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用軍隊。家裏有長輩當時上軍校，還能省下口糧支援弟弟們。

 

1958年1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戶籍製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實行，取消了農民自由遷徙權，這樣事實上的農村隔離封鎖政策使得信息傳遞以及逃荒成為不可能。而1958年又正是中國農村大饑荒的起始年。

大饑荒出現以後，饑民逃荒開始增多，但各級政府對流動人口嚴加控製。一方麵要求各地阻止農民外逃，另一方麵，對逃荒農民嚴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竄犯”的名義加以拘留、拷打、遊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披露，1960年流動人口曾經達到600萬，1961年1月－8月，全國收容207萬人，1962年1月－8月全國共收容140萬人，全年估計收容近200萬人[54]。

中共黨營媒體人民網-《國家人文曆史》則總結指出：在戶籍製度嚴格執行的時代，“禁止農民流動求生”，農村人無法離開土地，隻能在家等死。並稱“按保守估計，農村有上千萬人餓死。”[55]

而《毛澤東的大饑荒》作者馮客教授查閱了中國官方的檔案之後，有一些非常驚人的發現：

“非正常死亡人口”中，不僅僅包括了饑餓所導致的死亡，還有一部分死於階級鬥爭。
在大饑荒中饑餓的人，很多是因被減少給予食物的量而導致的。因為人們的住房被拆，財產歸公社所有、不能自己燒飯，所以人人都需要被公社“喂養”，不能勞動的病、弱者被視為負擔，他們所分得的食物也會因其勞動量的減少而縮減。

武力鎮壓編輯

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於中共黨辦的人民網刊文《“大躍進”後為什麽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記載了安徽省當時，有近幾十萬農民在饑餓死亡麵前逃往山區去找野生動、植物充饑而被公安機關等暴力武裝機關抓回打成“反壞分子”，其並明確指出：“大躍進”時期安徽餓死了那麽多人，同不斷進行以“鎮壓反革命”為名而野蠻進行社會控製，密切有關[56]。

學者宋永毅則據中國公安部的一個絕密報告披露，僅1957年就有過數百起中國農民的要飯吃的所謂叛亂，甚至遭到正規軍隊使用機關槍進行武裝鎮壓[57]。

在餓死20餘萬人的安徽無為縣，1960年由原北京大學哲學係學生黃立眾（56年考入北大，因說了農村餓死人的實話，被校長陸平開除）看到眾多鄉親被餓死組織而組建了‘中國勞動黨’，並針對當地幹部衣食無憂卻大肆搜刮農民活命口糧的情況製定了《懲治官僚主義腐敗分子臨時條例》，暴動準備在1961年春節期間發動，後被兩個連的部隊剿滅。1982年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給予部分平反。[58][59]

《三年大饑荒沒有造成大規模農民反抗的根本原因》一文作者調閱了大量中共官方編寫的地方誌，更加詳細地披露了在三年大饑荒時期，針對農民要糧食吃的保命行為而進行的全國性武力鎮壓嚴打運動，這與烏克蘭大饑荒時期蘇共對烏克蘭農民的暴力屠殺如出一轍。其中最為殘酷的一個例子是，“1960年6月，貴州省江口縣農民大量餓死。全縣不足10萬人卻餓死了4萬人。在死亡線上掙紮的農民起來暴動。帶頭人當中有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因為他們家裏的孩子也餓死了。手無寸鐵的農民很快被現代武裝的軍隊平息。曾開倉放糧的縣長飲彈自盡。因虛報糧食產量而激起民變的縣委書記也投河身死。”[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