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期製和隔代指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讓新執政者有一個機會修正前任的錯誤，就像江把經濟搞得不錯但腐敗及社會道德層麵惡化，胡上台後雖然弱勢但沒有把江的錯誤惡化，而習上台後大力反腐來糾正江的錯誤。但習因為自己價值觀形成在那個極左的年代，他的行為方式和執政方法偏向極左。
本來在他執政十年後換一個人以一種新的視角來執政，那麽那個人可以修正他的偏差，中國就可以在平衡中前進。他廢除任期後，這種極左的方式就會把中國長期的往一個方向拉，而且他廢除了隔代指定，他選的人一定和他的價值觀是相似的，那麽即使他不在任了，中國的方向也還是往左偏。你期盼的那種水到渠成的方式若以胡或江的製度是很可能的，但在習的製度下將變得更不可預測。
長期看，他給中國的權力交接和社會穩定埋下了一個非常不穩定的因素。中共執政70年，隻有江澤民和胡錦濤因為有一個相對成型的製度形成了權利的順利交接，其他從毛交給華，華到胡耀邦，胡到趙，趙到江，全都有政變的成分，隻是所幸沒有造成大的社會動蕩。但在那時有強人像毛或鄧的壓製讓其他人服從，現在已經沒有那樣的強人來讓整個中共服從了。到習交接政權的時候，主動或者被動，那將是對中國社會的一個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