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和她9個戰死的國軍弟弟
作者：胡佳恒
來源：網易新聞
導語：
筧橋航校，被譽為“空軍黃埔”的民國中央航空學校，其前身是1928年11月成立於南京的中央軍校航空隊。1930年民國政府擇址杭州古鎮筧橋，擴建為中央航空學校，蔣介石親任第一任校長。 1938年，林徽因和梁思成曾在前往昆明的途中，遇到了正在往昆明撤退的杭州筧橋中央航校的八名學員，他們為病中的林徽因提供了不少幫助；1940年在昆明，林徽因和梁思成又成了這些背井離鄉的年輕人的“名譽家長”。不久之後，噩耗頻傳，八名飛行員和林徽因的親弟弟林恒全部以身殉國。
這是一段冗長苦悶的旅程。從天津到長沙，上下舟車十六次，進出旅店十二次。林徽因用她容易爆發的壞脾氣抱怨說，簡直是將中國所有的鐵路都走了一段。十月十四日（1937年），一家五口終於走出了長沙火車站，在附近的韭菜園教廠坪一百三十四號暫居了下來。
華北城市相繼淪陷之後，此時的長沙被稱為大後方。城市開始湧入大量的戰爭難民，梁思成一家五口的臨時住所，每天都要在巨大的火車汽笛轟鳴中顫抖。但這裏也並不安全。駐紮長沙的軍隊早在八月就預料到，日本飛機遲早要飛過這裏。梁思成一行人抵達長沙前兩個月，防空部隊就接到多架敵機來襲的情報，防空警報聲第一次響徹全城，隨後長沙漆黑一片，進行了嚴厲的燈火管製。
最終，八月的夜空沒有出現日本飛機。它們飛來的時候，是十一月。
沒有防空警報，隻有爆炸聲從突然遠處傳來，接著是第二下更近的聲浪。幾乎是下意識的動作，梁思成抓起了女兒，兒子被林徽因抱入懷中。慌亂的樓梯裏，聽得到周圍房屋正在斷裂的響動。還沒來得及下樓，耳邊又是一聲震耳欲聾的爆炸。林徽因與梁從誡被托到空中，然後摔向地麵。那些玻璃、門窗、屋頂、天花板都碎成塊狀，坍塌下來。韭菜園教廠坪一百三十四號不見了。
他們都沒有受傷。一家五口拚命跑向聯合大學的防空洞。但頭頂上再次俯衝的轟炸機，讓他們收住了腳步。街上濃煙滾滾，林徽因覺得這次是躲不掉了，一家人索性靠得緊一些，省得有人活下來去承受悲劇。
萬幸飛機隻是掠過，然後在他們要奔跑而去的街道盡頭，投下了一枚炸彈。炸彈啞了。
這是日本空軍第一次空襲長沙，四架飛機飛臨長沙上空，投下七枚炸彈。第三枚差一點命中了梁思成一家的臨時住所——它在房間十六米的地方爆炸。如果日本飛行員猶豫半秒鍾按下投彈按鈕，很可能他們連跑下樓的機會都沒有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午後的慘劇中，五十四棟房屋被炸毀，包括韭菜園教廠坪一百三十四號。五十四人死於非命，傷者五十八人。很顯然空襲的主要目標是長沙火車東站，人們事後在檢查戰損時發現，鐵軌被炸斷了十六米。
劫後餘生的林徽因，蹲在廢墟上，企圖能揀出一些還能使用的鍋碗瓢盆。一路顛簸中害上病的梁從誡，則跟著媽媽翻磚頭。他要找出自己的玩具，一套帶有打仗圖案的積木。
梁思成一家隻有借住到朋友家中——許多來自北平的教授，已經先期逃難到了長沙，為臨時大學的開學做準備。沒有空襲時，他們就像住在北總布胡同三號時那樣，邀請朋友，或者朋友們不請自來的到這裏，吃一些茶點，聊一些互相感興趣的話題。他們交換著往日的笑聲和現實的歎息，但總體來說情緒都還不錯。所不同的是，在長沙的林徽因，隻能讓賓客們圍著一隻小爐子來品賞她的手藝。
林徽因與梁思成
梁思成與林徽因決定去往更遠的昆明。這是他們抵達長沙後一直思索的下一步。梁思成希望還能延續營造學社的運轉。現實的困難是，學社已經錢糧無著，而且缺乏館藏圖書以供研究。要解決這些問題，最便捷的方法，就是爭取到政府研究機構的支持。
此時梁思成的二弟梁思永恰也撤退到長沙，然後準備遵照國民政府的安排前往昆明。梁思永係哈佛大學考古係出身，後進入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日軍占領北平之後，北平幾所學校的館藏圖書被輾轉搶救到城，曆史語言研究所將十三萬本圖書發往昆明，準備在那裏重建戰時學術研究。這些圖書資料的存在，也是梁思成恢複營造學社工作的信心基礎。
但在日本飛機炸掉他們的臨時住所前，他們還沒有足夠的勇氣做出再次遷徙的決定。
離開北平前，夫妻倆曾前往協和醫院做過一次身體檢查。常常背部疼痛的梁思成，被診斷出患有頸椎軟骨硬化和頸椎灰質化症。從此要在襯衣裏穿上一副金屬馬甲，用來支撐他的上半身。對於時常要外出測繪的梁思成來說，穿上這件金屬馬甲意味著他外出測繪的生命將走向衰落。因為如果要完成側身扭頭這樣的簡單動作，比畫完佛光寺的測繪圖還難。他隻能將整個整體轉過來，才能觀察身後。梁思成並不懼怕這種身體變化，他向妻子自嘲說，抗戰剛開始，就穿上防彈背心了。
