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16日晚，27歲的上尉連長林正義隻身離開台灣金門，跨海遊到了2000多米外的福建廈門海岸。
2019年初春的一個下午，在北京大學朗潤園一間古樸雅致的辦公室，67歲的林毅夫推開門，微笑著與我握手，迎接我的到訪。
其間，相隔整整40年。
這40年間，當年的林正義早就更名林毅夫，那個金門馬山連連長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學界權威，不僅當過中國工商聯專職副主席，還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
原名林正義，無黨派人士，1952年10月出生於台灣宜蘭，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教授。曾任全國工商聯專職副主席，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
現任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參事、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副主席，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南南合作發展學院院長、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2018年12月，獲中國改革開放“改革先鋒”稱號。
去年12月，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林毅夫以對經濟轉型理論的貢獻成為受中共中央國務院表彰的100位改革先鋒之一。
采訪當天，林毅夫跟我聊過去的40年，也聊當下與未來。
“1979年我都回來了，更何況1987年！對我來說，在回不回國的問題上，從來沒有一點猶豫，因為隻有回國才能更好地作貢獻。”
“比如，按照維迎講的產業政策都是錯的，那怎麽來理解中國政府比其他發展中國家製定過更多的產業政策，為什麽中國是唯一沒有發生金融經濟危機的國家，經濟又發展得最快？”
“我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判斷從來沒有改變，我認為2008年到2028年之間應該有年均增長8%的潛力。”
今年還是林毅夫正式提出新結構經濟學的第十個年頭。現在，林毅夫的身份之一是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這幾年，他屢被外界猜測：會不會憑新結構經濟學，而成為首位獲諾貝爾獎的中國經濟學家？
當我向林毅夫提出此問，他以標誌性的微笑作答：“我從來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隨後馬上補充道：“1995年我在《經濟研究》創刊40年的祝賀文章中就預測，21世紀會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是經濟學大師在中國輩出的世紀，中國的經濟學家獲諾貝爾經濟學獎隻是時間問題，而且不是一個兩個，但不是我，而是下一代或兩代。”
在林毅夫看來，從亞當•斯密到二戰，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家大多是英國人，或在英國工作的外國人，因為世界經濟的中心在英國。二戰後，世界上大師級的經濟學家，基本上不是美國人就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因為美國已經取代了英國的地位。
“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一定會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發生在中國的經濟現象，一定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現象，解釋中國經濟現象的理論，一定是影響最大的理論，提出這種理論的經濟學家就會成為經濟學大師。”
不過，圍繞在林毅夫身邊的不僅是讚美，也有一些質疑。我問他，在他的心目中，怎樣才是好的經濟學家？
林毅夫正色道：“理論的目的是幫助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而隻有能夠幫助人們改造世界的理論，才是真正幫助人們認識世界的理論。我認為一個好的經濟學家，既要了解所處時代的問題，更要了解問題背後的原因，研究背後誰是決策者，他碰到這個問題的時候，要達到的目標是什麽，他可動用的資源有多少，他麵臨怎樣的限製條件，會有哪些選擇，哪一個是達到目標的最好選擇。然後，把這個邏輯寫出來就是一個理論，這是好的經濟學家的工作。”
這40年來，林毅夫就如他自己所言，研究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和轉型，總結了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體係，指出一個國家成功發展的兩大關鍵：“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
頗為巧合的是，林毅夫在中國大陸的40年，與中國改革開放40年基本吻合。他對我感慨，作為一名經濟學工作者，能夠適逢中國改革開放，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裏從事經濟學研究，親身觀察改革開放所推動的社會大變革，乃至參與了一些改革開放政策的討論，實屬幸運之至。
第一章：來曆不明的人
高淵：40年前踏上廈門海灘時，了解大陸的局勢嗎？
林毅夫：在台灣時我就非常關注大陸的各種信息，對1949年以後所取得的成就和波折都是清楚的。我從小喜歡曆史，確信祖國統一有利於兩岸人民和民族複興，自己應該為此盡一點力。但是，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改革開放，40年後會發生這麽翻天覆地的變化，我沒有預想到，我想當時世界上沒人能想到，包括小平同誌自己。
國軍上尉連長林正義
高淵：預料不到是因為突破了當年的經濟學理論？
林毅夫：那時候，小平同誌提出的目標是20年翻兩番，翻兩番就是年均增長7.2%。當時發展經濟學有一個理論叫自然增長率理論，認為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隻有在受到戰爭和大的自然災害破壞以後的恢複，經濟增長率才有可能連續幾年達到7%，在正常的情況下不可能以如此高的速度增長。
所以對於20年翻兩番，我的第一反應是，這是一個“取法乎上”的政治目標，提一個比較高的目標給大家鼓勁，努力往那個方向奮鬥。有一次，我向當時從紐約大學到北大來訪問的伯納特教授請教，中國這個目標有可能實現嗎？他也認為是不可能的。
