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8月13日簽署了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通過的《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NDAA，以下簡稱"國防授權法")，使之成為法律。法案中有多項內容涉及中國，包括關注中國在南海的行動;禁止中國參與環太平洋軍演等。
此外，法案又要求加強與台灣的防務關係，促進美台官員互訪，並幫助台灣提升自衛能力。該法案出台，無疑為台獨勢力打了一支強心針，在更深層次上可以看出，特朗普自上台以來，通過一係列措施，已和美國國會一道，逐步架空"一個中國"政策。
回顧過去十年來美國曆年通過的國防授權法，可以發現，其對台灣問題的關注和介入有逐步增強的趨勢。
國防授權法涉台內容逐步豐富
2008年國防授權法中沒有關於台灣的內容，到了2009年，國防授權法涉及台灣的內容隻有一處，即提及2008年3月， 民兵3型(Minuteman III)洲際彈道導彈的分類裝備被運到台灣。2010年國防授權法則關注台灣空軍力量，當時台灣空軍正需要升級舊有戰機，法案要求美國國防部提交可以提升台灣軍隊防空能力及強化空軍力量的措施。在這之後，台軍空軍戰機得以升級，亦購得導彈等配套武器裝備。
此後幾年，國防授權法並未提及台灣。直到2012年奧巴馬擔任總統期間，"台灣"字眼才再度進入該年製定的2013年度國防授權法，法案除目錄以外共提了台灣14次，其重點依然著眼於軍售。具體而言，法案重申了《台灣關係法》的重要性，以及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保證其自衛能力的必要性，並提出美國總統應采取措施，解決台灣戰鬥機不足的問題。
2015年國防授權法相較於2013年，涉及台灣更多方麵，且更加詳盡，不僅重申《台灣關係法》是美國與台灣關係的基石，亦對如何增強台灣自衛軍事能力提出了一係列具體要求，包括考慮幫助台灣提高船員的海上能力和航海技能，又要求美國國防部長提交一份台灣自衛能力的報告給國會。
值得注意的是，法案還明確提出台灣與大陸一樣，有參與人道主義援助及多邊演習的機會，表示要以此"提高台灣對此類演習的操作能力"。這點更在2016年國防授權法得以延續，該法案提及台灣軍事培訓費，指若美國進行的海上軍事培訓有台灣參與，可根據情況增加相關費用。
2017年國防授權法則注重美台軍民關係。該法案首次列明美國和台灣高級官員之間的軍事交流章節，並要求美國應該推動美台高級軍事的交流計劃，以改善美台的軍民關係，當中包括美台議會關係。
2017年，美國總統換屆，特朗普上台，無論是中美關係還是美台關係，均進入一個新時期。去年通過的2018年國防授權法，是特朗普政府第一部涉及台灣事務的法案，這部法案比以往更加"高調"，不但強調了美國對台灣的承諾，要按照美國政府的"六項保證"行事，努力提高台灣的自衛能力，更表示要邀請台灣軍演，實施高級軍事交流計劃，加強美台軍事聯係，美國軍方亦會提供對台灣人員的培訓，包括軍事服務的交流。
該法案還有一條在大陸、台灣、美國三地引發了極大關注的"爆炸性"條款，即要求美國政府評估美台軍艦重新相互停靠的適當性與可行性。這意味著，美國海軍未來將可以通過台灣獲得補給。中國駐美公使李克新當時曾在華盛頓警告："美國軍艦抵達高雄之日，就是我解放軍武力統一台灣之時。"
李克新言論一出，即引來文誅筆伐，怒斥中國狂妄自大的聲音不絕於耳，仔細分析情況可以發現，在當時台海局勢下，主動采取行動想要改變現狀的肯定不是中國公使，而美國軍艦停靠台灣的實際影響，肯定遠遠大於中國公使的幾句言論。當然，出於避免過於刺激大陸的考慮，美國軍艦在未來幾年未必會直接停靠台灣，但"研究軍艦相互停靠"條款所流露出的挑釁意味，不言自明。
"六項保證"晉身"美台關係基石"
