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學教授、財稅專家朱青：中國社保費主要矛盾是未富先老
據人民日報中央廚房9月13日報道，明年開始，社保費統一劃歸稅務部門征收。不少人心裏不踏實，嚴格征收會不會增加企業和個人負擔？對此，上周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抓緊研究適當降低社保費率，確保總體上不增加企業負擔。
對於社保來說，保障和負擔是一對矛盾，這個問題究竟應該怎麽看？降低社保費率，到底有多大的空間？針對大家關心的這些熱點問題，麻辣財經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財金學院朱青教授。
作為財稅專家，朱青教授從1985年開始研究社會保險改革，在此領域出版過多部著作。朱青教授快人快語，回答直截了當，從更深層麵剖析社保製度存在的問題，並提出了解決辦法和未來改革的方向。下麵是專訪全文：
麻辣財經：社會保險費明年由稅務征收，嚴格征收會帶來社保繳費提高嗎？
朱青：長期以來，我國社保費的征收體製比較混亂，全國有24個省是由稅務部門征收，其餘的省市（包括四大直轄市）由社保部門征收。在24個稅務征收的省份中，也隻有少數幾個省是稅務部門全責征收，即由稅務部門核定社保費的征收基數並負責征收，其他省份則是由社保部門核定基數並委托稅務部門代征。
社保費的征收基數是企業的工資，征收基數實不實直接關係到社保費的收入規模。由於稅務部門對企業的工資、薪金發放情況比較了解，所以人們擔心一旦明年稅務部門接手全責征收社會保險費，征收基數就會進一步做實，社保費負擔也會因此而提高，我認為這種情況有可能會發生。
麻辣財經：請說說您如此判斷的理由？
朱青：之所以會作出上述判斷，是因為根據我們的了解，一些地區社保實際繳費基數並沒有完全按照國家的製度來執行，從實際繳費工資占職工平均工資的比例看，有的地區還不到60%。
稅務部門由於本職工作，能夠全麵掌握企業的工薪水平：一是個人所得稅以工資、薪金為課稅對象；二是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的項目之一是工資、薪金。特別是企業在繳納所得稅時往往要如實申報工資、薪金，以達到在稅前充分扣除的目的。這樣，如果企業在繳納社保費時虛報工資、薪金總額，稅務部門通過內部數據比對分析是很容易察覺的。
麻辣財經：您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研究社保問題，您認為當前我國的社保費率是否合適，還有沒有下調的空間？
朱青：這個問題比較複雜。因為社保費的征收是“以支定收”，而“收”又包括繳費收入和財政補貼收入兩部分。例如，城鎮職工的基本養老保險，目前除了東部七個省市沒有財政補貼外，其他省市都有一定的財政補貼。這個金額2017年達到了4600多億元，而2005年時才500多億元。
現在很多人呼籲降低社保繳費率，目前企業基本養老保險的繳費率全國並不統一。例如，廈門最低，為12%，廣東平均大約14%，福建和山東為18%，大約有10個省（包括北京）是19%，剩下的地區是20%。社保繳費率有沒有下調的空間，關鍵看繳費率調低後會不會導致入不敷出。
這裏麵有三個考慮的因素：一是稅務征收後，繳費基數能夠進一步做實的程度，如果繳費基數增加較多，費率當然就有下調的餘地；二是當地社保基金累計（滾存）結餘的程度，像廣東、四川、北京、上海、浙江、江蘇等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結餘較多的省市，如果適當下調企業養老保險的繳費率，短期內不會影響當地的養老金的支出；三是當地一般公共預算補貼的力度，如果一般公共預算能夠拿出更多的財力補貼社會保險計劃，那麽降低繳費率就有空間。
各地區上述三個因素都不盡相同，所以很難說各地下調社保繳費率的空間有多大。但總的來說，目前繳費基數不實、社保基金結餘較多、當地一般公共預算比較充裕的地區，其下調社保繳費率的空間比較大。
麻辣財經：社會公眾對社保費征收這麽關注，你認為背後暴露出的問題是什麽？
朱青：社保費是按工薪的一定比例征收的，就像工薪個人所得稅一樣，是對勞動的一種課征，它無疑會是企業勞動力成本的一部分。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下，企業的日子不好過，如果再增加勞動力成本，企業的經營會麵臨更多困難。
但另一方麵，經濟再困難國家也要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待遇，退休金不能降，甚至還要隨物價的上漲有所提高。這樣，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製度就麵臨著較大的收支矛盾。
麻辣財經：那您認為怎樣才能緩解這個矛盾？
朱青：造成上述矛盾的根本原因是我國的“未富先老”。上個世紀80年代我們研究中國的養老保障製度時就發現了這個問題。
發達國家是“邊富邊老”，等人口老化時其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以及國家的財政收入都達到了一定的水平，有較充足的經濟能力給老年人提供經濟保障。而我們國家人均GDP還不到9000美元，60歲以上人口就達到了17%以上，而且未來一二十年內老年人口還要大幅度增長。老年人退休前創造財富，退休後不再創造財富但要消耗財富，而財富主要是年輕人創造的，這就會造成代際之間的矛盾。即使是發達國家，麵對日益嚴重的人口老化，也都出現了國家財力不足的問題。
從當前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財務狀況看，全國收支總體是結餘的，但地區之間收支平衡狀況差距較大：有的省不僅當年收不抵支，而且曆年結餘也所剩無幾；有的省市（往往是勞動力流入的地區）則能做到“收支平衡、略有結餘”。
造成各地養老負擔差異的主要原因，是勞動力流動造成各地退休職工的撫養比參差不齊。目前，全國平均是2.7，即2.7個在職職工繳費養1個退休職工，但在經濟發達的廣東撫養比接近9，而勞動力大量流出的黑龍江和吉林，其撫養比分別為1.3和1.4。撫養比較低的地區，養老保險基金收支矛盾都比較突出。
解決養老基金這種“苦樂不均”，最徹底的手段就是實現全國統籌，但又一時半會兒很難做到。從今年開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省際調劑製度可以起到“抽肥補瘦”的作用，對緩解養老保險基金“苦樂不均”會起到一定的幫助作用，今後還要不斷加以完善。
未來應對老齡化、解決養老保險基金的繳費問題，除了完善省際之間的調劑製度外，恐怕還是要增加一般公共預算對基本養老保險製度的補貼。因為一般公共預算80%以上的收入來自於稅收，它們的征收不僅是對勞動的課稅，而且還包括對資本和消費的課稅（如增值稅）。增加一般公共預算的補貼，可以避免隨著人口老化而不斷加重對勞動力的課稅，從而讓社保費的負擔在勞動力、資本和消費三大稅基之間進行合理的分攤。
另外，中央已經決定，要劃撥一部分國有資產充實社保基金，這項工作如果落實到位，對緩解未來社保基金收支缺口的矛盾也會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
當然，上麵都是從資金角度分析的。從經濟角度看，未來解決我國養老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大幅度提高職工的勞動生產率，正像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指出的：要“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因為隻有這樣，年輕職工創造的物質財富在充分滿足自己消費的同時，才能滿足退休職工的養老需求。
（記者 李麗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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