妻子的病情還要嚴重。醫生在她的肺部發現了空洞。梁思成被警告要好好照顧妻子，任何輕微的感冒發燒，都有可能導致林徽因永遠的閉上眼睛。林徽因不以為然，隻說警告也是徒勞的，生死由命了。
脆弱的身體狀況，逼迫他們不得不放緩遷往昆明的想法。況且，庚款資助已經中斷，他們的背包中僅剩下三百元盤費，一家人生計無著，遠赴昆明是冒險，還是逃生，也是疑問。直到日本人的轟炸幫助他們做出選擇。
十二月初，梁思成一家人離開了長沙。昆明不通火車，隻有難買的汽車票，和不斷轉圈的盤山公路，才能通往那裏。他們打算忍耐這十天的車程。林徽因對軍隊的抵抗能力早已失去信心，從北平來到長沙的路上，那時天氣已經冷下來，梁思成與林徽因都已穿過棉衣。但林徽因沿途看到，前線布防的士兵都沒有棉服可穿。她真不敢想，在防禦能力幾乎等於“雞蛋”的陣地麵前，這些軍人該是如何的活著和死去。
林徽因的憂慮，一年後在長沙城應驗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淩晨，長沙城化作一片火海。
現實慘狀遠比林徽因的擔憂複雜。蔣介石為了防止長沙淪陷後日軍獲取城內的物資給養，曾密電湖南省主席張治中，要求他製定放火燒城計劃，在前線無法抵擋日本進攻時實施——作為上海、南京抗日戰場的後方，長沙也儲備了大量物質。此前武漢已經淪陷，大批從武漢撤出的機關、部隊，以及難民無序的逃往宜昌、重慶，還有這裏。長沙城市人口從三十餘萬激增至五十於萬。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將這項計劃具體化後，嚴令行動開始前，必須先發空襲警報，使居民躲避，等到警報響起第二遍時，才能開始行動。
警備司令部領受了放火任務，並告訴舉火人員說，放火要有省政府、警備司令部的雙重命令。起火時還要聽從警報指令，直到城中最高處的天心閣被焚，才可點火。一切看似有條不紊。但警報無聲，長沙南門口外的傷兵醫院，在淩晨兩點突然起火，城內警備司令部以為是信號，緊跟著各處自行點火。
此時日軍距離長沙尚有五十公裏。失去控製的戰時情緒，以及孱弱的失敗者心態，卻早已侵入長沙。嶽州沒有放棄，就謠傳嶽州情況不明，常德交通已斷。等到日軍登陸城陵磯的消息一經證實，就傳說敵人兩天之內就可以到長沙。就在十二日晚間，戰事發展到汨羅前線時，有些人竟慌張的說，敵人的淺水兵艦可以在三小時內開到長沙河岸。
警備司令部致電警察局求援滅火，得到的答複是警察已撤離，消防隊員也已撤離。消防車無法出動，因為所有的水罐裏都灌滿了汽油，那是為正式放火時準備的，已經派不上用場。無奈之下，隻得宣布棄城。
流浪者與國家的財富，混亂擠壓在這座城市每一個角落。最後被一係列混亂的指令付之一炬。烈焰騰空而起，夜空的紅，就像湖南人譚嗣同與唐才常倒下時流出的血——他們都有一個巨大的計劃，然後被計劃實施者不斷發出的錯誤決定犧牲掉，幾十年過去依然如此。那些奪路而逃的婦孺，躲進水缸被活活煮死的母女，衝進防空洞被烤焦的銀行職員，還有在湘江渡口遭踩踏身亡的避難者，都不知道究竟是誰索走了他們的性命。
大火舔了兩天兩夜。三千人被燒死，城市幾乎燃成灰燼。唯有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市黨部、財政廳、民政廳、教育廳、法院、銀行以及省政府等公共機關，焚毀情況並不嚴重。公私相形之下，難免令無家可歸的災民，心更不平。
火熄之時，蔣介石專程飛抵長沙問罪，法庭認為三位責任人罪不至死，蔣介石批示三人瀆職秧民，就地槍決，張治中革職查辦。蔣介石後來訓示，“就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說不屬於哪一個個人的錯誤，而可以說是我們整個集團的錯誤。這一錯誤的造成，不能不認為是我們的失敗。”
蔣介石的檢討，以林徽因的觀點來看，也應包括政府無法將每個人安排到能發揮效力的位置上去。在長沙期間，她與她的朋友們，就討論過這個問題，即政府還沒有完全揮發它的組織作用，以至於許多知識分子變成了戰爭累贅，而行軍打仗的士兵，多半是目不識丁，又極度缺乏營養的農民子弟。
很顯然以這樣的狀態去取勝裝備精良的日軍，存在先天性的不足。知識分子即使不上前線，也應該有一種支援戰爭的渠道。但現在什麽都沒有。這些愛國者被拋棄在戰爭之外，內心泛起深深的挫敗感。