上周通過並由特朗普簽署的2019年國防授權法是最新一部法案，與以往有較大的不同。該法案第1258條將《台灣關係法》及裏根政府當年對台灣提出的"六項保證"定義為"美台關係的基石"。
"六項保證"原本隻是共和黨政府對台灣的口頭保證(具體內容為：美國不贊成對台軍售設定期限;美國並不尋求為兩岸作調停;美國不會施加壓力要求兩岸談判;美國對台灣主權的長期立場沒有改變;美國無計劃修改台灣關係法;八一七公報的內容並不表示美國對台軍售之前會征詢北京意見)，但如今和《台灣關係法》一樣，晉身成為美台關係的基石。
在軍事方麵，法案明確指出加強和改革台灣軍事力量，提高台灣的非對稱作戰能力，同時還特別提及了要擴大美國武裝部隊與台灣軍方的高級軍事參與和聯合訓練;支援美國對外軍售和其他設備轉移到台灣，特別是用於發展非對稱作戰能力。台軍多年來主要假想敵都是解放軍，近年解放軍實力迅速成長，美國口中所謂的"非對稱作戰能力"是針對誰，不問可知。
法案亦要求促進美國高級國防官員與台灣官員之間的交流和美台雙邊合作。2019年國防授權法關於官員互訪的條款，實際上和特朗普在今年3月16日簽署的《台灣旅行法》遙相呼應：《台灣旅行法》解除了台灣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國防部長與外交部長等原來的"黑名單"上的台灣高官訪美限製，同時也解除了美國相應等級官員的訪台限製。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旅行法》本來會自動生效，但特朗普依然選擇在法案快要自動生效的當天簽署，以表明他在台灣問題上的態度：在對台灣的支持上，美國總統和國會是一致的。如此算來，上台一年多以來，特朗普政府已通過了三部涉台法案，這三部法案讓美國在極短時間之內，極大加深了對台灣事務的介入程度，而美國在提及台灣的時候，也愈來愈傾向於指明要加緊防務關係，加大政治上的接觸。
事實上，美國行政和立法機關一起明目張膽碰觸中國底線的動作，也是中國外交國防諸多部門齊聲聲討的關鍵。
在2019年國防授權法案在參眾兩院通過之後，中國國防部、外交部等多個部門發聲，表達中國的強烈不滿。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直斥該法案涉華內容充斥冷戰思維，渲染中美對抗，幹涉中國內政，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破壞中美兩國兩軍關係發展氛圍，損害中美互信與合作，中國軍隊對此堅決反對，並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則以書麵形式，強調中方已多次就此表明立場並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對美方不顧中方堅決反對，執意通過並簽署含有涉華消極內容的2019國防授權法案表示強烈不滿。陸慷還敦促美方摒棄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理念，正確客觀看待中國和中美關係，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避免給中美關係和兩國重要領域合作造成損害。
美對台保證優先於"中美聯合公報"
正如中國外交部多次強調，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石是中美兩國政府簽署的"三個聯合公報"，但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並未經由嚴格意義上的司法程序，上升成為美國法律。而前述三部涉台法案，則都經過法定程式，成為了美國的國內法。