在改革開放初期提出這個目標，我相信多數人認為不可能達到。但現在看，我們年均增長率不是7.2%，而是9.4%，不是持續發展20年，而是40年。9.4%和7.2%隻相差2.2個百分點，但是如果按7.2%發展40年，我國現在的經濟規模是1978年的16倍，以9.4%發展的結果是1978年的36倍，這在當時是誰也沒有預想到的。
高淵：初到大陸時，留下了什麽印象？
林毅夫：直接觀感是很窮，北京的二環路還沒建，城裏最高的樓是17層的北京飯店，海澱當時就是一條老舊矮房子的小街。從城裏到北大，過了西直門、動物園就是農村，北大周圍很荒涼。
不過，窮隻是表象。大家雖然窮，但社會有朝氣，充滿著希望。一方麵是打倒了“四人幫”，心情都比較舒暢；另一方麵，更重要的是改革開放已經起步了，大家充滿了對未來美好的期望，也充滿了信心，而且各方麵的狀況都在不斷改善，整個社會蓬勃向上。這種情形和我小時候對六七十年代的台灣的印象有些相似。
高淵：回大陸後，為何選擇去北大？
林毅夫：我回來的目的，是希望為祖國的建設盡一份力，這要求我對大陸的體製、社會有足夠的了解。以前在台灣受的教育，欠缺社會主義這一部分。所以我來了以後，提出希望能夠到大學讀書。最早聯係的不是北大，但那所大學有顧慮，畢竟我的來曆有點不明。幸運的是，後來聯係了北大，這裏的老師很開明，接納了我。
高淵：去北大是直接找了經濟係？
林毅夫：對。因為我在台灣已經讀了台灣政治大學的工商管理碩士，在那之前，我在台灣大學讀了一個學期的農業機械，然後就去軍校了。
現在回想，我很感謝北大經濟係的張友仁教授，他是我碩士論文導師，教導我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尤其是曆史唯物主義所揭示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的道理。後來我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就是從一個經濟體每一時點的要素稟賦出發，來探討決定其生產力水平和生產方式的技術與產業的內生選擇，進而探討適應於產業和技術的軟硬基礎設施。這個思路就是源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曆史唯物主義。
第二章：舒爾茨來信
高淵：後來去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是什麽機緣？
林毅夫：確實是一個特殊的機緣，因為我並沒有主動向芝加哥大學提出申請。1980年，芝加哥大學經濟係的舒爾茨教授到上海的複旦大學訪問一個月，前一年，他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回國途中經過北京，北大邀請他來做一次講座，我記得題目是“人力資本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當時，學校指派我當現場翻譯。其實我的經濟學知識很有限，幸而他講得淺顯，我能聽懂。他從觀眾的表情和反應覺得我的翻譯不錯，回國後，就給我寫了一封信，邀請我去芝大留學。
高淵：有了舒爾茨教授的信，後來留學之路就很順利嗎？
林毅夫：很順利，因為是他主動邀請的。不過按規定還是要考托福，當時國內還沒有托福考試。1981年9月，芝加哥大學想了個變通方式，指派一位芝大到北大的留學生，帶了一套美國英語程度考試的試卷，替代托福考試。
考試很正規，必須在規定時間內完成，那位留學生當監考，一對一考試。我在台灣是初中開始學英語，有一定基礎，所以考得不錯。芝大就給了全額獎學金，1982年去讀博士學位。
高淵：芝加哥大學當時被稱作現代經濟學聖地，你花了4年時間拿到了經濟學博士學位，據說是大陸你們這一代人中的第一人。
林毅夫：我是改革開放後，大陸最早去美國留學的那批人，易綱、海聞等也是那時候去的，還成立了中國留美經濟學會。不過，我們幾個人相距很遠，易綱在伊利諾伊大學，海聞在加州大學。我是1986年拿到博士學位的，應該是大陸我們這代人中的第一個，我是比較幸運的。
我從芝大經濟係舒爾茨、約翰遜、羅森、貝克爾、福格爾等老師那兒受益良多。後來我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強調“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結合，和“芝加哥學派”強調市場的觀點有所不同，但我從那些大師們身上學會了如何從現象出發而不是從理論出發，來觀察總結真實世界現象背後因果邏輯的方法。
我尤其要感謝的是，在我的思想觀點和他們有明顯分歧時，這些當代經濟學大師們，還以平等的姿態和我討論，並且鼓勵我、支持我。2001年芝加哥大學設立“蓋爾約翰遜年度講座”時，請我去做了首講，2010年貝克爾教授建議芝加哥大學給予我傑出校友榮譽。2012年，我60歲生日時開了一個研討會，貝克爾教授還特地錄了一個15分鍾的視頻，以學生向老師發問的口吻和我討論我的新書《本體和常無》。從他們身上我學到了怎麽做老師，怎麽對待理論創新。
第三章：西天取經的反思
高淵：現在國內外經濟學界，很多人依然稱你為農業經濟學家。當年在芝加哥大學，就是主攻農業經濟學嗎？
林毅夫：其實在芝大經濟係，從來沒有農業經濟這個專項。因為他們認為，經濟學研究的都是理性人在一定限製條件下的選擇行為。如果用這種方法來研究農業問題，就是農業經濟學，用來研究宏觀問題，就是宏觀經濟學，用來研究金融問題，那就是金融經濟學。他們提供的是經濟學研究方法的訓練。
芝加哥大學經濟係有一個傳統，要求他們的外國學生以本國的現象作為博士論文的選題。我在1984年通過博士資格考試時，中國的改革開放從農村起步後，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對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為主要內容的農村改革到底改對了還是改錯了，在國內外都有不少爭論，所以我把博士論文題目定為“中國的農村改革”。畢業後的前10年，我在國際著名學術期刊發表了20多篇農村改革和發展的文章，因此，國內外經濟學界就以農業經濟學家來稱呼我。
高淵：你的博士論文的核心觀點是什麽？
林毅夫：當時，中國農村的生產方式，已經從集體的生產隊製轉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農業也獲得了連續多年的豐收。不過，那時國際經濟學界的主流文獻依然認為，集體經濟的資源配置是有效的，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是高的，這種觀點顯然難以解釋我國農村改革所出現的變化。
我的博士論文根據農業生產的特性，構建了一個理論模型證明：在按勞分配的農業合作社中，農民勞動投入的積極性取決於勞動衡量的準確性，在農業生產勞動投入監督困難的前提下，家庭農場是最合適的農業生產組織。並以實證資料驗證發現，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農村改革帶來的農業增產中，有近一半來自於由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所導致的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增加。