沒有窗戶的汽車，一路爬到了晃縣。這是一個湘黔交界處的小縣城，從這頭走到那頭，隻有一條街道。梁思成抱著兒子，攙著孩子的外祖母，在陰雨泥濘中尋找可以投宿的旅店。林徽因連女兒都快抱不住了。她走不了幾步，就要彎腰把梁再冰放回到地上。喘氣。咳嗽不停。
是一輛接一輛的老破車，載著他們來到這裏。旅程沒有任何額外服務可言，有時汽車出現故障，梁思成還要與司機一起探討修理的可能性。比如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平安夜裏，汽車停在一個名為“七十二盤”的山坡上無法前進。司機跳下車掀起引擎蓋，梁思成則將手絹伸進了油箱，發現是燃油耗盡。眾人隻好推車。最後是山崖上一個有燈的村落救了急，人們起碼能在可以生火的地方睡上一覺。林徽因對梁思成說，這該不會就是平安夜的禮物吧？
旅程也有野蠻的一麵。每當汽車晚間停靠路邊旅館，同車人總是爭先恐後的下車投宿，唯恐遲到之後訂不到床鋪。後來梁思成與林徽因也學會了這些。靠站時，他們先撇下孩子和老人在車上照看行李，一起飛奔到旅館安排妥切，然後才回來取行李，領著家人下車。
但現在林徽因高燒不退。她不能再趕路，最好停留下來立即休息。他們走完了所有的旅館，生意好到沒有一張空床——前方路麵塌方了，幾個班次的乘客都滯留在了這裏。即使公路短時間內被搶通也無濟於事，因為所有的汽車都已被軍方臨時征用，用來將航空學校的學員轉移到昆明。總之，他們被困在了這裏。
林徽因在昆明桂家花園舊居前
在闖入了一家茶館之後，林徽因再也走不動，坐了下來。茶館老板拒絕提供任何幫助。連打個地鋪都不被允許。一家人頓時陷入無處安身的境地。林徽因渾身發冷，但她的額頭又讓梁再冰覺得滾燙。
冬夜飄雨。雨裏好像又飄來琴聲——那是梁思成熟悉的小提琴，他在清華時常常以此為消遣。梁思成衝進夜裏，循聲而去。他覺得拉琴的人一定來自北京，或者上海，興許能被說動，提供一些幫助。近了。就是這裏。梁思成敲了敲客棧房門。
琴聲戛然而止。門開了。八個年輕人望著門外陌生的梁思成。看著他們都身穿軍裝，梁思成也愣了一下。對於大兵，他素來談不上好感。不過事已至此，梁思成隻有簡單的說明來意。他是難為情的，隻有在親密的朋友中間，梁思成才會迸發出那種健談與幽默的個性，大多數時候，他很沉默，隻會微笑，然後對林徽因的說話作補充性發言。
年輕人們倒是出乎意料的熱心。他們很快騰出一個房間。林徽因已接近昏迷，一進門就躺倒在床上。
晃縣當時完全沒有足夠的醫療條件來救治林徽因。梁思成又想起同車的旅伴中，有一位女士或許能做一些診療。梁思成聽說她曾在日本的一家美國教會醫院受過訓練，也研究過中草藥。女士也被請了過來，她認為林徽因染上了可怕的肺炎——北平協和醫院的醫囑是不得不聽的，在抗生素藥物還沒有廣泛使用之前，肺炎是一種很難醫治的頑疾。
一副中醫處方出現在梁思成手中，這些藥恰好在當地就能買到。林徽因臥床了兩個星期，總算是退了燒。
那間用木板隔開的小屋子，其實是最好的戰時底層生活觀察哨。林徽因躺臥在那裏，憑耳朵知道了許多故事。這些故事的主人公，有可憎的當地妓女，罵罵咧咧的賭徒，山東口音的軍官，以及氣質各異的司機。她說那些司機很喜歡和妓女們賭博喝酒，用來補償白天在危險路途上開車的寂寞時間。當然，林徽因聽不太懂他們的方言。不過確定的是，大部分談話與戰爭無關。
更多的故事還是來自那八個年輕人。他們是杭州筧橋中央航校的第七期學員。一九三七年之前，能走出中央航校的飛行員隻有五百名左右，都是菁華中的菁華。抗戰爆發之後，這批新學員也接到命令撤往昆明，在巫家壩重新建校——辛亥革命那一年，梁啟超的學生蔡鍔就是在巫家壩起義，推翻了雲南的地方清政權。
他們當中一些人來自廣東周邊地區，當天夜裏拉小提琴的黃棟權，甚至就是廣東新會人，與梁啟超同鄉，當然對梁思成的名字不會陌生。剩下的一些人，他們的父母還生活在淪陷區，戰火隔斷了他們與家庭的聯係。已經去世的梁思忠與這些航校學員年齡相仿，隨著談話的深入，梁思成很容易從他們身上看到梁思忠的樣子，還有那個被送往武漢的妹妹梁思懿。梁思成與學員之間產生了類似兄長與晚輩之間的感情。
林徽因自然成了學員們的姐姐。即使是在病中，她在學識方麵的談吐，也一向是知識青年無法抗拒的。而且她真的就是一位航校學員的姐姐——林恒已經考取了中央航校，編入第十期學習班，不久也將赴昆明繼續學習。這些奇妙的關係，不能不讓林徽因對這八個學員心生憐愛。