美國作為一個法治國家，法律地位要遠高於行政部門的承諾。相對於中美之間的政治基石，台美關係的政治基石因為得到了美國國內法的正式背書，其實更為牢固。以此言之，雖然美國在"三個聯合公報"中表示承認一個中國，以及限製對台軍售，但在如今"六項保證"、促進美台高級官員互訪都成為美國法律的情況下，美國其實已經在事實層麵上對台灣做出了無論如何都要堅決維護的姿態，給台灣維持獨立地位"撐腰"的信號已明白不過。美國國會和特朗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架空了"一個中國"的承諾，逼迫中國在台海打響第一槍。
二戰前，美國如何逼迫日本對美開戰
——寫在日本投降73周年之際
目前中國和美國在亞太地區爭奪益發激烈,如何分析和預測雙方的態勢?為此我又祭出曆史研究這一招。太平洋戰爭之前的日美關係演變為分析當下中美博弈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模型和案例，對之進行分析和研究可以為未來處理中美關係提供啟示。
日本和美國在爭奪亞洲太平洋地區霸權的矛盾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便日益突出。1922年華盛頓體係的建立，日美矛盾雖然以日本的妥協退讓得以緩解。但華盛頓會議後，日美在爭奪中國的權益上展開了緊張劇烈的競爭。日本處心積慮地以美國為假想敵，隨時準備以武力打破華盛頓會議建立起來的“太平洋秩序”。美國也以日本為亞太地區的主要競爭對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向我國東北發動突然襲擊，以武力製造“九·一八事變”，對華盛頓會議所確立的有利於美國的遠東國際秩序進行公開挑戰。但當時美國正處於深重的經濟危機之中，考慮到美日貿易關係密切，加上國內孤立主義勢力的掣肘，美國對於日本武裝侵略我國東北沒有采取任何反擊措施，隻是要求日本遵守國際公約。
1937年7月，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由華北向華中、華東和華南進攻，並封鎖中國海岸，嚴重侵犯了美國在華利益。這時，美國已擺脫了1929-1933年世界經濟危機的困擾，羅斯福對日政策開始有了轉變，先後發表一係列演說，聲明、照會，譴責日本的侵略行為，同時也采取了一些針對性的措施。如1939年5月，美國國會根據羅斯福的建議，通過了龐大的海軍擴建計劃。7月，宣布日美通商航海條約於1940年到期後不再續約。顯示美國對日本的擴張不再置若罔聞。但這些措施十分克製，表明美國還沒有下定決心對日本的擴張實行嚴厲的製裁，美國國務卿赫爾在他的回憶錄裏寫道：“如果對日本施加經濟製裁，美國就得承受最沉重的負擔，因為美日之間的貿易額為所有歐洲國家對日貿易總和的兩倍。而如果經濟製裁導致戰爭，美國也同樣得承受最沉重的負擔”。
直至1940年9月，發生了日本入侵印支北部事件及德意日三國結成針對美國的軍事同盟條約，美日關係才發生了重大轉折。美國對日本入侵法屬印支北部反應強烈。這時，美國雖然在物質上和心理上都還沒有準備好用武力約束日本。但由於日本長期依賴從美國輸入重要戰略物資，美國手中掌握著一種強有力的經濟武器，即它認為必要的時候，隨時對出口到日本去的物資實行禁運。
9月25日，美國宣布向中國提供2，500萬美元的貸款。第二天，羅斯福下令禁止向日本出口廢鋼鐵，並抽回美國在日本的投資。英國也於10月8日宣布重新開放援華的緬甸運輸線。11月30日，日本正式承認汪偽政權的當天，羅斯福又宣布向中國提供1億美元的貸款和50架截擊機。羅斯福在1940年底競選連任總統獲勝後，12月10日批準鐵礦石、生鐵、鋼以及鋼製品對日本實行禁運。羅斯福在12月29日的“爐邊談話”中，嚴厲譴責德意日三國同盟，痛斥法西斯國家所要建立的“新秩序”是“複辟最古老和最惡劣的專製暴政”與此同時，羅斯福還加緊擴軍備戰，擴充陸軍，不斷增加國防費用。
