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者網：這次博鼇論壇比較意外，被邀請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顯得比較孤立，其他的一些“經濟學家”——其實主要是經濟領域的實幹家，包括法國電力首席財務官都反駁了部分中國經濟學家關於改變國企產權的高談闊論。在這裏，我們想請您從經濟學家的角度來談談為什麽出現這個現象。另外，最近我們網站有文章批評“偽經濟學已經成為改革的阻力”，也想請您來談一談，經濟學到底有沒有真偽這回事，您怎麽看這個問題？
陳平：第一，這次的博鼇論壇開得很好，但是隻有一個反常現象：博鼇與會的中國領導人在理念上走在了中國經濟學家的前麵。我對習近平的演講評價很高。大家會習慣性地認為：知識分子或者學者，看問題應該走在政治家前麵，替執政者做研究谘詢，提出好的建議讓他們選擇和參考。但在中國的改革進程中，如果就從博鼇論壇來看，中國的領導人已經在與時俱進，但是中國媒體上熱捧的那些專家則是遠遠落後於現實的。這是什麽問題呢？我覺得這不是知識分子的問題，實際上是媒體的問題。最近幾十年中國經濟發展非常快，很多學者的進步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根據中國一些論壇上的情況，比如亞克力論壇、博鼇論壇等等，還有更主要是在新聞媒體上——畢竟人由他們自己選擇的——發言的中國經濟學家其實不代表中國經濟學研究的前沿，而這些人總是在老生常談，所以我認為這是論壇組織者思想上的落伍。
另外把這個話題變一下，因為經濟學有一個特點：經濟學家們的觀點從來都是眾說紛紜、差異巨大；但是經濟學界有眾多的國際會議、國內會議討論；在那裏，學界在研究水平方麵是有共識的——哪個問題誰有研究、誰有實實在在的新觀察、新的想法、誰是與時俱進的等等。在西方，特別是這次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西方經濟學家對自己的反省批評也是非常厲害的，包括一些得過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如斯蒂格利茨，對自己過去盲目相信新自由主義那一套都有反省。但是如果你看在中國媒體上經常出現的一批媒體經濟學家，那就完全仍是“老三篇”。
觀察者網：媒體經濟學家這個詞用的好。
陳平：他們基本上是落伍於時代，跟現在的研究沒什麽關係，跟現在的世界大勢也沒什麽關係；這反映的是媒體的問題而不是經濟學的問題。
比如說這次金融危機的核心問題是什麽呢？在G20 峰會的討論會上，我就曾在發言中指出，這就是金融寡頭在壟斷的背景下過度投機造成的；而走出危機的唯一辦法就應該是反國際金融壟斷。在我的發言結束之後，西班牙、巴西的前總統還有新加坡的外長都走過來跟我握手談話，支持我的觀點。上述內容，我在歐盟、日本講過，在國內也講過，但是在國內媒體上根本沒有反應。為什麽沒有反應？因為主流媒體不喜歡。其中道理我認為非常簡單，就是現在的中國媒體商業利益化了，商業利益化的媒體利益驅動就和西方媒體一樣了——賣醜聞，靠極端言論吸引眼球。現在紙媒和網絡的競爭非常激烈，越是炒作極端觀點、醜聞，它比嚴肅地討論調查事實、討論觀點的媒體要賣錢。
媒體上在熱炒言論自由，可是你知道在現在西方，小學、中學的老師最頭痛的是什麽嗎？現在西方那些學校——注意，這裏並不是指貧民窟裏的學校或者其他條件較差的學校——比如我的孩子曾就讀的屬於高科技園區內的學校，那裏都有三分之一的學生吸毒、大量學生亂倫。而這些問題，包括色情新聞、校園暴力文化的泛濫，全都是媒體造成的。美國最高法院對色情媒體不加控製，並把這個權力交給家長——所以現在銷售的電視機上都設計了“兒童鍵”；但同時，家長中就這一問題的觀點是相衝突、並且難以形成共識的。而家長們在當前的經濟環境下，不得不延長工作時間才能養家糊口，所以根本沒時間照顧孩子，而學校不負責孩子的作業，所以導致上述問題非常嚴重。
