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飛：反道德的道德榜樣——對雷鋒精神的反思
今年是毛澤東等為雷鋒題詞50周年，估計學雷鋒的活動辦得很熱烈。就連很多單位的慶祝“三八”節活動，都是組織大家觀看《青春雷鋒》的電影，不少學校要求學生“續寫雷鋒日記”。電視上看到了很多人興高采烈地在街上“學雷鋒”做“好事”。
然而，熱鬧的背後一定要有冷靜的思考，我們這個社會從來不乏狂熱的行動者，卻缺少太多清醒而理性的分析。
其實今天中國的道德現實不容樂觀，甚至可以說是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而把這些事情放在一塊兒就有點意思了：一方麵我們擁有全世界獨一無二讓全國人民都去學習的道德榜樣，一方麵是社會上道德底線的頻頻失守。這樣奇特的景觀毫無疑問地充滿了我們式的特色。從這個意義上說，雷鋒實在是一個很好的考察中國道德問題的視角，而我們對雷鋒之於道德上的“意義”的認識還遠遠不夠。
一、雷鋒的“偽善”
討論雷鋒問題的前提是還原一個真實的雷鋒，真實關係到一個社會的道德根基，對雷鋒的任何虛構，無論出發點如何，都是對道德的敗壞。通過造假來愚弄人則肯定是不道德的，說假話空話套話與造假者得利是這個社會誠信缺失的重要原因。
而真實的信息必須來自於一個敞亮的社會，在一個封閉的社會裏，如果僅憑官方披露的信息，這個信息不能有質疑，那麽我們不能相信它是真實的，哪怕其中可能有部分的真實。不能質疑，也就無從證實。
僅從常識性的判斷來看，很多方麵都涉嫌造假，比如，雷鋒做好事的照片，主要是由攝影家張峻從1960年夏天開始，與雷鋒相處79天，先後9次拍出來的，也就是說，雷鋒在做好事的時候，經常會有一個攝影家跟著，這個照片所反映的雷鋒還是真實的雷鋒嗎？
從雷鋒自己的日記中，發現涉嫌造假的地方很多。如1960年2月17日雷鋒日記所記，他上午尋思著“因小孩在屋前屋後拉了很多大糞，看起來髒得很……”於是決定去撿，“到了下午2點鍾，我撿了滿滿一車糞，送給了望花區工農人民公社。”（見《雷鋒全集》35頁，以下引用隻標頁號，均出自《雷鋒全集》）小孩的大糞他居然在半天的時間內可以撿到一滿車？如果這是真實的，得要多少把大便拉到家門外的小孩的努力才能湊一滿車呢？他還提到1962年2月5日大年初一撿了300來斤糞送給了公社，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初二兩天撿了600來斤大糞。這個真實性是很有問題的，有人經過計算，得出了雷鋒生活在糞堆裏的結論。
再如，1960年雷鋒的報告中提到他幫助了一位老大娘，雷鋒說自己做好事從不留名的，他說那次對部隊也“本不想匯報這件事，因為這是自己應該做的。”然後卻又說自己那天因為回去晚了，“想瞞也瞞不住”（230頁）。他如果沒有告訴老大娘自己的姓名和部隊番號，老大娘兒子的信怎麽會到他所在的部隊呢？顯然雷鋒在這裏說了謊。
事實上雷鋒幾乎每做一件好事都要想辦法讓組織和部隊知道，而且是高調地讓人知道。雷鋒在多次報告中提到對兩個地方各捐款100元的事，他不僅是事後在報告中宣揚，他在捐款的同時就向這兩個地方的黨委各寫了“慰問信”，告訴對方自己是誰，自己是怎樣成為一名有覺悟的共產主義戰士的，自己捐款又是為了什麽。而這兩個地方都沒有接受雷鋒的捐款，把錢退還給了他，而且向雷鋒所在的部隊寫信表達對雷鋒的敬意（295頁），他居然對退錢的事一聲不吭。哪怕把拾來的大糞送給公社這樣的事，雷鋒都要通過寄給公社的《一封祝賀信》來予以說明（198頁），他這種高調做好事（捐款捐糞後寫給黨委寫慰問信）的做法，不得不讓人懷疑他的動機。
現在可以肯定的是，雷鋒並非做好事不留名，不是在他的日記被人發現後才知道他做了這麽多的“好事”。事實上，雷鋒從1960年開始，已經是自覺地作為一個道德榜樣的“雷鋒”麵目出現了，他到處做好事，並把所做的一切好事不僅寫在日記裏，還通過他自己的典型報告與報紙的宣傳而四處傳播。官方對雷鋒形象的塑造至少在1960年就開始了，雷鋒自己也自覺參與了這一塑造。
