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 是學生簽證， R-1 是宗教簽證，這是二個很神聖的身份，在人們的心目中一直都有著很高的地位。然而，卻有人用這樣的身份作掩護，從事間諜活動。我們首先，要對學生的外衣下和宗教的外衣下的間諜表示憤慨，其次要對任何政府反間諜工作給予支持。
1951年初，全國範圍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如火如荼。對於外國不良分子，當時的政策是“關一批、管一批、趕一批”。毛澤東曾形象地稱此項鬥爭為“打掃房子”。周恩來總理在全國第四次公安會議上解釋說：“毛主席講，打掃房子幹淨了再請客，使帝國主義沒有作威作福的餘地。”
於1951年7月15日下午4時起，至晚9時止，大張旗鼓地將原擬訂的34名間諜分子全部逮捕歸案，其中外籍間諜分子22名，本文重點揭露的美籍間諜芮歌尼，乃是22名外籍間諜中地位最顯赫、身份又非常特殊的一個。
芮歌尼，這個披著宗教的外衣卻幹著與宗教事業相悖活動的美籍間諜，不但是羅馬梵蒂岡天主教“聖言會總會”駐北平的“天主教聖言會北平分會”會長，而且是北平高等學府輔仁大學的“校務長”。由於這兩項“桂冠”，他在22名外籍間諜中可謂是“出類拔萃”的人物了。
芮歌尼(Haroia Rigney)1900年出生在美國伊裏諾伊州的芝加哥市，大學畢業後，經人介紹於1924年在台格尼市的聖瑪利修道院加入“天主教聖言會”。1930年4月，被升為神甫。1937年6月，芮歌尼在美國的芝加哥城正式參加美國聯邦調查局，軍銜為少尉。
1946年6月，芮歌尼被派來中國，準備接任輔仁大學校長的職務和“天主教聖言會”北京分會會長的職務。
這項任命是當時美國駐中國北平領事館總領事弗利曼(Freeman)向美國國務院提出來的，得到了美國國務院、聯邦調查局、“天主教聖言總會”的一致同意。
芮歌尼8月份到達北平後，就接任了輔仁大學校務長的職務。同年10月，芮又接任了“天主教聖言會”北京分會會長的職務，接管了“聖言會北京分會”中五十多名德國神甫、修士、修女。
芮歌尼還通過德國神甫阿倫茨組織了一個“華北天主教調查團”。芮自任主席，該團成員包括長江以北五十多個教區的主教、神甫和代表，他們搜集解放軍的動向、兵力、裝備等情況，包括華北地區的“郾師戰役”、“西灣子戰役”的詳細情況及其他地區的戰況。這些重要的軍事情報通過芮歌尼的手源源不斷地送到羅馬“天主教聖言會總會”會長格蘭德及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手裏，大受他們讚賞。不僅如此，芮歌尼在北京、天津、青島、蘭州、湖南、武漢等地發展一批直接為他提供情報的人員(多數為教會人員)，芮歌尼實際上是一個在中國具有相當規模的情報網絡的組織者和指揮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宗教界響應黨中央和人民政府的號召，割斷與帝國主義的聯係，教會開展自治、自教、自養的“三自”革新運動，受到了宗教界廣大愛國神職人員和教徒的熱烈歡迎。然而，作為教會學校——輔仁大學教務長的芮歌尼卻明目張膽地加以反對，他在輔仁大學教職員集會上多次發表講話，說：“教會不應與羅馬教會分裂”雲雲。
1950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接管輔仁大學。輔仁大學的教職員工紛紛簽名，芮歌尼煽動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學生極力反對，並在神甫中散布說：“正如教皇庇約十二世所指出的那樣：共產主義是反基督的”，“同時也是殘忍的”。“我們現在處於一個不能容忍的環境”裏，“現在管理學校的校政委員會當中充滿了我們的敵人”。
是年7月份，芮歌尼以教會駐校代表的身份，提出“四條要求”，作為教會1950年度撥給輔仁大學某某萬美元補助費的條件，其中有一條要求是“教會代表對輔仁大學的人士聘任有否決權”，被人民政府拒絕。
芮歌尼在校內散發《告本校同仁同學書》，仍以補發經費為條件，矛頭指向校政委員會。
芮歌尼聽到人民公安機關要逮捕曾組織“華北天主教調查團”的德籍神甫阿倫茨時，芮尋找關係把阿倫茨送到美國，逃避了人民政府對這個間諜分子所應給予的懲罰。
1950年初，人民政府準備征用東交民巷美國兵營的情報，芮報告給美國駐北平領事館總領事柯樂伯，讓美國政府早做應急準備。幾乎與此同時，也就是在《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公布前，芮歌尼在北京國際俱樂部，從外僑舒裏甘處獲悉中、蘇關於中長鐵路、旅大問題的協議等情報，他立即報告給柯樂伯。其他情報還有：解放後人民政府有關教育問題的政策、法令及領導人的重要講話；尚未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關於接管輔仁大學的決定》等等。1950年4月，美國駐北平領事館撤走。撤走前，美總領事柯樂伯帶著芮歌尼到某國代辦處見到了某國間諜分子包士頓，確定以後的情報改由某國代辦處機構代轉。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10月，中國政府決定派出自己的優秀兒女，組成中國人民誌願軍赴朝作戰，芮歌尼得到情報後，就通過某國代辦處轉給美國情報機關。
芮歌尼被逮捕後，經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後經北京市委和中央公安部批準，於1955年9月16日將其提前釋放，驅逐出境。芮歌尼在中國被羈押和服刑的四年零一個月裏，北京市公安局監管人員，本著“改造人，轉變他們的立場，轉變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入手，做了大量工作，並且在生活上給予人道主義待遇，使其他幾個外籍間諜人員口服心服。釋放回國後，為中國共產黨、為新中國說了不少好話。芮歌尼當時說得很好，如當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布提前釋放芮歌尼時，他非常驚喜，說：“非常感謝，非常感謝! 隻有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政府才會這樣做!”以後幾次對公安人員說：“中國政府對我真寬大，我聽到提前釋放我的消息，幾乎要哭了! 我很感謝法官，感謝公安人員，感謝中國政府，我以前犯了罪，我今後決不再犯罪了。”“政府對我很照顧，知道我吃中國飯不合口味，給我西餐吃；有病給我打針、驗血、透視等，我非常感激!”“審訊員很公平，處理問題很實際，不像美國那樣，有錢人可以請律師玩弄法律，有罪可以判無罪!”
芮歌尼說得多麽動聽! 也許他在中國服刑期間，對中國政府的人道主義待遇，對公安人員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管理，其靈魂受到某些觸動，立場也有了轉變，但他釋放回國後，環境一變化，加之他的反共、反人民的思想根深蒂固，他的所作所為就不像所說的那樣了! 他利用幾年時間寫了一本書，書名叫《紅色地獄》。該書記錄了他在中國服刑的情況，其內容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對人民中國進行了誣蔑和攻擊。
看來，芮歌尼是一個反共反人民的死硬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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