我的博士論文被舒爾茨教授稱為新製度經濟學的經典文獻。後來，在這篇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我發表了多篇論文，其中1992年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的論文《中國的農村改革和農業增長》，獲得了明尼蘇達大學國際糧食和農業政策研究中心1993年度政策論文獎，並被主持SSCI的機構評為引用率最高的論文之一，獲得了“經典引文獎”。
高淵：可以說，你的論文從理論上論證了中國農村改革的路徑正確。在當時陸續發表的論文中，還提出了哪些有意思的觀點？
林毅夫：1991年，我發表了一篇論文，研究的問題是，上世紀50年代初我國在完成了土改後，隨即推行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初期推動農業持續增產，但後來導致農業生產停滯、下滑，這種情況在蘇聯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出現了。
我的論文構建了一個博弈論模型，提出在農業生產勞動監督困難的前提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成功有賴於農民的自我監督，而農民自我監督的先決條件是農業合作社的社員必須擁有退出權。當其他社員偷懶導致農業減產時，勤勞的社員可用退社來保護自己，並使偷懶者喪失集體的規模經濟所能帶來的好處作為懲罰。在合作化初期，一般是政府鼓勵，農民入社自願、退社自由。但是合作化運動初期的成功，容易使人誤認退社的勤勞社員是反對合作化運動的壞分子，便會剝奪他們退社的權利。這樣，勤勞的社員在不自我約束的社員偷懶時無法自保，也可能會跟著偷懶，導致合作社的生產積極性和產出大幅下滑。
1992年，我將農業經濟方麵的論文收集成冊，冠名《製度、技術和中國的農業發展》出版，獲得了1993年孫冶方獎。2000年，出版了我的第二本農業經濟學方麵的論文集《再論製度、技術和中國的農業發展》。由於我在農業經濟學和其領域方麵的研究，2005年獲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2011年獲選為英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林毅夫通過網絡直播參加父親的告別式
第四章：那個台灣人又回來了
高淵：當時國內很多人覺得，你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後，不會回來了吧？
林毅夫：回國前，我和國內好幾個單位聯係過，但基本上都沒有回音。因為他們覺得，那個台灣來的人怎麽可能再回來？
我是1987年回國的。之所以多待一年，是因為我夫人當時正在喬治·華盛頓大學讀特殊教育的博士，我就等了她一年，去耶魯大學做博士後。這期間，好幾個大學願意為我提供教職，像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等，世界銀行也邀請我去。
高淵：聽說那時你若去世行工作，一天的工資等於國內全年的工資；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書的話，兩天的工資等於國內全年的工資。最終是什麽因素決定回來？
林毅夫：1979年我都回來了，更何況1987年！對我來說，在回不回國的問題上，從來沒有一點猶豫，因為隻有回國才能更好地作貢獻。
其實，我回來很多人是反對的，包括芝大的老師。他們問我想做什麽？我說研究經濟學。他們說，你回中國大陸的話，很可能看不到國外最新的文獻，也沒有人可以討論，怎麽做研究？
但我認為，經濟學的理論是來自於對經濟現象的觀察和總結，當時中國正在改革開放，經濟快速發展已經持續將近10年，這麽大的社會轉型，隻有身臨其境才能更好地觀察，了解成功背後的道理。如果身在海外，總是隔了一層，霧裏看花。我回到國內來，可能缺少文獻，沒幾個人可以討論，但我認為這些都是次要的，做好研究最關鍵的是對現象的理解。我認為，回國近距離觀察才能抓住改革開放給予的研究理論的機會。
高淵：1987年回國後，跟5年前去美國時相比，覺得國內發生了什麽變化？
林毅夫：1979年我第一次到大陸，感覺“文革”的傷痕還比較重。1982年離開的時候，很多東西還都要憑票供應，物資非常短缺。1987年回國的第一感受，跟以前有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市麵上各種東西多了，市場繁榮了，商品豐富了。
那段時間應該說：農民高興，因為增產增收；城裏人高興，因為各種農副產品豐富起來了；政府也高興，因為解決了吃飯問題。我們一直到改革開放後，才真正解決了中國的糧食問題。當時，中國社會真是充滿了樂觀，充滿了誌氣，充滿了信心。
第五章：指點江山的年代
高淵：回來後為何沒回北大，而是去了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
林毅夫：看到我真的回來了，很多單位都歡迎我去，包括北大、中國社科院等。但因為我研究農村問題，之前見過幾次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杜潤生主任，他對我有印象。他知道我回國了，就積極地主動邀請我。杜老確實是老一代革命家的胸懷，非常愛才。我是從台灣過來的，可以說來曆不明，但他給予我充分的信任，不僅器重我，還重用我，我是特別幸運吧。
當時是一個單位兩塊牌子，既是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也是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下麵設發展研究所，王岐山是所長，陳錫文是副所長，我去了直接當副所長，後來還有杜鷹。這個研究所人才濟濟，還有周其仁等許多年輕人聚在一起，大家真是意氣風發，充滿著指點江山的激情。
那時候，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提供了觀察中國改革問題和現象的最好條件，但在北大我一直有兼職，當兼職副教授。
高淵：網上有人說你曾經有機會去教育部當副秘書長兼國際合作司司長，是否有這件事？
林毅夫與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同事在一起
林毅夫：1988年，為了落實小平同誌提出的“教育要麵向世界、麵向現代化、麵向未來”，作為第一位從美國回來的社會科學領域的博士，教育部領導曾通過中央統戰部邀請我去擔任國際合作司司長、副秘書長，我覺得自己的長處在於研究不在於執行，我谘詢了王岐山所長，他也覺得我到那個位置所用非所學，因此婉拒了教育部領導的盛情。
高淵：1993年，你正式回歸北大，回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組建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林毅夫：其實，1988年就開始和平新喬、孫來祥等年輕老師醞釀這件事。1992年夏天，海聞從美國回來教暑期課，我們又醞釀這個想法。當時，小平同誌剛剛發表了南方談話，我們談起中國要向市場經濟轉型，總要對市場經濟的基本理論有所了解。到了1993年，我和海聞、易綱、張維迎跟北大提出這個建議，得到吳樹青校長的力挺。