從支離破碎的林家生活中解脫出來後，她在北總布胡同三號的日子，還要不停的調節倔強的母親與糟糕的仆人、以及同父異母的弟弟林恒之間的矛盾，還有那些不足為外人道的親戚衝突。與這些學員相處則沒有如此複雜。後來，學員們也確實對林徽因有了心理上的依賴。
退燒之後，梁思成一家五口人又上路了。他們在淩晨一點搶著將少得可憐的行李塞上汽車，然後在黑暗中呆上九個小時，等到十點汽車發動時，隻能坐下十六個人的車廂，擠上了二十七個人。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他們到達昆明。從長沙出發時所計劃的十天旅程，被拉長到接近一個半月——日軍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攻破南京後采取的屠城行動，也接近一個半月。當梁思成一家顛簸在山間小路時，南京城的每一條街道上，都盛開出惡之花。
到達昆明後，梁思成一路積累下來的病痛爆發了。他的背部開始痙攣，穿上金屬馬甲也於事無補。醫生說背部的疼痛是由於扁桃腺有膿毒。於是，扁桃體不見了，但誘發出嚴重的牙周炎，疼得梁思成吃不下任何東西。接下來，滿口的牙齒都被拔去。三十六歲的梁思成，嘲笑自己成了無“齒”之徒，然後在帆布行軍床上躺了半年。醫生害怕他過度依賴止疼藥，建議梁思成做些小手工。所以林徽因找來一些破襪子，請梁思成用它那雙攀爬宮殿的手，去一針針的縫補。
他們租住了城內三間平房，安下了在昆明的家。營造學社經費申請困難，家庭開支也麵臨赤字，剛剛病愈的林徽因，替代丈夫擔起了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她每個星期到雲南大學為學生補習六節英文課，來回要翻四個山坡。一個月後換來了四十元課酬。路過雜貨店時，林徽因看上了一塊紮染的花布，準備掏錢，手又收了回來。最後，她帶回了一卷皮尺，花了二十三元。到家之前，又買了幾毛錢的零食——一塊核桃糖，還有糖炒板栗。這樣，丈夫和孩子們都有了禮物。
當梁思成一家剛到這座城市時，沒有一所遷來的研究機構理會他們的求職，大家都是自顧不暇。相反，不斷有精美的請柬送來，那出自一些逃到昆明來的富貴人家之手。當梁思成與林徽因赴約時，夫妻倆往往會成為宴會上的花瓶。眾人行樂，林徽因習慣潑冷水，說丈夫不能飲酒，她不會打牌，兩人都沒有抽煙的習慣。類似的宴會，與夫妻倆的現時處境相去甚遠，隨後他們一概推脫，不再出現。
為了生計，兩位建築設計師不得不為那些本地有錢人設計房屋，林徽因稱他們是卑鄙的富人和奸商。很少有人會支付與梁思成夫婦身價對等的報酬。過了四月，長沙臨時大學遷來昆明，掛上西南聯合大學的校牌。北平時期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此時正在主持西南聯合大學的校務工作，他聘請梁思成與林徽因擔任顧問，設計新學校的校舍。這是值得夫妻倆高興的事，但設計稿改過一版又一版，夢想中的抗戰學校，從高樓變成矮樓，又從矮樓變成平房。每易一稿，林徽因都要落淚。
最後一稿交出後，梁思成聽到了一個讓他不快的反饋消息。學校研究認為，除圖書館屋頂可用青瓦，校長與部分教師的辦公室屋頂可覆鐵皮外，其他校舍都將是茅草屋頂。這意味著外牆材料連磚頭都用不起，隻能靠黏土打壘。梁思成不滿的向梅貽琦抱怨，說茅草房連農民都會蓋，為何還要他來設計。年長他十二歲的梅貽琦，懇請獲得這位建築設計師的原諒，他承諾抗戰勝利返回北平之後，一定請梁思成為清華設計幾座世界一流的建築。
一九三九年冬天，梁思成與慘淡的局勢和解了。他真的設計了一座接近茅草屋標準的房子，作為一家五口人在昆明城外的新住所——申請庚款資助營造學社一事有了回音，中美庚款基金會複函說，如果梁思成能重新尋回學社的另一位骨幹成員，基金會就重啟資助。這不是難事。很快營造學社組建出一隻新的團隊。同時，曆史語言研究所也願意與他們分享圖書館。隻是研究所為了躲避日漸頻繁的日本飛機轟炸，已搬至昆明東北十公裏的龍頭村，出於便利查閱藏書的考慮，梁思成在村裏一塊借來的地皮上，請人用未燒製的土坯磚，蓋了三間小屋。房子沒有蓋起來之前，一家人還在一座廢棄的尼姑庵裏，捱過一段日子。
這座外牆刷上白色石灰粉的房子，是在激烈的原材料爭奪中封頂的。兩年內物價飛漲，一袋大米能從三塊四漲到一百元。他們不得不為爭取每一塊土坯磚，每一塊地板，乃至每一根釘子而奮鬥。奮鬥的代價是他們破了產，欠下三百元的建築施工費用。
是已經返回美國的費慰梅幫他們支付了這筆開支。她寄來了一百美元支票。