此外，你說我們這些做科學的人有言論自由嗎？沒有。我們任何東西的發表，都需要有創新性的證明、並且經受實踐的檢驗，這就需要多少工作？怎麽可能在媒體上信口開河呢？所以，把言論自由當成普世價值，還要包裝成“憲政夢”來推銷，我認為隻是代表了少數媒體利益集團的利益，不代表中國老百姓的利益，特別是不能代表父母、家長和孩子的利益，這反而將成為公害。
觀察者網：陳老師，我們還想了解一下，荒誕經濟學的傳播僅僅是媒體造成的嗎？有的理論認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教條，在第一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傳播途徑是不一樣的。比如在撒切爾時代，盡管她很有意識地推崇這樣的教條，但也不是借助媒體的力量；用大衛•哈維的說法，當時的策略實質，就是統治集團在麵臨危機的時候通過私有化，重建特權階級的利益，壓製底層人民。他們當時對新自由主義信條信條采用的是這樣一種傳播方式，背後有一些結構性的因素。
陳平：經濟學是有問題，但是實際上問題最大的是英美的經濟學。英美經濟學存在著明顯的壟斷，尤其是英美所推崇的所謂“雜誌排名”。實際上，在過去自由化的三十年裏，英美的主流經濟學家將他們“不喜歡”的經濟學派都打成異端，並把他們邊緣化了。在這個“異端經濟學”的名單中，既包括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新馬克思主義、創新經濟學、依附理論，也有奧地利經濟學、熊彼得學派。上述學派全部被邊緣化了。並且，在西方對經濟學批判最厲害的當屬人類學和社會學；而人類學和社會學都在與時俱進：因為它們要去調查具體問題，比如社會學要研究種族、吸毒、移民、腐敗等等，人類學要調查落後民族怎麽發展文化等等。這些問題都是經濟學所忽視的，所以經濟學都把他們邊緣化了。當然，這次金融危機對主流經濟學的打擊非常沉重，對此我也專門寫過文章。而在金融危機之前，法國發生過學生運動，他們要求反對那種自我封閉的、沉悶的“自閉經濟學”，這一思潮後來波及到英國、也衝擊到哈佛，但是在美國主流校園裏沒有形成氣候。接著一些網上雜誌以及世界經濟學會誕生，目的很明確，就是挑戰主流經濟學；在金融危機之後以歐洲為主、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包括美國）也參與進來，我也是創始人之一。
連續這幾年的美國經濟學年會中，主流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都在討論的範疇內；比如我就去參加了演化經濟學的討論，並受邀擔任總評審。現在，包括熊彼得經濟學在內的各個流派都在討論反思主流經濟學的問題，而這些反思領先了中國的主流經濟學界許多。中國現在也有演化經濟學會，但是他們的活動條件非常艱難，隻有浙大、人大的幾個老師，一個原因是就是中國教委采用了西方標準，要把西方主流經濟學雜誌上的排名作為提拔教授副教授的依據。所以，現在那些總結中國經驗的、引進所謂異端經濟學的，也就是批評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的人所做的創新性工作在中國也被邊緣化了，而且被邊緣化的比在美國還厲害。因此，出現那些不研究的、不與時俱進的的媒體經濟學家，在博鼇那裏拿著主流的信條做大棒子揮舞的狀況也就不難理解了。
現在的中國媒體是同西方掛鉤，教育部的學校排名也是依照西方標準。如果僅僅是在自然科學領域，這樣還有一定的科學性，但是在社會科學領域就是嚴重的錯誤。這樣造成那些在中國進行了成功實踐的企業家、幹部、農民所創造的經驗，在中國大學裏不受重視，並且還受到批判，而且正是受到“華盛頓共識”的批判。反而是那些來自英美的、在中國工作的人為我們總結出了“中國共識”，並且在拉美、歐洲和日本受到熱烈歡迎。西方的經濟學家、發展中國家經濟學家，對中國都十分佩服，但是在中國經濟學家的口中都是隻有中國問題、沒有中國經驗。而所謂的“中國問題”，我認為也是全世界的問題；比如我前麵講的：中小企業銀行貸款的問題西方解決了嗎？沒有，否則金融危機也不會出現，就業問題不會出現。
