極端羨慕讚美著西方的生活和價值觀念。以打小報告破壞留美幼童學業，最終逼迫他們回國的駐美使節陳蘭彬（1816 ~ 1894）為例，就可以說明這種現象的普遍。在廟堂之上，像劉錫鴻（？~ 1891）這樣“揎拳擄袖，破壞新政”之人，絕不是少數。而在晚年劉錫鴻出版了他在英國的《英招私記》，卻是另外一番說辭；表明了他對西洋的羨慕和讚美。劉一生中反對洋務，希望“以夏變夷”；頗可與今天宣傳的“中國模式”以及大外宣的“北京病毒”企圖感染西方世界的不倫不類相互比較。劉錫鴻認為發展商業是“舍本逐末”，恰與西方的商業革命的“經商致富”思想相左。（這段曆史的敘述可以參考秦暉的演講：晚清西化潮的由來與演變。油管上有視頻）
- 本末之爭和現代社會發展
中國曆史上從商鞅開始實施“獎耕戰”、“抑商賈”的重農輕商政策，但是輕視商業和貶低商人實際始自“武王克商”以後對殷商人做為亡國奴“氓民”的輕視和歧視。商業的“商”字就起源於三代的商朝。而商朝是一個手工業、冶銅技術飛速進步的時代。雖然在8000年前的賈湖文化就有陶器上的刻畫符號以及5000年前的二裏頭等遺址中發現的刻畫符號，但作為實際流通的文字，應該是起源於商業交換的飛速發展和發達。世界上各個地區文字的起源都離不開商業活動的頻繁和複雜。因此中國文字隻發現在商代的甲骨文也就不足為怪。商代的手工業與商業的飛速發展就是中國文明開端的成果；這話的真實性應該不是虛來。隻是由於商朝的覆滅，作為亡國奴的殷商遺民，受到從事農業為主的周人的歧視和諷刺挖苦，也就不可避免。所以中國古代成語裏就有“守株待兔”、“杞人憂天”、“刻舟求劍”這類諷刺挖苦商朝的亡國奴的話語。這不僅僅導致商鞅發明出“獎耕戰”、“抑商賈”這種國家政策，也傳承了輕視手工業、輕視工匠藝術的文化傳統。在後代“士農工商”的社會分層排序中起到了作用。商鞅的“重農抑商”國策的來源和在後代的執行，都有早前的民意基礎。
從事農業的周人取代之前的工商業繁盛的殷是中國曆史分叉的大轉折點，是文明之初商業文明被農業文明取代的曆史大轉折。
農業文明與商業文明社會的價值觀剛好相反；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麽我們與西方文化在各個方麵的價值判斷與文化信仰都反著來，走的方向都截然不同。今日的科學源自於希臘神話崇尚手工藝人的工匠精神。代達羅斯打造的克裏特囚禁牛頭怪物的迷宮、用蠟沾在肩膀上的代達羅斯的翅膀、用細線綁在螞蟻身上穿過蝸牛殼的工匠智慧，處處都反應著希臘崇拜手藝、崇拜工匠的精神起源。一直到19世紀的西方，科學家都被看作是能工巧匠而受到人們的尊崇。可是在中國，無論鐵匠還是石匠都是統治者駕馭和統治萬民中的一員，屬於社會中的下九流，根本得不到應有的尊重。
這種價值觀相反的左右處境，就是農業文明與商業文明的區別。反應在對待官府、政府的基本態度上，也是如此。父母官？還是公仆？這種價值觀的衝突在今天依然是社會轉型和社會改造矛盾衝突的核心。對孩子的教育觀念上尤其如此；不打不成才？還是誇獎鼓勵式教育？在西方的教育觀念改革中，剔除農業社會的價值觀依賴的是科學的探索和發展。自斯金納的行為主義心理學以來，西方的誇獎式教育已經蔚然成風。而農業傳統的1950~60年代的要求男孩子喝黑咖啡，不加糖不加牛奶的“斯巴達式”教育早已被統統擯棄。
科學能夠給西方民眾的生活帶來更新和行為改變，不僅僅在於可見的和可以使用的科技產品，也在於人文科學方麵對人們思想和價值觀的衝擊和影響。劉強東涉嫌強奸被捕一案在中國大眾眼裏或劉的周圍想打造的是“仙人跳”的價值判斷，而在西方，法官堅定地認為即使是女方自願，哪怕事情進行到一半女方說要停止，男方也要停止；否則就是強奸。中西方的價值觀衝突，不僅僅在世界觀、人生觀、道德觀等等宏大方麵，也在我們日常生活的瑣碎小事中。
今日中國的文化始自西周。“牝雞司晨”傳統根深蒂固；而在商朝的商業社會裏男女平等觀念根本是日常生活。武王克商之後的價值觀念改變，就是農業的價值觀全麵在中國社會取得優勢的時刻。農業文明的價值觀歧視和汙名化商業文明的價值觀和其體係也就在所難免。從“無商不尖”到“無商不奸”就是典型的例子。西方社會在商業革命之後，也從“為富不仁”的農業文明觀念發展演化為商業勞動也是“勞動所得”的價值觀念。
而中國缺乏這場商業革命，由此商業革命引發的新價值觀念依然沒有在中國生根發芽。