費慰梅還送來一份有名的建築雜誌《筆尖》（Pencil Point），精美的頁麵上刊登著梁思成對中國趙州橋的英文測繪手稿。那是梁思成在逃難到天津的路上，給費慰梅寄去的。梁思成希望美國的雜誌能發表它，很顯然，以費慰梅自身的學科背景，無法成為一名權威的推薦人。她將論文交到麻省理工學員建築係係主任艾默生手中，恰好也是研究法國開拱橋專家的艾默生，為梁思成的論文附上了推薦信。因為他發現，梁思成所測繪的趙州橋，比法國最早的開拱橋，還要先出生十個世紀。
龍頭村的野地裏是怎樣的一副景象——日本飛機呼嘯而過，用炸彈和引擎的巨響，將中國版圖從最北的東北，驅趕到最南的雲南。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中午十二點五十分，北洋水師的亞洲第一艦定遠號，向日本艦隊打出第一發砲彈時，兩個先後謀求現代化的國家，他們在海上搏鬥的距離隻有五千三百米。此後數以千計的青年東渡日本，買輪留洋，在冰天雪地中操習軍規，於浩瀚書海中思定國策。返國又大多各為其主，互相廝殺，主義和主張，淪為在刀槍麵前無法施展的屠龍術。
政府的名號換成了走馬燈。有人複辟，被梁啟超蔡鍔逐出紫禁城。有人割據，在軍閥混戰中自生自滅。有人革命，又陷入無盡的黨爭，和外界的襲擾入侵。這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不斷的被入侵，被自己中斷。中日國家間的差距遠遠跨過了五千三百米。
定遠艦的砲膛退出彈殼已有四十六年了，梁思成與他的妻子還是無力報國，蜷縮在邊地小村的長堤鬆樹邊，過著與他的祖父輩在廣東新會茶坑村一樣的生活——古往今來，這也正是大多數中國人的常態。所不同的是，梁思成與林徽因還要無助的看到昆明城裏，不定期遭受暴雨般的轟炸，聲音傳來，令林徽因忍不住想幹嘔。
眾多留洋歸來的高級知識分子，戰爭時與一根打豬草無異。在中國司空見慣的建築，可以被他們讚美成一座驚人的藝術品。這些讚美，為他們帶來個人榮譽與國家好感，但還是難以勾起當權者與普通民眾的興趣。他們常常早上五點就從村裏出發去西南聯大上課，如果路上聽到空襲警報，就得匆匆跑向可以遮蔽自己的地方藏起來。等到下午五點半，再繞許多路返回村子。林徽因說，一天沒吃、沒喝、沒工作、沒休息，什麽都沒有。這就是生活。
身體好的時候，林徽因會走路到水渠邊的瓦窯村。她喜歡在那裏的作坊裏，看老師傅做陶坯，一看就是幾個小時。泥巴在老師傅的手中，變幻出各種各樣的造型，可惜最後不是燒成瓦盆，就是痰盂。老師傅對這位落難的才情美人，也沒有表現出過大的熱情。陶坯手藝傳男不傳女，有時說話接近刻薄的林徽因，耐心的費了許多口舌，又送了一些禮物，才獲準能在一旁看老師傅工作——還得跪拜祖師爺的牌位，即使現在是戰爭時期。
他們終於看到了自己的飛機，那種一九二零年代生產的美國道格拉斯O-2型驅逐機。國民政府在一九三二年購入了它們。肥大的雙引擎。敞篷座艙。機身由帆布蒙皮覆蓋。幾隻這樣的古董組成的飛行編隊，在中央航空學校所在的巫家壩機場上空盤旋，然後從高空扔下模擬彈。落地時，薄薄的洋鐵皮破碎成片，包裹其中的水，壓出一道道水柱。觀禮台上一片歡騰。
梁從誡興奮極了。一年多前在晃縣認識的空軍學員叔叔，在飛過這個架次之前，已經正式入列成為飛行員。每逢輪休，他們就會結伴來到龍頭村，看望梁思成一家，或者邀請林徽因與孩子們一起去滇池劃船。這些二十出頭的飛行員，在昆明沒有朋友，個個沉默寡言，但也會小聲議論哪一個船家的女兒，更像沈從文筆下的翠翠，不失集體生活中的男人天性。
就在畢業典禮這一天，這些未來的國軍飛行員們，一致請求梁思成全家前來觀禮。因為無法與淪陷區的父母取得聯係，梁思成與林徽因擔任了他們的“名譽家長”。梁思成坐在主席台上，就像真是他們的長兄一樣發表講話，然後抬頭看著自己的八個兄弟，駕機升空迎敵。
這一刻一定會觸動林徽因的神經。抵達昆明以來，翻閱報紙就是一項自尋煩惱的舉動，她一度激動的對梁思成說，想去山西當兵。然後又自言自語，承認如果真的在軍隊裏，也不知道能做什麽。而現在，她的八個弟弟，正要代替自己去回答這個疑問。林恒也已轉入昆明的中央航空學校訓練，梁思成的土坯小屋，都可以經營起一個飛行員俱樂部了。
梁從誡喜歡他們到來。不僅因為每一次都能聽到有趣的戰鬥經曆，而且飛行員們還會送給他一些小小的戰利品，比如一架用日本飛機殘骸上的鋁板熔鑄成的轟炸機模型。那上麵的透明炮塔是用賽璐珞做成，兩個螺旋槳還能轉動。
對於一個已經能在紙麵上畫出飛機和高射炮的男童來說，這件禮物來得正是時候——那些圖畫中高射炮和飛機的樣子，梁從誡是見過的。昆明城裏升起黑煙時，空中閃爍的銀色小點，還有高射炮彈打上天空的朵朵灰雲，都印在他的記憶中。最驚心動魄的一次，是父親將梁再冰和他使勁壓在地上，日本飛機從村頭的林梢飛過，連座艙裏日本飛行員的風鏡，都看得十分真切。梁從誡害怕了。他擔心日本人發現自己。
