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民主是一種普遍價值觀》）
有一個流傳很廣的說法： 在應對重大自然災害麵前，極權製度有其優越性，因為可以充分動員社會各種資源投入救災。
這種說法， 從災難救濟的操作效率上看， 有其合理性。 但從預防和減少災難這個總的層麵上看， 則恰恰相反：極權國家比資本主義國家更加多災多難。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饑荒。在人類曆史上，凡是具有新聞自由、且政治相對獨立的任何民主國家，從未發生過真正的饑荒。對於這個規律，我們無論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出例外。
相反的，大饑荒都發生在非民主的極權國家：無論是在最近發生饑荒的埃塞俄比亞、索馬裏等獨裁國家，還是三十年代發生饑荒的蘇聯，或者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大躍進失敗後發生大饑荒的中國，或者在外國人統治時期發生饑荒的愛爾蘭和印度。
盡管在許多方麵中國的經濟發展比印度好得多，但中國仍然發生過饑荒，而且確實是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饑荒。在中國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 整整三年的饑荒時期，中國政府的錯誤政策一直得不到糾正，其原因就在於中國沒有議會中的反對黨，沒有新聞出版自由，沒有多黨製選舉。正是由沒有人敢批評政府， 其錯誤政策才然能夠持續下去。現在北韓和蘇丹的饑荒也屬於類似情況。
饑荒似乎往往與自然災害有關係。評論家經常簡單地用自然災害來解釋發生饑荒的原因，如中國在大躍進期間發生水災，埃塞俄比亞發生乾旱，或者北韓因天災而農作物歉收。然而，其他許多民主國家也發生過類似的甚至更嚴重的自然災害，但由於政府采取負責的幹預措施，減輕了民眾的饑餓，妥善地解決了饑荒問題。由於饑荒的主要受害者是窮人，政府可以通過雇傭計劃等政策來提高窮人的收入，使饑荒受害者得到食物，從而防止民眾的死亡。甚至在一些發生嚴重旱災、水災等天災的最貧窮民主國家，如一九七三年的印度，八十年代初期的津巴布韋或博茨瓦納，民眾也能夠吃飽肚子，而沒有出現饑荒。
隻要政府認真努力，饑荒並不難預防。而一個民主政府在麵對選舉、反對黨和獨立報紙的情況下，隻能這樣作。印度在獨立之前被英國統治的時代，發生過多次饑荒。印度最後一次饑荒是在一九四三年，即獨立之前四年，但在印度出現多黨製和新聞自由之後，饑荒就消失了。
饑荒問題僅僅是民主可以解決的例子之一。如果沒有民主製度，不僅可能會加重自然災害，甚至還可能會引發人禍。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煤礦的礦難，每年全世界死於各種事故的煤礦工人絕大部分都在中國，中國政府多年來一直無法保證煤礦的安全生產，這與沒有民主製度和新聞自由是有關的。隻有民主製度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護底層勞工的安全。
民主的最大作用之一，就是可以防止經濟與社會災難。在正常情況下，人們也許不會懷念民主的這種工具作用。但是如果因為某種原因，經濟情況惡化，民主製度所具有的政治平衡機製，就會發揮巨大的實際作用，減少國家陷入災難的危險性。
在非民主國家，經濟情況良好時，人民可能並不想念民主。一旦經濟發生衰退，如果其負擔沒有被廣泛分擔的話，就會集中在承受力最小的一部分失業者或者被解雇者身上，經濟衰退就會嚴重破壞民眾生活，使數百萬人陷於悲慘境地。更糟糕的是，受害者沒有地方發出他們的聲音。人們在最需要民主的保護功能時，才會最強烈地懷念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