中國的長處，是幹部們在實踐過程中的創新，因為他們是“摸著石頭過河”，並且做的不好就會被淘汰，因此水平提升的比學界快——因為學界地位的提升是按在主流媒體上發表文章的數量來的，像我這些都是少數派；但實際上少數派才是真正有國際市場的。看看在論壇、媒體上頻頻出現的那幾個經濟學家，有幾個是會在國際會議上被邀請去發言的？
觀察者網：因為他們講的內容本來就是從西方販賣來的，再販賣回去誰要聽？
陳平：我就問幾個問題：你有什麽貢獻？有什麽創新？理論上？模型上？還是案例上？調查上？所以說你們觀察者網在新聞方麵也做的很不錯——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隻談主義、不談問題，脫離實幹、脫離中國的現實、也脫離世界的現實。
仔細分析，中國的學術界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學科、所在行業以及利益集團的局限，因此反而不如中國的領導們在其政治生涯的輪換過程中的觀察。在這點上，我認為中國的改革不是智庫、智囊走在政治家前麵給他們提供建議參考，而是學者在追趕實踐。實際上，在過去的三十年裏，中國的教育體製在“與國際接軌”的口號下全盤西化，而總結中國經驗的人還是處於少數派的狀態、沒有成為主流，所以才會出現“中國的論壇被一邊倒的輿論所統治，反而是外國人來教訓中國人怎麽理解中國經驗”，這樣很諷刺的一件事情。
但是這不等於中國的教育界、中國的經濟學家沒有進步，也不等於西方的經濟學家沒有反思，而是中國的媒體、論壇的組織者遠遠落後於中國和西方的形勢，他們應該接受再教育。
觀察者網：聽起來，一方麵學界已經形成了一些有質量的專業共識，但是沒法通過媒體發揮影響，另一方麵，從國家領導人到基層實幹的企業家和幹部，通過實踐來學習，比經濟學家更與時俱進。那麽中國政府是已經清醒了還是隻是在清醒的道路上？
如果說中國的實踐者沒有走這一套所謂新自由主義的簡單套路，與此同時媒體的荒唐言論又這麽強大，那麽能否判斷一下媒體的這些言論對中國到底有多大的傷害？
陳平：我認為中國媒體的最大傷害是搞亂現在年輕人的思想。根據我在全世界的觀察，中國是這三十年裏是世界上生活改善最快的地區；並且我認為這種改善是覆蓋全部地區的，包括貧困地區的農民，除了生態惡劣地區之外，都有一百到兩百平米的住房。很多農民都有兩套住房，除村中的一套之外，他在縣城裏麵還有一套房子；而如果打工的收入足夠高，甚至他可以在上海郊區購買住房。實際上，中國的居民自有房屋率已經超過西方，甚至是瑞士這樣的國家。但是中國人的攀比心理非常嚴重，通俗來說就是“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特別是罵政府；在中國有種非常奇怪的思維：賺了錢了就是我個人的聰明、運氣好，賠了錢了都是政府的責任，甚至股票投機失敗都會罵政府。這在西方股票市場怎麽會出現呢？而這種心態，歸根結底媒體輿論要負很大責任，是它們把所有問題都歸結於政府。
不過媒體也有其建設性的作用。比如，中國政府官員受到的壓力之大，我認為超過世界任何國家。這樣看來，我認為中國的縣級幹部、地市級幹部，其實仔細看來可以超過美國總統；他們中有能力的人成千上萬，根本不像那些西方選舉產生的政治家，看上去漂漂亮亮，但在做起事來卻一籌莫展。
不過我其實認為問題也並不嚴重。現在中國年輕人眼界比以前寬，他們中走出國門開闊眼界的人多得是。我就對年輕人說，誰要是覺得外國好就趕緊出去。現在不是中國有很多人移民嗎？我就說，移民到國外你才會更愛國，移民到國外你會發現西方真正的麵貌：你想賺錢賺不著，但苛捐雜稅卻讓人多得受不了；如果賠錢，在弱國還沒有政府保護；而中國人出了事、遭遇了搶劫、暗殺，中國的使領館馬上會提供保護——有了這樣的經驗，你才會知道一個強大的國家對你有沒有好處。當初香港回歸前夕，有一大批人移民到加拿大去了，如今日子不好過，又搖身一變成為外資來中國投資了，為什麽？在中國錢好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