有關武器優劣的討論，一直是飛行員們最熱衷的話題，以至於林徽因都大概知道，老鷹式七五飛機（又稱寇蒂斯·霍克七五）要比他們現在駕駛的老古董先進得多。他們告訴林徽因，為了搶高度，飛行員們要駕機一圈一圈的拉升到高空，以便從比敵機更優勢的空間俯衝下來，扣動機槍扳機。日本飛行員則不用浪費這些時間，直接就能衝上天際。飛機性能上的巨大差異，使得他們如果在空戰中喪失了第一次俯衝射擊的機會，就幾乎隻能忙於規避身後的機槍砲彈了。
每當他們開始這樣的描述，那張簡陋的帆布行軍床旁或立或坐的年輕人，儼然就是在向國防部的戰情分析員作空戰匯報。
陳桂民在講這些故事的時候，總能讓命懸一線的搏鬥，染上一絲幽默色彩。他是八名飛行員當中的一位，像梁思成的父親一樣，陳桂民說話帶有濃重的廣東腔，是東莞人。他說有一次敵機向他俯衝射擊，沒有吃到槍彈，倒是淋到一身烏黑的滑油。事後猜測，可能是敵機的滑油箱被擊漏所致。他麵相本就黝黑，所以返回機場時，幾成黑人的陳桂民，逗得地勤人員樂不可支。
再遇敵機時，日本飛機又從身後咬住了他，已經打光機槍砲彈的陳桂民，形容自己“嚇得臉都青了”。戰情分析員梁思成不無幽默的提問陳桂民，“是你在飛機裏照鏡子，看見自己臉都青了嗎？”
這場空戰的戲劇性在於，陳桂民發現敵機也沒有砲彈了。日本人追上來與他並排飛行。雙方撥出手槍互射，最後連手槍子彈都打光。陳桂民說，那時心想不如同歸於盡，於是準備向敵機撞過去。日本人發現了他的企圖，很快駕駛他性能優越的飛機遠離了糾纏。陳桂民兩次撞擊未果，急得直掉眼淚。
隨著談話的深入，梁思成與林徽因從辛酸的詼諧背後，逐漸看到這場戰爭的受害者，是如何對自己人施加第二次傷害——他們的教官是德國人。還是學員時，他們就動輒被皮鞭抽打，疼到將吃下去的飯像老牛一樣反芻出來。
更令人心寒的是偷盜。後勤部門的長官盜賣零件、汽油，屢見不鮮，直接導致老舊的飛機時常發生故障，飛行員們要駕駛這樣的飛機升空。盤旋。射擊。躲避日本飛機的砲彈。然後或者幸運返航，或者折戟沉沙。許多前輩飛行員，首次升空後，半年就身覆上青天白日旗落葬他鄉。也有許多人，屍首無存，報喪無門。這些痛苦，遲早要來摧殘梁思成與林徽因的病體。
空軍寄來了一封公函。還有一個包裹。包裹裏是日記、往來信件，還有幾張照片。都是陳桂民的私人物品。軍方聯係不上他的家屬，就將這些物品交還給了梁思成，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是“名譽家長”。林徽因捧著包裹，泣不成聲。
陳桂民死於一九四一年九月。他在四川鳳凰山試飛E-16飛機時，遭遇了發動機故障，迫降殉職——這種由蘇聯人提供的飛機，不是他夢寐以求的，但確實好過那些老古董了。
葉鵬飛也在林徽因麵前哭過。他同樣來自廣東，是博羅人，不善言談。由於飛機年久失修，他在空中遇到機械故障，按照條例不得不棄機跳傘。接著同樣的危險，又重複了一次。葉鵬飛內心充滿自責，因為不少飛機是南洋華僑和國內同胞，一元一角捐資購買的。他在小屋裏對著林徽因落淚，說無顏麵對江東父老。梁思成與林徽因的安慰起不到任何作用，他發誓再也不會放棄飛機。
葉鵬飛身高明顯，踢一腳好球，是廣東空軍足球隊隊員。如果不是戰爭，他應該會成為大學裏的體育明星。葉鵬飛的隊友當中，果真還有一位叫陳鎮和的飛行員，大學時期就展露足球天賦，在遠東運動會上代表中國隊參賽，大勝日本隊，一時亞洲無敵手，後來還出征過柏林奧運會。一九三二年淞滬抗戰爆發後，陳鎮和隱退球壇，考入中央航空學校成為一名飛行員。
葉鵬飛與陳鎮和的個人選擇並不冷僻，因為同樣前往柏林奧運會的廣東籍國腳譚江柏，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就北上抗日，一直負責為軍隊提供後勤運輸的便利——命運的不同之處在於，陳鎮和沒有看到光複。譚江柏活到九十五歲，並且將兒子養育成人。他是香港藝人譚詠麟的父親。
操縱一堆複雜機器上天，注定是戰時最危險的工作，更何況還有那些幹擾精密儀表運轉的中飽私囊。葉鵬飛第三次在天上碰到故障，長機命令他跳傘求生。葉鵬飛拒絕了。機毀人亡。那是一九三九年的四月，他摔死在重慶廣陽壩，比陳桂民死得更早。那應該是梁思成抱回的第一個包裹。
弟弟林恒很久沒有再回來看一眼姐姐。他一九四零年春天結業後，就去了成都，在那裏執行飛行任務。全級一百二十五人，他的結業成績名列第二，是一名老練的飛行員。