成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時有三個定位。一是教學，把現代經濟學引進中國；二是研究，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研究中國問題；三是做政策谘詢。
高淵：十多年後的2008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升格為國家發展研究院，是出於什麽考慮。
林毅夫：改革開放之初，要改變中國的麵貌，主要是從經濟問題著手。但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中國問題就成為整個國家發展的問題，它是政治、社會、國際等綜合課題。如果隻研究經濟問題，是不全麵的，所以需要一個綜合性的研究機構。
第六章：預言20年
高淵：你到北大後，第一個重要研究成果是什麽？
林毅夫：應該說是和蔡昉、李周合作，1994年出版的《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一書。這本書形成了以要素稟賦結構為分析的切入點，以企業自生能力為分析的微觀基礎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框架，出版後獲得學界的肯定，張曙光老師寫了一篇高度評價的書評。後來，除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了英文版外，日、俄、法、韓、越等國的出版社也翻譯出版了該國的版本，並且成了許多海外大學中國經濟課程的教科書。
高淵：在《中國的奇跡》中，預測20年後的2015年，根據購買力平價，中國經濟規模將超過美國。到了2014年，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確實超過了美國，這本書讓你成了預言家？
1995年春，經濟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哈佛大學教授帕金斯夫婦、海聞、餘明德、張維迎
林毅夫：1994年提出這個判斷的時候，基本沒人相信，屬於天方夜譚。當時國外盛行“中國崩潰論”，1995年時，還有人提出“誰來養活中國”，似乎中國到處是問題。
當然，中國作為一個轉型中的國家確實存在許多問題，但要看這些問題產生的根源是什麽，靠什麽辦法解決，以及這些問題會不會影響決定經濟增長最關鍵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在《中國的奇跡》一書中，我們認為中國政府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式，推行“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漸進雙軌改革有利於維持穩定，也有利於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並充分利用後發優勢來加速技術創新、產業升級。
當時我們還預測到2030年，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也會超過美國，大家對這就更不相信了。不過，現在這個預測已經成為國際主要發展機構像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共識了。
高淵：除了做出準確預測，還提出解決方案嗎？
林毅夫：如果仔細看《中國的奇跡》這本書，比預測更重要的是那本書對中國怎麽樣從雙軌製走向完善市場經濟，在什麽條件下應該怎麽幹，會遇到什麽問題，怎麽解決，條件是什麽，都做了分析提出了建議。現在回顧起來，那本書有點像我國過去這20多年改革的藍圖。其實，不僅結果預判準確，過程預判也差不多，這20多年，中國的改革進程和那本書裏麵所描述的高度吻合。
當然，並不是說中國的領導人是看了這本書後，再推出各項改革舉措的。後來在《本體與常無》這本討論方法論的書裏，我談到最好的政治家和最好的經濟學家，他們的思維方式是相同的，麵對一個問題時要考慮的是解決這個問題所要達到的目標是什麽，解決這個問題所可動員的資源是什麽、有什麽硬約束，在給定的資源和約束條件下有那些可行的方案，哪個是最好的方案。
一個經濟學家在觀察現象提出理論時是以這個方式來思考，一個政治家在做決策時也是以此方式來思考，兩者都不是本本主義，都是從問題、現象出發來做決策，其實成功的企業家也是這樣的。
第七章：來自中國的副行長
高淵：2008年2月4日，世界銀行正式任命你為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這是世界銀行首次任命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擔任這一重要職務。你是什麽時候知道世行有意於你？
林毅夫：那是在2007年11月，時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布吉尼翁給我打了個電話。其實我跟他經常通話，因為我是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顧問委員會的成員。但那個電話快結束時，他說他要卸任了，想推薦我去當下任，問我感不感興趣。
我知道每一任首席經濟學家離職前，世界銀行會成立一個遴選委員會，從全世界合適的經濟學家中挑選推薦人選，最後由行長決定。我說讓我考慮一下，所以他就等了幾天。
高淵：首席經濟學家人選是全球考慮的，你覺得世行為何挑中了你？
林毅夫：世行的主要任務是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消除貧困，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減貧成就是舉世矚目的。以前世行的首席經濟學一般來自於發達國家，既然中國是減貧效果最好的國家，就應該找一位中國的經濟學家，把中國減貧的經驗介紹給全世界。總的來講，我想是水漲船高吧，因為中國的發展引起了國際重視，才會引起對中國經濟學家的重視。
中國經濟學家很多，至於為何是我，可能因為我在2005年當選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在國內社會科學界是第一位。2007年，劍橋大學馬歇爾講座邀請我當主講人，這是全球最頂級的講座，從1946年開始舉辦，我是第61位主講人，在我前麵的60位當中，有15位拿到了諾貝爾獎。其實，諾貝爾經濟學獎1969年才設立，並且隻授予還在世的經濟學家，否則獲獎人數肯定會超過15位。我是第二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主講人，而且我在中國經濟學家中，在國際上發表的論文最多，引用率也最高。
高淵：你到世行工作，主要工作就是用中國經驗為全球減貧？