不僅僅缺乏這樣的商業革命，也缺乏人文、人本主義革命。自武王克商以來星星點點的人文思想雖然在中國有所閃爍，有所閃光，比如為“克商”合理性而提出的“惟德是輔”，比如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些曇花一現的人文人本精神，猶如在月光明亮的星空，毫無作為；隻在某時某刻與其它眾多的思想閃爍，在夜空裏稍做停留，然後就被月光埋沒，從沒有照亮社會。
前邊提到西方還經曆了科學革命，所以西方人的科學精神與科學觀念在知識階層普遍存在；被視為生活常識。而中國沒有經曆過科學革命，大多數知識分子特別是人文科學領域的知識分子仍然認為由人的行為互相交錯作用而來的人文是學科不是科學。這種認知上的巨大差異，造就了中國社會沒有科學的思維，更談不上科學的精神。胡溫政府雖然大力提倡社會還不存在的科學發展觀，但科學發展觀如何啟動、如何運作和如何實踐，在中國這樣的一個崇尚傳統玄學的社會裏，依然是一頭霧水。（注釋:依當今的教育學和洗腦技術，從理工科的科學與邏輯精神來替代傳統玄學為美的價值觀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就看政府做還是不做。這是另外話題）
由於中國曆史缺乏商業革命、人文人本主義革命、科學革命這些曆史過程，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根本沒有汲取西方社會的真諦和營養。在洋務運動之初，中國原教旨的儒家思想者立即就體會到西方的民主製度實乃傳統中國的夏商周三代的輝煌實踐。（請參考油管上秦暉教授的講座：清末西化潮的由來與演變）。但當他們認識到西方的政教（政治製度與信仰體係）“利國利民不利君”的時候，依附在君權下的這些官僚體係馬上開始反對“洋務”、反對“西方精神汙染”。這就是清末陳蘭彬、劉錫鴻這類反對“洋務”的一批人起來“揎拳擄袖，破壞新政”的精神演化路徑。今天的當政者，完全知悉曆史的不可阻擋的大潮，所以一邊準備沉船計劃、把家人與侵吞的金錢財產轉移西方，一邊拚命反對“自由、民主、人權”。“反美是工作，來美是生活”之流的精神底蘊與清末的那批人實出一轍。
回顧以上的曆史和事實，我們隻找到了貿易戰起的原因，也就是破除專製管製下的權力造就文明，改以市場造就文明；讓市場造就商業化，讓商業化刺激個人的聰明和才智，讓大眾操控的公共管理係統------政府來調節和引導而不是像權力文明那樣管控市場。經過“洋務運動”的今天的當權者，麵對川普的結構性改革的威逼，很快會遇到一場它的“甲午之戰”。川普的貿易戰就是一場中國的第二次甲午之戰。貿易戰的結果，兲朝必敗是不爭的事實。當政者希望把它打成《鴉片戰爭》，簽下貿易合同，之後像“廣州入城”或袁世凱被迫與日本簽訂“民四條約”一樣背後搞點小動作，吩咐底層民眾不租房、不租地給洋人或日本人。也許兲朝的壽命還可以延續五、六十年。如果打成甲午之戰，那兲朝隻有十幾年的壽命了。怎麽辦？這是當今貿易戰的關鍵。
像當初日美貿易戰一樣，工業化之後的社會，必然要打造合理公平的市場規則。糾紛有仲裁公平的且也必須是獨立的法院和法律係統，政府和立法保證工商業的和平與公平競爭環境，好使得眾人發揮各自的聰明才智，以在公平的市場上競爭。亞洲國家沒有經曆過商業化革命，實現工業化的日本、四小龍等都在美國的貿易戰威逼下補上這一課，走過這場內部的革命。而川普的貿易戰，其實質就是促進亞洲社會的商業革命。 隻有實現了這種商業革命，人們同時接受人文和人本的思想，才得以在科學上和產品創新方麵取得優勢和競爭能力。這就是所謂的產業升級過程。中國當局者目前鑒於維護統治權力，仍把自己看作是統治者、牧羊者從而得到特權。這種專製的農業文明製度，以及在社會轉型期間才出現的極權製度，過渡體製，會拒絕社會的轉型，或放慢社會的轉型，給社會轉型施以表麵的嘉許但實質的阻攔。我們明白了這些，也就能夠完全理解和獲得從工業化向商業化和知識資本化轉型的解決之道。
中國社會在同治中興時期拒絕了工業化轉型，這次在美日的資金與市場開放、最惠國待遇的幫助下實現了工業化，那川普的貿易戰刺激和敦促向商業化和知識資本化的拒絕不可能像滿清一樣獲得拖延直至100年後才得以實現。無論覡金瓶怎樣走下一步棋，不做政治改革，失敗的命運就是不可避免的！中國走入商業化和知識資本化的結果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工業化之後的韓國和日本都是前車之鑒。在創新和文化、對知識方麵的推崇與態度，必然是以政治民主化為前提的。台灣與香港受大陸脅迫在向知識資本化社會的轉型上沒有日本和南韓明顯，這當是另外一個話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