三月十四日，為營造學社籌款事宜滯留重慶已三個月的梁思成，接到了來自成都的噩耗。他隻好獨自一人趕去料理後事，將林恒的遺體埋葬——生活充滿動蕩，因為曆史研究所又遷往了重慶以西三百五十公裏的小鎮李莊，梁思成一家也不得不棄用新蓋不久的房屋，打起背包前往李莊落腳。連年舟車勞頓，加上四川潮濕的陰雨天氣，林徽因在這裏一病不起，不能親眼去重慶看看弟弟最後一眼了。
林恒死於成都雙流。在梁從誡的記憶裏，這是一個珍珠港似的悲慘故事。當大批日本飛機飛臨成都上空時，空軍的防空警戒才有所反應，為數不多的驅逐機倉促起飛迎敵，林恒的飛機甫一升空，就被敵機擊落在跑道盡頭幾百米的地方。
空軍檔案則認定，林恒是在空戰中受困於飛機性能低劣，遭到了日本最新投入使用的零式驅逐機攻擊。
中午十一點五十三分，空軍第三、第五大隊共三十一架飛機，在雙流上空與日本轟炸機群遭遇。原先情報稱並無發現零式驅逐機，但就在林恒發起攻擊時，視野中出現了十二架為轟炸機護航的零式驅逐機。
激戰持續了近三十分鍾。敵機被擊落六架。第五大隊隊員林恒被命中頭部，最終墜機於雙流南門一帶，終年二十三歲。他所在的大隊有八名飛行員殉國，其中包括正副大隊長和分隊長。此役過後，成都空軍司令楊鶴霄因指揮不力被撤職。第五大隊改稱無名大隊，隊員佩戴“恥”字臂章。整個空軍隻剩下五十七架飛機，主力飛行員的戰鬥減員達到百分之八十五。完全沒有底氣與擁有數百架飛機的在華日本空軍抗衡。
空軍五大隊第十七中隊隊員，左起第三人為林恒
林徽因沒有將林恒的死訊告訴自己的母親。在北總布胡同三號的歲月裏，母親對林恒的仇恨常常令林徽因筋疲力盡。這位三房姨太太的兒子從出生開始，就被林徽因的母親視為她與林長民感情破裂的重要原因。所以當林恒從福建老家來到北平暫住，準備報考清華時，北總布胡同三號的氣氛總是不太平。但林恒也是無辜的，他從小就失去了父愛。林徽因理解這種感受，又不能與母親發生正麵衝突，所以隻有與林恒深談過去，讓他明白這種家庭尷尬的來由，盡管對孩子來說，提起這樣的話題還為時尚早。
林恒就這樣離開了苦短人世。梁思成帶回了一塊飛機殘骸，他生前穿過的軍禮服，還有一把畢業紀念佩劍，那上麵刻著蔣介石的名字——他是中央航空學校的名譽校長。殘骸係上了黃絲線，一切被悄悄壓在衣箱最底層。後來，林徽因的母親從鄰居那裏才知道，那個她不喜歡的孩子，為了保衛他們，已經戰死在天上。
包裹已經來了七個。那晚在晃縣夜雨中拉小提琴的年輕同鄉，他的一生也封存在其中一個小小包裹裏。一九四零年九月十三日，黃棟權死於陪都重慶上空。那是日本零式驅逐機第一次在中國戰場亮相，黃棟權和他的同事們，駕駛著十年前的破舊機器，被眼前完全不認識的陌生飛機，打得毫無還手之力。
依然是混亂。前敵指揮部命令原地待命，成都地區司令部要求起飛尋敵。臨場之後，各架飛機之間又缺乏聯絡，因為很多飛行員都沒有無線電。亡十傷八。飛機被打下十三架，毀傷十一架。原本有一架掉落地麵後，經修補還可使用，遺憾的是，看守人員吸煙，不幸引火將飛機焚毀——在這個國家，訓練有素和專業精神從來都是稀缺的。
無人脫逃，也無人能收殮黃棟權的遺體，他早是粉身碎骨——在一封信中，黃棟權曾告訴林徽因，他準備結婚了。
第二天早晨，蔣介石召開緊急會議，厲聲訓斥空軍太不中用。在抗戰到底的命令下，九架舊飛機幾乎是被迫尋死般升空覓敵。有的飛行員連行李袋都擱在地麵。所幸不久，他們收到返航指令。
林耀是那八位飛行員中，唯一還活著的人。他祖籍廣東鶴山，眼眶深陷，顴骨高凸，性格沉穩，常常給梁思成與林徽因寫來長信。林徽因會反複的讀，稱讚他有思想。
在一九四一年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林耀都躺在醫院裏。他的左肘在空戰中被射穿，神經斷裂開來。醫生幫他接上了神經，又帶來了折磨人的神經痛——那是一戰擊落兩架敵機的代價。
醫生勸他買一台留聲機，這樣可以聽一些他喜歡的古典音樂，好讓神經可以鬆弛下來。漫長的康複治療結束後，林耀出院被安排到航空學校出任教官。但零式驅逐機橫行重慶上空的故事，深深刺激了他，複又要求歸隊，被批準出任第五大隊二十六中隊副隊長。
一九四二年的秋末，他將留聲機帶到了李莊，說不再需要這個。林耀成功客串了一位古典音樂老師的角色，他給梁從誡播放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向他解釋那一段旋律是“命運又一次來敲門”。又放上一段韋伯的《邀舞》，告訴梁從誡哪裏是請求，哪裏是拒絕，“再請求，再拒絕，答應了，跳起來了。”神情宛如正在金色大廳指揮樂隊。