但是應該指出，截至1940年美國對日本的經濟製裁隻是在局部的有限範圍之內，日本最重要的戰略物資石油仍不屬於禁運之列。美陸軍部長史汀生、海軍部長諾斯克都主張對日全麵禁運，但遭到美國軍方領袖馬歇爾和斯塔爾的反對，羅斯福也不讚成對日采取激烈措施。在11月底的一次內閣會議上，他讚成國務卿赫爾的對日政策：“打一場後衛外交戰，而不是相逼太甚以致使日本為獲得軍需補給而攻擊荷蘭(指荷屬東印度—現印尼)，用這個辦法來盡可能繼續使日本放慢它的戰爭步伐。”1941年1月，兩名美國傳教士從日本回國，帶回了近衛內閣關於解決日美分歧的非正式建議，雖然羅斯福對通過談判能否解決美日分歧持懷疑態度，但還是鼓勵與日本進行對話。
羅斯福不讚成對日立即采取嚴厲的製裁措施原因有三，第一，美國還沒有在太平洋做好投入戰爭的準備，它的擴軍備戰剛剛起步，大量民用工業還未轉入戰爭軌道;第二，國內孤立主義者極力反對美國參戰。羅斯福為爭取1940年底第三次競選連任總統取得成功，消除選民對美國可能卷入戰爭所懷的憂慮，10月30日在波斯頓發表演講，向全國選民中的父母們保證：“你們的孩子不會被派到國外去打仗”;第三，美國的戰略重點在歐洲。支持英國抗擊納粹德國的侵略比美國單獨對付日本更為重要。法國敗降後，希特勒的侵略勢力席卷大半個歐洲，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嚴重的威脅。而日本在亞太地區的擴張，雖然嚴重地損害美國的利益，但還沒有直接威脅到美國自身的安全。美國一向認為納粹德國是最危險的敵人。1940年9月28日，即德意日三國軍事同盟條約簽訂的第二天，羅斯福召開高層決策性會議，確定了“先歐後亞”的戰略方針。在大西洋對德國的侵略擴張采取攻勢，在太平洋對日本采取守勢，先穩住日本，製止日本的擴張，等歐洲戰場接近勝利的時候，再集中力量對付日本。蘇德戰爭爆發後，羅斯福再次強調：“希特勒是人類公敵”，“今天世界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打敗希特勒和希特勒主義”。
因此，美國對日本采取既敞開談判大門，又繼續保持一定壓力的政策，力圖通過曠日持久的外交談判贏得時間，增強軍事實力，迫使日本不敢輕舉妄動，以避免或推遲同日本發生直接的軍事對抗。而日本方麵對美國開戰的準備工作也尚未就緒。為了放手南進，日蘇關係也有待調整，為擺脫中日戰爭長期化的困境，日本也希望通過日美談判誘使美國向國民政府勸降。
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國際形勢突變。原先日本設想的加入“三國同盟”是以日德意蘇四國合作為前提而締結的，日本希望通過德國中介與蘇聯結盟從而解除後顧之憂，全力南進。“由於德蘇開戰，這一前提消滅，蘇聯加入了英美陣營，我國便麵臨必須以美蘇兩國為敵的最險惡的事態”北進派急先鋒、日本外相鬆岡得知德蘇開戰的消息後，便上奏天皇，建議立即對蘇開戰。30日，德國正式要求日本對蘇參戰。日本軍部對此議論紛紛，有主張與德國相呼應，乘機進攻蘇聯的即刻北進論，也有主張乘機南進的即刻南進論。當天，日本大本營、政府內閣聯席會上最終通過了避免立即介入德蘇戰爭的提案。
德國突襲蘇聯雖然使日本的對外政策一度陷於混亂，一時為日本的北進論提供了十分誘人的時機，但冷靜思考，權衡全局，日本的根本出路在南方。因為北進對日本來說，不但在軍事上行不通，而且在經濟上也無所得。根本解決不了戰略物資上的燃眉之急。而南方盛產石油、錫、鋁礬土、橡膠、大米和奎寧等。這些物資都是日本維持戰爭經濟必不可少的。據東條在戰後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上供稱，日本在德蘇戰爭爆發前就已決定進攻荷屬東印度。6月21日，鬆岡對德國駐日大使奧特說，日本不準備同荷屬東印度恢複談判，日本將使用武力。日最高統率部認為，作為進攻荷屬東印度的第一步，必須先得到印 支南部的海空軍基地，以便給遠征軍提供足夠的掩護。6月25日起召開的大本營——政府聯席會上，首先批準了進駐法屬印支南部的《關於促進南進施策的方案》，7月2日的禦前會議上又作出《適應形勢演變的帝國國策綱要》，決定：“無論世界形勢如何演變，帝國將堅持建設大東亞共榮圈。”“首先，根據《關於促進南方施策的方案》，貫徹執行對法屬印度支 那和泰國的各項措施，借以加強向南方擴展的態勢。帝國為達此目的，不惜對英美一戰”。