林毅夫：一開始時隻想多了解點情況，盡可能多地走訪發展中國家，到世行的第一個星期就去了南非、盧旺達和埃塞俄比亞。那四年，我去了14次非洲，可能是到非州次數最多的世行首席經濟學家。
當我看到那些貧窮的孩子，內心就有一種衝動，因為中國曾經也貧窮過，而我們是幸運的。所以，我想幫助他們，希望他們也能成為幸運的人。所有發展中國家貧困的人的追求都是一樣的，他們都希望有一個好的未來，都希望通過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也希望自己的子女可以生活得比自己更好。
世界銀行是最重要的國際發展機構，我主管的研究部門的經濟學家有300多位，間接管的有1000多位，他們都受過良好的經濟學訓練，也有心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消除貧困，為何成效有限？
我認為是思路決定出路的問題。因為，他們學的理論來自發達國家，世行的政策也大多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製定。而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與其它發展中國家情況較為接近，中國的經驗會有利於其它發展中國家抓住機遇、克服困難，發展經濟、消除貧困。
高淵：其實你一到世行，就遇到一個很大的考驗，2008年爆發了全球金融危機。你當時是如何理解定義這場危機的？
林毅夫：2008年9月，雷曼兄弟宣布破產，這也觸發了全球股市的崩盤，貿易急劇萎縮，失業率大增。當時的世界銀行，對這場金融危機展開了討論。有些人認為這隻是一個短暫的危機，因為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來自發達國家的金融危機一般隻持續3個季度，最長7個季度。
但我認為，這場危機跟過去的危機有本質差異。在危機前全球有七八年的繁榮期，但繁榮的背後有很多泡沫的成份。現在泡沫破滅了，需求突然下降，產能過剩。過去這種情形發生在一個國家，可以靠這個國家的貨幣貶值，靠外需拉動來度過危機。而這次是發達國家同時爆發危機，一個國家的貨幣貶值隻會帶來其它國家的競爭性貶值，這就決定了這場危機的影響會持久而深遠。
事實證明，這場金融危機給實體經濟帶來了嚴寒，並且蔓延到了世界經濟的各個角落。2009年，針對嚴重的金融危機，我提出了自己的解決設想——新馬歇爾計劃。我建議，由美國、歐元區、日本等儲備貨幣國和中國這樣的“高儲蓄國”及石油出口國，在未來5年中向低收入國家提供2萬億美元，主要投資於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的瓶頸項目和綠色經濟，來幫助發展中國家度過難關，並且幫助發達國家創造出口需求，恢複經濟增長。這是一個雙贏的方案，對發達國家來說其效用等同於過去的貨幣貶值。而且，比增發貨幣來彌補財政赤字、發失業救濟有效。
當時，由於普遍的看法是這場危機是短期的，主要的解決思路是幫助金融機構度過難關、發失業救濟維持社會穩定，對我的建議響應者寥寥。但10年過去了，發達國家一直無法從危機中完全複蘇，我的倡議也就獲得了越來越多的人的讚同。201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其年度《世界經濟展望》中還特地以此為專題，提出在經濟下滑時是推動基礎設施建設最好的時機。
第八章：一個新理論的誕生
高淵：最近這幾年，你的新結構經濟學越來越引人關注。2015年，經你倡導，北京大學成立了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兩年後，中心升格為研究院，你由主任轉任院長。這套理論是什麽時候正式提出的？
林毅夫：那是2009年，我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一周年的一個內部會議的報告中，我首次將多年研究發展和轉型的心得做了介紹，並將這個理論框架命名為新結構經濟學。
林毅夫向李克強總理介紹新結構經濟學方麵的書籍
到了2010年，耶魯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邀請我去作一年一度的庫茲涅茨講座，我以“新結構經濟學：一個反思發展的理論框架”為題發表演講，演講稿次年發表於World Bank Economic Observer第26卷第2期，這是新結構經濟學的提法首次正式見諸於學術期刊 。
高淵：根據我的理解，新結構經濟學是從發展經濟學衍生而來，主要關注對象是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我們應該怎麽理解新結構經濟學的“新”？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是以現代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結構和結構的決定因素和影響，按現代經濟學的命名方式應該取名為“結構經濟學”。但是，因為二戰以後，許多發展中國家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開始工業化現代化，為了指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在現代經濟學中獨立出來了發展經濟學，第一代的發展經濟學是結構主義。為了區分於結構主義，所以取名為“新結構經濟學”。
新結構經濟學關注每個經濟體在不同時間段的要素稟賦這一變量，也就是自然資源、勞動、資本的擁有量，作為研究的切入點，認為不同的發展程度的國家產業、技術、生產力的水平不同，是因為要素稟賦的結構不同、比較優勢不同所致。因此，要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提高生產力水平，必須先改變稟賦結構，提高資本的擁有量。最有效的辦法是按照每個時點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發展，變成競爭優勢，這樣可以創造最大剩餘，最快速地積累資本。新結構經濟學的這個思路，是和曆史唯物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的觀點一脈相承的。
因此，新結構經濟學具有雙重特性。一方麵，不同於新古典經濟學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結構同質化，新結構經濟學致力於剖析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產業、技術以及市場特性上的差異，試圖通過政府的作用將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和企業治理提升到發達國家的同等水平；另一方麵，不同於傳統結構主義將不同發達程度國家的結構差異視為外生的，新結構經濟學認為這內生於要素稟賦結構的差異。
高淵：在這其中，政府和市場究竟是怎樣的關係？