李莊的天氣讓林耀患上了感冒。他說遊泳是治療感冒的好辦法，於是帶著梁再冰與梁從誡來到揚子江邊，縱身跳了進去。那是十一月，姐弟倆在岸上，看到他劃水的左臂上，露出一道粉紅色傷痕。
之後他又來過一次。給梁從誡帶來一張附有手抄中文歌詞的《喀秋莎》唱片，一把藍色皮鞘的小刀，還有一包哈密瓜幹——他剛從新疆烏魯木齊回來，在那裏接收了一批蘇聯援助的飛機。閑談中，林耀也說起了一些有關蘇聯共產黨，以及蘇聯紅軍的見聞。梁從誡還太小，隻記得林叔叔教了他一首《航空隊員進行曲》。直到一九四九年之後，梁從誡才知道那是一首蘇聯歌曲。
林耀再沒有出現過。最後一次接近李莊，還是在天上。他駕駛飛機從昆明飛到成都，應該是特意繞了一個小圈來到這個小村落。林耀的飛機在村頭低空繞了兩圈，投下了一個通信袋。袋子係著長長的杏黃色尾巴，裏麵是幾封西南聯大教授托付林耀送來的信件，一包糖果。
一九四四年春天，他被調往湖南。在正在複甦的長沙城上空，林耀結果了一名日本零式驅逐機飛行員的性命，遂又升職任第二十九中隊中隊長。六月二十六日，他率領編隊飛臨湖南益陽，沿江轟炸日軍船隊。多艘船隻沉沒，林耀的飛機尾部也被擊傷。返航途中暴雨如刀，飛機失去控製，但他並不打算跳傘，隻是希望能爬過山峰尋找到一塊開闊地迫降，以保全飛機——林耀很珍惜自己所駕駛的P-40飛機。那是美國人在一九四一年珍珠港遇襲後，終於向中國提供的。
破損的飛機沒能翻過山峰。林耀撞山而亡，遺骸散落在仙女鄉，時年三十二歲。人人都說他是一位受人愛戴的好軍官。陣亡前一天，他還在教堂中為死去的戰友們禱告。
林耀殉國之事，給臥床中的林徽因，帶來了最後的心靈撞擊。八位生命中的貴人，還有令他愧疚終身的弟弟相繼慘烈離世，林徽因心中憂憤難平。她寫下了一首詩，不隻是給林恒。也不隻是為了拷問這個她看不懂的時代。
《哭三弟恒》
弟弟，我沒有適合時代的語言
來哀悼你的死；
它是時代向你的要求，
簡單的，你給了。
這冷酷簡單的壯烈是時代的詩
這沉默的光榮是你。
假使在這不可免的真實上
多給了悲哀，我想呼喊，
那是——你自己也明了——
因為你走得太早，
太早了，弟弟，難為你的勇敢，
機械的落伍，你的機會太慘！
三年了，你陣亡在成都上空，
這三年的時間所做成的不同，
如果我向你說來，你別悲傷，
因為多半不是我們老國，
而是他人在時代中碾動，
我們靈魂流血，炸成了窟窿。
我們已有了盟友、物資同軍火，
正是你所曾經希望過。
我記得，記得當時我怎樣同你
討論又討論，點算又點算，
每一天你是那樣耐性的等著，
每天卻空的過去，慢得像駱駝！
現在驅逐機已非當*****最理想
駕駛的“老鷹式七五”那樣——
那樣笨，那樣慢，啊，弟弟不要傷心，
你已做到你們所能做的，
別說是誰誤了你，是時代無法衡量，
中國還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弟弟，我已用這許多不美麗言語
算是詩來追悼你，
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嚨多啞，
你永不會回來了，我知道，
青年的熱血做了科學的代替；
中國的悲愴永沉在我的心底。
啊，你別難過，難過了我給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樣想過了幾回：
你已給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樣，獻出你們的生命；
已有的年輕一切；將來還有的機會，
可能的壯年工作，老年的智慧；
可能的情愛，家庭，兒女，及那所有
生的權利，喜悅；及生的糾紛！
你們給的真多，都為了誰？你相信
今後中國多少人的幸福要在
你的前頭，比自己要緊；那不朽
中國的曆史，還需要在世上永久。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後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為何我還為著你哭？
隻因你是個孩子卻沒有留什麽給自己，
小時我盼著你的幸福，戰時你的安全，
今天你沒有兒女牽掛需要撫恤同安慰，
而萬千國人像已忘掉，你死是為了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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