1941年7月12日，日本駐維希公使加藤接到命令，要他向法國海軍上將達爾朗提出如下交涉，進一步吞噬印支南部：日本向印支南部派遣必要數量的陸軍、海軍和空軍;日軍占領柬埔寨和交趾支 那的8個空軍基地;租借金蘭灣和西貢的兩個海軍基地;日軍享有完全的行動自由。如果維希政府接受上述要求，日本將繼續保證印支的領土完整和法國的主權。否則，“印度支 那的局勢或許會發生嚴重的變化”，這實際上是最後通牒。同時，鬆岡外相還通過外交途徑請求德國向法國施加壓力。日本還警告說，達爾朗務必在7月22日下午6時前答複。限期一到，不管法國同意與否，日軍將開進去。7月21日，達爾朗接受了日本的要求。23日，雙方就日軍進駐印支南部的細節達成協議。28日，日軍開始進駐印支南部。
日本在分開發布日軍進駐印支南部的消息之前，於7月25日訓令駐美大使野村將日本進駐印支南部的意圖通知羅斯福，說明進駐的理由是為了自衛，並強調日本將始終努力改善正在談判的日美邦交。盡管東京在事前一再否認日本有占領印支南部的意圖。但美國已截獲了日本7月2日禦前會議的討論摘要，7月19日又破譯了日本駐廣州總領事發給外務省的一份電報，其中透露日軍占領印支南部是為了進攻荷屬東印度和新加坡鋪平道路。這份電報對正在進行的美日談判產生了重大影響，它好比一副清醒劑，使美國決策層一下子明白過來，日本在對美國玩弄把戲，一麵假心假意地進行日美和平談判，一麵又悄悄地加緊推行向東南亞的侵略計劃。美國從中看到了妥協與綏靖根本無法遏製日本的擴張野心。羅斯福以此為契機，基本中止了對日本的綏靖政策。他決心通過各種各樣的禁運，以對付日本企圖控製東南亞的新要求。羅斯福認為，如果日軍占領印支北部還是為了切斷滇越鐵路，為了戰勝中國，那麽日軍再占領印支南部就絕對是為了進軍東南亞而準備跳板。
應該指出，美國的各種各樣的禁運中，最有效地打擊日本的一張王牌是石油禁運。正如赫爾所說，“禁運石油對於日本來說，確實是一種除戰爭以外最有效的製裁”羅斯福下決心打出這一張王牌也有一個曲折漸進的過程。加滕向達爾朗提出日軍占領印支南部的一係列要求後，7月18日羅斯福在同他的內閣研究製裁計劃時，仍反對對石油全麵禁運。“因為這可能會刺激爆發太平洋戰爭。”海軍部也提出警告，“采取製裁措施可能意味著同日本開戰，而美國海軍尚未做好這種準備。”
當維希政府接受日本要求的消息傳來時，羅斯福隻是下令凍結日本資產，對所有同日本的貿易實行許可證。至於石油的許可證是否簽發將視情況而定。可見羅斯福還不打算馬上禁運石油。羅斯福解釋說，向日本出口石油是為了美英自身的利益，可以使日本人不入侵荷屬東印度，從而防止一場南太平洋的戰爭，以免中斷重要的供應線。同時，羅斯福還建議日本撤出印支，由幾個大國保證該地區的中立化。7月24日晚間，羅斯福在批準凍結令之後接見了日本大使野村，表示倘若日本接受他的建議，美國將許可對日本輸出某些物資，包括石油在內。企圖以此來避免同日本的正麵衝突。雖然總統對他的建議不抱什麽希望，但還是把它看作“防止日本向南太平洋擴張而作的又一次努力”。
然而羅斯福的克製態度並沒能勸阻日本南進的步伐。日本當局對羅斯福的印支中立化計劃不屑一顧，1941年7月28日，日軍按預定時間開進印支南部。同時還凍結英美荷在日本的資產。這樣，羅斯福希望避免衝突的努力破產了。
經美國國務院、財政部討論後，8月1日羅斯福發布命令，禁止向日本出口若幹種物資，包括所有可作為飛機燃料使用的石油產品在內。但低級燃料和原油仍準許出口，隻是須經批準。這顯然表明，日本仍可重新申請除飛機燃料油以外的石油產品出口許可證。但自總統命令發布後，政府各主管機關都拒絕這類申請，造成事實上對日石油禁運。8月3日，羅斯福啟程去大西洋的一艘軍艦上同丘吉爾會晤，直至9月上旬他才知道石油全麵禁運已經實施，羅斯福認可了這個事實，而英國，荷蘭(荷屬東印度—印尼)也一起追隨美國向日本實行石油禁運。