林毅夫：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經濟結構，決定於該國的要素稟賦結構。一個國家實現快速包容可持續發展的最優方式，是按照該國每一時點給定的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所要發展的產業和所要采用的技術。而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企業，會自發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和技術，但前提是要素相對價格必須反映要素的相對稀缺性，這樣的相對價格隻能存在於充分競爭的市場。因此，必須要有一個“有效市場”。
不過，經濟發展不是靜態的資源最優配置，而是一個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以及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製度環境不斷完善的結構變遷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必須對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先行者給予外部性的補償，並協調完善相應的軟硬基礎設施，這些工作隻能由政府來做。因此，還必須有一個“有為政府”。
新結構經濟學始終強調，“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是經濟快速可持續發展的兩個最重要製度前提。
高淵：你去過很多發展中國家，為他們提供了不少發展建議，他們認同你的新結構經濟學嗎？
林毅夫：應該說，新結構經濟學在國外接受的程度可能好於國內。波蘭現任總理莫拉維茨基給我在波蘭出的兩本書寫了長序，在序言中他談到，波蘭吃過計劃經濟隻強調政府作用的苦頭，也切身感受新自由主義隻強調市場作用的弊病，因此特別讚同新結構經濟的“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觀點。
我這兩年去參加達沃斯論壇，都會和莫拉維茨基會麵，討論波蘭發展和世界形勢。我們關於新結構經濟學的探討，可以追溯到2015年。當時，莫拉維茨基領導的政黨在大選中勝出，他正式宣布要用新結構經濟學的思想來製定發展政策。在這一框架下，2017年波蘭以歐盟10%的人口創造了歐盟70%的新增就業，是過去兩年歐盟國家中創造就業最多、經濟發展最好的國家。
現在有不少非洲國家根據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去做，也取得了不錯的效果。比如，埃塞俄比亞是一個內陸國家，基礎設施很差，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然而，他們這幾年按照市場需求找準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同時政府發揮積極有為的作用，建立加工出口區、工業園區，積極招商引資。現在，埃塞俄比亞已經成為非洲吸引外商投資最多的國家，很像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大陸。
而在我國，由於沒有推行過新自由主義，有些人很容易一看到經濟中出現問題，就認為是沒有完全讓市場發揮作用所導致的。對新結構經濟學來說，更重要的不是這個理論是否被接受，而是這個理論是否可以比原來的結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帶來更好的發展績效。
第九章：頓悟1988
高淵：這套理論是從什麽時候開始構思的？
林毅夫：我是1988年想通的。或者說，對於新結構經濟學的基本思路是在1988年形成的。
1988年以前，我和多數中國知識分子一樣，都抱著“西天取經”的心態，認為發達國家之所以成功，一定有其道理，把這些理論學會了，就可以拿回來推動自己國家發展。其實不僅是中國知識分子，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都是這樣的。
但從1988年起，我開始拋棄現有的西方主流理論。麵對我國發展轉型中的諸多現象，以“常無”的心態，想清楚現象背後誰是主要決策者，決策者所要達到的目標，可動員的資源，麵臨的約束條件，可選擇的方案，達成目標的最優選擇等，來分析總結現象背後的因果機製。利用這個方法，我研究了許多發生在中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的現象和問題，提出的解釋一以貫之，積累起來成了一個內部邏輯自洽的體係。
高淵：為什麽1988年對你的學術研究這麽重要？
林毅夫：1988年，中國的通貨膨脹達到18.5%，很多地方出現搶購風潮。從當時的西方宏觀經濟理論出發，治理手段很簡單，應該提高利率。這樣會增加投資成本，投資就會減少，會增加儲蓄意願，消費就會減少。投資和消費都減少了，總需求就減少了，價格就下來了。而且提高利率的話，好的項目會被保留下來，因為好的項目投資回報率高，付得起高利率，差的項目付不起，就被淘汰掉了。所以，提高利率還有利於資源的配置。這個辦法聽起來挺有道理的。
不過，中國政府並沒有這麽做，而是用了一個看似不合理的辦法，就是治理整頓，全國性地砍投資、砍項目，不少好項目也受到了牽連。當時有不少人說，中國政府出的招很笨，隻會用計劃經濟的手段。但是要想一想，如果政府隻會用笨辦法，從1978年到1987年，中國經濟怎麽可能連續9年平均增長9%？在發展中國家要維持9%的增長是很不容易的，對轉型中的國家就更難了。
其實，這有點像中國農村改革。按西方經濟理論來看，中國農民不應該從集體變成個體，這樣做放棄了規模經濟，是很笨的。但中國農民為什麽主動選擇放棄規模經濟，一定有他們的道理。
高淵：那麽在你看來，1988年中國政府選擇實施治理整頓，是出於什麽考慮？
林毅夫：關鍵因素是，當時有大量的資本密集的大型國有企業，不符合我國資金極端短缺的低收入國家的比較優勢，這些企業沒有自生能力，隻能靠保護補貼才能生存。在1983年之前，國企的投資和流動資金都是政府的財政撥款，是沒有成本的。1983年實施撥款改貸款之後，國企要付利息了，有了還款壓力。但是它們不符合我國比較優勢的事實並沒有改變，還是隻有靠低息貸款才能生存。
1988年出現了嚴重通脹，如果政府選擇提高利率，必然會有很多大型國企出現嚴重虧損。這時候，政府隻有兩個辦法。一是讓它們倒閉，但結果肯定是帶來大量失業，社會出現不穩定，而且其中不少企業和國防安全和國計民生有關。第二個辦法是政府給予財政補貼，結果是赤字增加，這必然是要貨幣化的，而貨幣增長又會助推通貨膨脹，陷入一個怪圈。
所以說，要想通過提高利率來治理通貨膨脹，前提是可以讓沒有效率的企業破產。這在西方國家可能不難辦到，可我們作為一個轉型中的國家，不可能讓那些大型國企倒掉，唯一可行的就是用行政的方式，把認為不那麽重要的項目砍下來，把總消費、總需求壓下來。
高淵：通過中國治理通脹，讓你想通了新結構經濟學？
林毅夫：1988年，還有一件事對我觸動很大。
那年，印度成立英迪拉•甘地發展研究院，邀請我去參加成立大會。會後，印度的朋友安排我到幾個城市參觀。在新德裏，他們安排到印度國家計委座談。我就很奇怪，印度怎麽也有國家計委？去了以後，發現他們在討論怎麽配置鋼材，怎麽配置化肥，跟當時我們的國家計委討論的問題是一樣的。