雷鋒60年開始成名走紅。1960年11月26日，沈陽軍區《前進報》用兩個整版的篇幅，發表了新華社記者佟希文、李健羽等采寫的《毛主席的好戰士》的長篇通訊。之後，各大報紙紛紛跟進，《人民日報》多次介紹雷鋒事跡。他不僅入黨，提幹，還得了相當多的頭銜與榮譽。他三次被評為先進生產者，五次被評為紅旗手，十八次被評為標兵，並獲青年社會主義分子稱號，在部隊立二等功，當選為撫順市四屆人大代表，這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已經是最大的名利雙收的事情。他得到的回報與他做的“好事”相比，絲毫不會虧欠於他。他從此也更加積極表現，更“自覺”地背毛主席語錄，跟同誌們談心去掉非無產階級思想，做更多的好事，然後在日記中記下所做的好事，還寫做好事的體會，然後還把自己說得那樣地高尚，那樣地高覺悟，那樣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就太過分，甚至可以說是太虛偽了。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不踐跡”是行善不求人知，“不入室”是不要為了做善人而做好事。孔夫子認為，做了善事還要到處講，或為了當善人而行善就是偽善。偽善不是真善，它不是道德的。蒲鬆齡在《聊齋誌異》開篇中有句很有名的話：“有心為善，雖善不賞。”雷鋒是在故意做好事，背後還有一股強大的推動力量，他因做好事而獲得了太多的政治資本，這樣的“好人”，“雖善不賞”！
實際上，我無意因此而責難雷鋒，雷鋒當時表現也是“正常”的，因為他生活在一個隻講政治“正確”不講真實的時代，這個時代裏人所說的話，尤其是報紙上的東西都是以“正確”為準繩，而不是以真實為準繩。政治“正確”代替了真實、甚至是扼殺了真實。那時浮誇風、放衛星，整個社會不僅在普遍造假，而且以造假為榮，真誠表達者則麵臨著生命的危險，權力者為所欲為，也讓社會失去了“信用”，誠信的普遍缺失則讓整個中國的道德根基坍塌了，在一個靠謊言維係的國度，在一個表達自己真實意願有著潛在危險的國度，如何能讓大家道德起來？這是今天中國普遍道德缺失的曆史原因，這個曆史並沒有得到清算，於是它也就成了今天的現實。
三、雷鋒之“惡”！
當初的“雷鋒精神”中有很多助長罪惡的東西，而我們今天說“雷鋒精神”的時候已經“與時俱進”了，經過了曆史的“演變”（其實也是官方左右下的演變）。不再提那些方麵，但還原一個真實而完整的雷鋒，我們無法也不應該回避這些，這也是一個道德問題。
1963年3月5日的《人民日報》在第一版刊發毛澤東的題詞“向雷鋒同誌學習”，第二版則刊登了羅瑞卿的文章“雷鋒之所以成為一個偉大戰士的最根本、最突出的一條，就是他反反複複地讀毛主席的書，老老實實地聽毛主席的話，時時刻刻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一心一意做毛主席的好戰士”。1963年3月15日，共青團四川省委發出了《關於在全省青少年中廣泛、深入地開展學習雷鋒活動的通知》，要求“必須好好地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指示辦事”。1964年，羅瑞卿說“凡是毛主席著作學得好的單位和個人，工作就做得好。大慶油田是這樣，好八連和雷鋒、郭興福也是這樣”。1964年21期《中國青年》號召“向雷鋒同誌學習”“老老實實聽毛主席的話”。林彪把學習雷鋒和學習毛著的目的歸結為“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當時的總理周恩來把雷鋒精神概括為“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鬥誌”。
以上可以看出，那時號召大家學雷鋒，有明確的政治目的，是當時政治運動的需要，歸根到底是要人忠於最高領袖個人，讓人當“螺絲釘”。一顆“忠心”的人不可能是一個道德的人，和“螺絲釘”一樣，隻能是權力者工具。文革期間的種種惡行，大都是在“忠於毛主席”的口號下做出來的。道德一定是出自自己的自由意誌，忠意味著沒有自我，你都聽別人的話去做事，哪怕你做的是“好事”，也不能說你是道德的。忠於權力的人，往往會助長惡，帶來是的恰恰道德的敗壞。當時的雷鋒與“學雷鋒”活動，都助長了這種惡。
雷鋒不僅助長惡，自己還真做過“惡人”。1959年，他在鞍鋼焦化廠“學習”期間，這個廠的工會副主席對他說了“工廠是集體的，你不要那麽認真，要注意身體。”（241頁，下同）和“過去舊社會什麽東西都有賣的，有魚肉，現在什麽也買不到。”這幾句話，被雷鋒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對工會副主席進行了分析”，他認定這個人“不是我們的人”，開始注意他的言行，隨後又向書記和黨委進行了匯報，經調查後發現這位副主席果真是個“階級異己分子”，於是被開除了黨籍，並被勞動改造。打小報告本身便是不道德的行為，而且還導致了一個人因為說了幾句話而被勞動改造的後果（在那個時代，被勞動改造基本上就會抬不起頭來，我們不知道這位被勞動改造的人後來怎樣了，這個在雷鋒“憶苦思甜”報告中提到的這個人大概不會再有人關心了），這是一種罪惡，雖然這個罪惡不是雷鋒一個人完成的，但他參與了，這是很不道德的行為。