石油禁運引起了日本極大震動和恐慌，一方麵要求同美國進一步對話，甚至建議近衛公爵同美國總統會談，另一方麵，又製定進一步南進的計劃。日本軍令部部長永野修身向天皇陳述說：“有了三國同盟，就不可能調整對美邦交，從而石油來源斷絕，這樣下去，眼前僅有兩年的貯藏量，倘若打起仗來，一年半就消費罄盡，即使在支 那戰場都有極大困難，與其這樣，莫如馬上動手，除此別無他途。”在對美開戰問題上一向持慎重態度的海軍部也認為與其坐待石油“愈來愈少”，莫如先發製人，首先對英美開戰。
8月6日，野村向赫爾提出一項新建議，日本同意不向印支範圍以外地區進軍，同意在“中國事件”解決以後從中國撤軍，並保證菲律賓的中立地位，作為交換條件，美國應停止它在西南太平洋的戰備，撤消對日本的各項經濟限製措施，為日中調停議和，並承認日本在印支的特殊地位。日本的建議避而不談羅斯福關於印支中立化的建議。問題的症結在於，美國要求日本從印支撤軍的前提下恢複向日本輸出包括石油在內的物資，而日本則要求美國承認它在印支的特殊地位的條件下撤消對日本各項經濟製裁。顯然，日美雙方都不會接受對方的建議，日美在印支問題上的矛盾已無法調整。至此，日美開戰已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了，但雙方仍然在談判桌上討價還價，這對雙方來說都隻是爭取時間的一種策略而已。
9月6日，日本禦前會議批準了陸海軍部製訂的《帝國國策實施要領》，規定“大致以10月下旬為期，完成戰爭準備。”“如果至10月上旬仍不能實現我方要求時，立即決心對美(英荷)開戰”。至10月中旬，談判仍無進展，近衛舉棋不定，在陸相東條英機的強烈反對下，10月16日近衛首相下台。18日成立以東條為首的獨裁內閣，東條兼任陸相和內相，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從10月23日至11月2日東條連續舉行8次大本營——內閣聯席會議，討論歐洲戰局、日美談判期限和對美開戰日期。11月2日通過了一個新的《帝國國策實施要領》，“將發動戰爭的時機定為12月初，陸海軍做好作戰準備。”
11月26日，經羅斯福批準，赫爾向野村和來棲遞交一份措詞強硬的《赫爾備忘錄》，其主要內容有：日本從中國、印支撤軍，日軍在中國戰場需要退到盧溝橋事變之前的出發地，兩國取消各自實施的凍結限製規定，日本實質上放棄三國同盟等。來棲說，“如果接受這些條件，日本政府隻有舉手投降了。”至此，日本帝國實際上已經走投無路，如果不想投降，就隻能開戰。日本陸軍把它看作是“對日宣戰書”，海軍把它看作是“最後通牒”，日本軍部把它看作是發動戰爭的極好口實。這一天，日本《機密戰爭日誌》寫道：“此應該說是天有助於我，從此，帝國易於下開戰決心，欣喜，欣喜。”
就在遞交《赫爾備忘錄》的當天，集結在千島群島擇捉島單冠灣的日本特遣艦隊奉命起錨，悄悄地駛向夏威夷群島。12月1日，禦前會議作出最後決定：對美英荷開戰。次日，陸海軍兩統帥部發布作戰令，規定向美國珍珠港偷襲的時間為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終於不可避免地爆發了。
回顧日美兩國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一係列交涉和談判，無論是羅斯福向日本提出使印支中立化的建議，或野村向赫爾提出日本在印支享有特殊地位的反建議，以及美國向日本遞交《赫爾備忘錄》要求日本從印支撤軍來看，日美分歧的焦點顯然集中在印支問題上，更深層次上是日本 是否可以發展成為一個亞洲地區霸權的問題上。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固然是日美矛盾長期發展的結果，但日本進入法屬印支則是日本通向太平洋戰爭的關鍵和要害的一著，而由此所引發的美國對日實施石油全麵禁運則是加速日本下定決心發動太平洋戰爭的一副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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