去印度之前，我一直以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屬性造成的，但印度是一個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國家，並非社會主義國家，怎麽還會搞計劃經濟？當時，我突然有個頓悟。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想在一窮二白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建立資本密集型的現代化大工業，但這些企業在開放經濟的市場中沒有生存能力，那就隻能靠政府保護補貼，但因為保護補貼的需求量太大，財政負擔不起，隻能用壓低各種投入要素價格的方式，來扶持這些企業。價格扭曲以後，必然會造成供不應求，就必須用行政手段來配置資源。
那次印度之行讓我明白，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產業結構，如果違背了這個原則，必然帶來各種扭曲。
第十章：北大交火事件
高淵：2016年11月9日，你和張維迎教授就產業政策在北大展開辯論，獲得了空前關注。你們是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創始人，和易綱、海聞、張帆、餘明德一起被稱為創院“六君子”。但這些年來，你和張維迎爆發過好幾次公開辯論吧？
林毅夫：對，早在1995年，我和維迎就對國企改革問題進行了公開辯論，媒體作了許多報道，後來被稱為“北大交火事件”。
那次辯論，維迎從現代企業理論出發，認為負責經營決策的人應該享有剩餘索取權和控製權，讓真正承擔風險的資產所有者選擇經營者，才能保證真正有經營能力的人占據經營者崗位。他認為，國企改革的出路是民營化，將企業中的國有資本變成債權，非國有資本變成股權。
而我認為，國企問題的關鍵是委托-代理人之間是否會產生道德風險。國企尤其大型國企，是在資金稀缺狀況下為執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而設立的，由此承擔了戰略性政策負擔，和為了解決就業和社會穩定的冗員、養老等社會性政策負擔。在這種情況下，任何有關公司治理的改革都難以奏效。國企私有化後，所有者以政策性負擔為借口尋租的積極性會更高，效率會更低。
所以我提出，在公平競爭的基礎上，中小型國企以私有化為宜，以此達到所有者和經營者的統一。大型的企業，不管國有或民營，如果經營好都可以發展，如果經營不好，都可以被其他所有製的企業兼並，甚至破產，但前提是必須消除政策性負擔，建立公平的競爭性市場。
高淵：你和張維迎的第一次辯論結局如何？
林毅夫：應該說，維迎和我的觀點就內部邏輯來說都是自洽的。從中國的具體實踐來看，跟我說的差不多，就是在抓大放小的思路下，中小型國企基本都私有化了，大型國企沒有進行大規模的私有化，而是按照現代公司治理的思路進行了改革，建立了董事會、監事會，不少還成為上市公司。到現在，冗員等社會性負擔基本已經剝離，隨著我國經濟發展、資本積累，比較優勢發生了變化，不少原來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具有了比較優勢，在國內外市場形成了競爭優勢。
維迎的觀點則在前蘇聯和東歐的國家中得到了實踐。他們中的大多數國家都按現代企業理論的政策建議，把國有企業私有化了，但結果和改革預期達到的目標正好相反。
除了在私有化過程中出現低價甩賣國有資產，造成分配不均和寡頭壟斷外，大型企業的情形就像我和維迎爭論時所預測的那樣，由於政策性負擔的存在，沒有保護補貼活不了，而國家出於社會穩定和國防安全的考慮又不能讓這些企業倒閉，隻能繼續給予補貼，和國企廠長經理相比，私營企業的所有者有更高的積極性去向國家要補貼。
現在如我當初預測的那樣，這些私有化以後的大型企業從國家拿到的補貼比在國有時期隻多不少，效率必然隻低不高。而在東歐國家中表現最好的波蘭和斯洛文尼亞，以及在前蘇聯國家中表現最好的白俄羅斯和烏茲別克斯坦，都沒有實行大規模私有化。
第十一章：世紀之辯
高淵：相隔21年，你們期間也曾數度辯論，但2016年那次可謂“世紀之辯”。那年8月，張維迎教授在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演講中呼籲，廢除一切形式的產業政策。他認為，產業政策更像是一場豪賭。到了9月，你發表《一味反對產業政策就是不負責》一文，為產業政策正名。表麵上看，你們的分歧就是要不要產業政策，但實質分歧在哪裏？
林毅夫：我跟維迎的分歧，其實是對他秉持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批評。主要有兩點，一是新自由主義經常把目標當手段，忽視了問題存在的原因，隻看到轉型中國家政府對市場的各種幹預和扭曲，以為取消這些扭曲，經濟就會更好地發展。其次，新自由主義隻重視市場的作用，而忽視了政府的作用，經濟轉型要取得成功，市場和政府兩者不能偏廢，這也就是為何我提出“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原因。
維迎一直強調，未來是看不清的。我同意未來確實難以預先料定，但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是有追趕目標的，有許多信息可以參考，並非完全無知。對發達國家來說，他們的技術和產業已經處在最前沿，隻能自己發明，那就必須依靠基礎科研和新技術新產品開發。開發成功的新技術新產品可以申請專利，企業家有積極性，但基礎科研風險大、投入多，成果是一篇論文，屬於公共產品，企業家沒有積極性去做。但如果不從事基礎科研，新技術新產品開發就會是無源之水，為了經濟的持續發展，國家必須支持基礎科研。而國家可以用來支持基礎科研的錢是有限的，隻能根據基礎科研對產業發展和技術創新可能帶來的作用研判來決定資金配置，這種配置就是發達國家的產業政策。
產業升級是一種創新，既然是創新總會有失敗。雖然大多數產業政策是失敗的，但是沒有不用產業政策而趕上發達國家的發展中國家，也沒有不用產業政策而維持領先的發達國家。作為經濟學家，不能一概反對或無條件支持一切產業政策，而是要研究清楚產業政策成功和失敗的原因，來幫助政府在製定實施產業政策時，降低失敗的可能，提高成功的概率。
高淵：對於這場“世紀之辯”，你覺得誰得分多一點？
林毅夫：辯論不在於得分，也沒有輸贏，重要的是把問題說清楚。比如，按照維迎講的產業政策都是錯的，那怎麽來理解中國政府比其他發展中國家製定過更多的產業政策，為什麽中國是唯一沒有發生金融經濟危機的國家，經濟又發展得最快？如果我國的產業政策都是錯的，為什麽美國那麽關心咱們的“中國製造2025”，要處處打壓？
當然，我不是說政府製定的產業政策都對，這裏麵要思考的是，怎麽讓政府錯得少一點。維迎常講，隻有企業家才了解產業和市場。但是我們知道，總體上看，並不是私人老板的投資都成功，而政府投資都失敗，其實就像風投，私人老板的投資也大多數是失敗的。
高淵：如果別的經濟學家想跟你辯論，會願意接受嗎？