雷鋒做惡並不奇怪，因為他說過“對待敵人像嚴冬一樣無情”，而他那個時代的敵人，絕大多數都是好人。再退一步，假設他的“敵人”是真正的敵人，那麽他的以惡製惡也是不道德的，正如今天我們對犯罪分子處以死刑，我們不能說處以死刑是道德的，惡本身是不道德的，哪怕它在特定的條件下是有必要的。
四、雷鋒“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是道德的嗎？
我們這個社會說到道德的時候喜歡講“大公無私”、“無私奉獻”。因為雷鋒說過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那麽，這樣做是道德的嗎？
其實，趨利避害是包括人在內的各種生物能夠生存在世界上的前提，自利是一切生物的基本特征。人的祖先從個體生存到小的群體再組合成一個社會，其目的是為了個體更好地生存，我們之所以需要建立這麽一個“國家”，也是因為它能保障生活在其中的每一個人的利益。
從道德的角度，一個“毫不利己”的人，是沒有辦法“專門利人”的，正如無私便不可能奉獻一樣，你無私了，拿什麽去奉獻？在一個大公無私的社會如完全的公有製的共產主義社會，是沒有道德可言的，因為都公有了，就沒辦法道德了，你不用自己的東西，拿公家的東西去幫助人，這個不是道德的。
實際上，大公無私不僅不會是道德的，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是阻礙社會發展的。社會進步的動力恰恰在於人的自利之心。《鏡花緣》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在一個叫“君子國”的地方，兩人談買賣時互相謙讓，生怕對方吃虧，買者認定賣者貨好價低硬要加錢，而賣者自認貨劣價高、堅決反對加錢，爭來爭去，買賣談不成，結果是由第三者出麵才解決問題。也就是說，在交易中，隻有以自利為目的的談判才能找到雙方同意的均衡點，而利他則不存在這個均衡點，所以利已可以達到和諧，而利他卻永遠不能。利已才能發展經濟，而利他則不能。實際上，不僅在交易中是如此，在人與人的其他交往中也一樣，沒有了利己之心，人與人交往的基石就沒有了。你事事處處考慮他人，要麽成為對他人的束縛，要麽是你自己失去自我。你無私隻不過意味著你不為自己的私了，但你卻是為別人，也是為了別人的私，這樣他人的私就淩駕在了你自己的私之上，這不僅違反了人與人的平等原則，還可能導致他人對你的專製。一個現代文明社會是不可能通過“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來獲得的。
更大的問題在於，在一個“公”基本上等同於“官”的國度，“公”成了許多罪惡的由頭，成為不道德的原因，是名符其實的“公害”。實際上，一切的“公”，最後都要落到“私人”的頭上，如果普遍地落到每個人頭上，就是公平，如果隻落到部分人或者隻是由官員享受，那就是特權。中國是一個特權泛濫的國度，太多的以“公”為名行私之實的事情在發生，大公無私是權力者最喜歡的，也是我們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的一句口號。
“自私”不僅是一種權利，更是一種對自己的責任，因為沒有誰比你自己更了解自己的需要，沒有誰能比你自己更能滿足你自己，更能做好你自己。每一個人做好了自己，才能更好地幫助他人，更好地推動社會的進步。把對自我的責任交給他人，不僅不利於自己的成長，還會造成一種實際上的專製。“有恒產者有恒心”，取消了人的“私有財產”，也就剝奪了人道德的能力，同時剝奪了人自由的能力，有了自利之心有了私有的保障人才會為自己的自由和幸福而奮鬥。
因而私並非不道德的原因，隻有在侵犯他人私的基礎上追求自己的私才是不道德的。社會上很多的不道德現象，都是侵犯別人的私或把自己的私淩架於別人之上的緣故，中國最大的道德問題，恰恰是在於某個團體、某些個侵犯他人的私讓自己得利，或把自己的私淩駕在了眾人或他人的私之上造成的。
五、“學雷鋒”就道德了嗎？
每到3月5日學雷鋒的日子，大家都熱熱鬧鬧大張旗鼓地“學雷鋒”，但參加這種“學雷鋒”活動不能說是道德的，因為那不是出自你的自由意誌，你是被組織、被動員起來。同時，你是為了完成任務去找好事做，是你認為的好事，而不是出自他人的真正需要。好事一定是在他人因自身能力所限而需要得到幫助的時候做才是道德的，我們不能籠統地說扶老人過馬路就是道德的，因為未必個個老人都願意被人扶。“學雷鋒”活動中經常出現一群學雷鋒的人到敬老院把一幫老人拉出來給他們理發，而不管他們是否願意，於是一些人就這樣莫名其妙地被“學雷鋒了”。這種行為中恰恰存在著一種不道德的因素，做好事的前提是尊重對方，一個人再窮，他不願意接受你的資助的時候，你強行資助不能說是道德的，不尊重對方的意願本身是不道德的。
在大街上搞義務修理更是隻會帶來一大群來占便宜的人，真正家裏窮得出不了修理費的人往往不會出現在大街上。這種“學雷鋒”的行為不僅助長人占便宜心理，還破壞了市場。如果每天都這樣學雷鋒的話，大多維修店都得關門，維修工也要失業，這“道德”嗎？
雷鋒的很多行為都不值得學。如他出差坐火車時幫列車員打掃車內衛生；路過一個建築工地上帶病參加勞動……打掃車內衛生本是列車員的份內工作，建築工地上的任務本來是工人的，你替人家幹，要麽會奪人飯碗，要麽是在培養懶漢，而且還會破壞基本的遊戲規則。曆以寧講過一個孔子時代的故事：魯國國君定了一條解救魯國人在他國當奴隸的人政策：號召魯國商人在別的國家看見魯國人當奴隸被拍賣，就將它買下來，帶回魯國成為自由人。然後到國庫去報銷。後來有個商人買一個奴隸回來放了不去報銷，又買一個回來放了不去報銷。再買一個回來放了不去報銷。立刻這個商人聲譽鵲起。但孔子卻批評這位商人實際上是將魯國奴隸回家之路給堵死了。因為“報銷”是遊戲規則，與道德無涉。這位商人通過自己的行為將自己塑造成了“道德典範”，以後別的商人再看見奴隸的時候就開始權衡：買回去到底是報銷與否？報銷則顯得自己是“小人”，不報銷則顯然劃不來。於是“沒有看見”就成了自然的選擇。可以說：這位“高尚”的商人是好心辦了壞事。雷鋒在焦化廠帶徒弟拒收學費的事與此類似，他不僅不收錢，還到處宣揚，說自己是如何道德的，這就是不正常的了，別的師傅怎麽辦呢？這樣的行為能“可持續發展”下去嗎？
“學雷鋒”有一個最嚴重的後果就是造就了一大批口是心非的偽君子和假聖人。這些人大都是些投機分子，滿口馬列道德，一肚男盜女娼。人們樂於用自己也不信的道德說教教育別人，樂於鼓勵別人“無私奉獻”，卻把做好事變成積累政治資本的手段，讓這個社會充斥著偽崇高、偽道德，讓人們說謊成性。莊子說過一句發人深省的話：“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中國的問題就是“聖人”太多，具有道德優越感的人太多，熱衷於開口閉口道德，告訴他人要如何道德，居高臨下說教，恰恰是這些人不懂得尊重人，不懂得遵守最基本的規則，尊重最普遍的價值（普世價值），還喜歡把自己的好惡強加在他人之上，缺乏寬容的精神。我們熱衷於發掘著社會上的“榜樣”、“模範”，我們從來不乏在電視中、報告中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道德楷模，正是這種現實、人性與道德說教嚴重脫節的價值觀，成就了大量的投機分子，成就了今天中國的道德現狀。
當然，雷鋒隻是一個符號，一個工具，雷鋒的問題更多的是時代的問題，是我們共同麵對的問題。不能把一切問題歸到雷鋒這個具體的人身上，但在沒有對雷鋒所處的那個時代進行理性反思的情況下，任何對雷鋒的美化都是有問題的，也可能恰恰是不道德的，任何“學雷鋒”的號召也是有問題的。
我理解人們對於道德的渴望，然而，今天的中國並不需要人去做那麽多的好事，隻要沒那麽多人做壞事就行了。因為今天中國發生的一些事情，都是做人的底線失守的表現，中國的道德問題是堅守底線、遵守基本的倫理與規則的問題。
一個社會的道德不可能寄托在道德“榜樣”上。也許做好自己便是最大的功德。每一個人都不能抬高自己的“德性”，甚至需要把自己的“德行”低俗化，也就是說，“我”做“好事”的時候，我認為這既不崇高，也不偉大，我也是為了自己，因為我也是這個社會的一員，這個社會的美好我也有份。而且，真正的道德指向美好，讓人的靈魂得到淨化，讓他人和自己更加幸福，這本身就是回報。隻有把道德看得很普通，這個社會才會有普遍的道德。
學了雷鋒這麽多年，我們還不能有稍微的反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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