林毅夫：我不反對辯論。但現在國內大部分經濟學方麵的辯論，往往用理論來否定理論，或者用名人的權威來否定你，如果你的說法跟科斯或海耶克的不一樣，那你就錯了。辯論必須遵循兩個規則，邏輯要自洽，邏輯推論和現象要一致。
我跟劍橋大學的韓裔經濟學家張夏準教授就產業政策進行過四輪辯論，每一輪都是寫出來在雜誌上發表。其實，我很希望我跟維迎的辯論不是口頭的。因為，口頭辯論不容易聚焦邏輯和經驗事實。寫出來最好，通過文章，大家可以刀對刀、槍對槍、邏輯對邏輯、事實對事實，這樣才能使真理越辯越清楚。
第十二章：誰在打壓民企
高淵：你怎麽判斷當下的經濟形勢？
林毅夫：我每年都去參加達沃斯論壇，已經不下十次，今年的氛圍最特殊。今年的天氣可能是最好的一次，沒有大雪紛飛，陽光明媚，氣溫也不太低。但從氣氛來講，可以說是最清淡的一次，而且大家的交談中也充滿了焦慮。
一方麵，美國實體經濟沒有真正複蘇，同時又在逆全球化；另一方麵，中國經濟在2018年出現了下行壓力，要知道，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每年全世界經濟增長的30%來自於中國，他們擔心中國這個火車頭也減速。
在我看來，2008年金融危機後，每個國家都在講結構性改革，中國是真正推行結構性改革的少數國家之一。主要內容就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前三項都是壓縮性的，都是把經濟增速往下壓。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佩服中國政府有勇氣推行收縮性的結構性改革。
高淵：這輪下行壓力中，民營企業是否承受的壓力更大？有沒有出現“國進民退”？
林毅夫：2018年民營企業確實倒閉得比較多，承受了較大壓力。不過，這並不是因為政策發生了變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去產能、去杠杆”導致的。
我們要看到，過剩產能集中在上遊產業，國企也集中在上遊，減少產能後，去年上遊國企利潤普遍很好。但下遊企業很多是民營企業，它們的成本壓力就大了。接著“去杠杆”，銀行貸款收縮，民企以中小企業為主，本來貸款就不容易，這下貸款就更難了，再加上它們的成本提高以及環保壓力，小型民企承受了近年來最大的壓力。
本來大型民企獲得資金相對容易，但是去杠杆後，流通資金減少，股市價格下鐵，不少大型民企過去股權質押的融資麵臨平倉的風險。為了斷尾自保，有些大型民企把企業交給所在地方的國資委，以期將來還有再贖回的一天，於是就出現了“國進民退”的表象。
但這並非政府對民營企業的政策變了，不是有意打壓民企。目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已經轉為“降成本、補短板”，各級政府都在關注民企，今年民企發展的空間會大一些，維持穩定增長是完全有可能的。
高淵：十多年前，你曾預測中國經濟還有潛力保持20年8%的增長。在今天這個時間節點，你的預測有變化嗎？
林毅夫：沒有變化。1995年，我就預測中國將在21世紀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我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判斷從來沒有改變，我認為2008年到2028年之間應該有年均增長8%的潛力。
當然，潛力是根據供給側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可能性來判斷的，能夠實現多少，要看內外部的需求條件。我國近些年的實際增長低於8%，而同時伴隨著通貨緊縮的壓力，這也反證我國的增長潛力高於實際增長率。
第十三章：我不是辯護者
高淵：今年是你來到中國大陸40周年。這些年來，你近距離觀察中國經濟，發表了很多重要見解，引起了各界廣泛關注，也有些國外媒體稱你為“中國政府的辯護者”。對此，你怎麽看？
林毅夫：首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不需要靠我這樣的學者來辯護。我們有些政策雖然和國外主流觀點不同，但是符合中國的國情，才可能有這樣的成績。
其次，很多時候，我是在中國政府行動之前提出分析、預判和建議的。我們必須看到，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為何選擇這條漸進式道路。當年，在開始探索中國轉型問題時，西方主流經濟學界以“不能分兩步跨過一個溝坎”的比喻，倡導轉型國家采取激進的休克療法一步轉型到位。其實，現實世界中的溝坎並非都能一步跨過，特別是麵對一個過寬過深的溝坎，采用一步跨過的策略必然掉入溝底。更為安全的做法是，逐漸填平後邁過溝坎。
深入了解計劃經濟體製形成的原因後，我認識到轉型經濟中的各種扭曲遍及宏觀、中觀和微觀各個層麵，這充滿了內生性。如果忽視這種內生性，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可能會導致事與願違的結果。而采用漸進式改革，逐漸消除內在矛盾的漸進策略，看似較慢，其實可以維持穩定並積小勝為大勝。
中國文化曆來有“盡信書、不如無書”的傳統，從儒家的“中庸之道”到毛澤東的“實事求是”、鄧小平的“解放思想”、江澤民的“與時俱進”、胡錦濤的“求真務實”和習近平的“實幹興邦”，文化底蘊是一脈相承的。其實，都是要避免不顧現實情況施政的激進思潮，倡導不受現成外來理論和已有經驗的束縛，根據自己的實踐發展不斷形成新的認識和行動綱領的文化。這是中國選擇漸進式改革戰略的一個重要原因。
1988年的頓悟以後，我也是以這種方式來審思中國改革和發展中存在的各種問題，而不是以現存的來自於外國的理論作為思考的依據。讓我高興的是，按這種方式來研究中國問題不僅讓我能夠提出前人未曾提出的新理論，而且做出的政策建議也常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重視，來解決實際問題。
高淵：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還隻是階段性勝利，下一步應該怎麽走？
林毅夫：確實，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還沒有大功告成。目前看來，資金、資源等各種要素價格仍然受到扭曲，金融、電力、電訊等服務業仍然壟斷經營，由此帶來了尋租、腐敗和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
如果中國能夠沿著這個方向推進改革，就能消除各種雙軌製遺留下來的扭曲，建立起一個具有“有效市場”的體係，並在“有為政府”的因勢利導下，隨著比較優勢的變化，不斷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將可在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後繼續前進，進而創造中華民族由衰至盛的曆史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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