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繡紅旗”真好聽！這恐怕是以《紅岩》為棒子敲打文革最有力的一句話了。
《紅岩》是作為小說來寫的不假，但是由於人物栩栩如生，所以基本上都能夠找到現實中的原型。江姐是沒有問題的，雖然我的右派朋友們總是拿江姐的後人移民海外來說三道四的。然而那裏麵比江姐更重要的人物許雲峰，卻讓太多的重慶地下黨烈士死不瞑目了。
《紅岩》出來以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並且受到江青的特別重視。有人無中生有地弱啊智啊地說：江青之所以特別喜歡是因為江姐也姓江也是女的。這樣一種說，我相信您一定在媒體見到過，如果您碰巧看了看有關《紅岩》或者有關“繡紅旗”的控訴的話。
不過有一點十分讓人震撼的事實是：重慶地下黨那麽多大大小小的大佬叛變投敵，居然沒有一個女性！
也是烈士的冤魂不平靜，從《紅岩》出世的那一天起，告狀申訴上訪就沒有停止過，焦點就是大名鼎鼎的許雲峰。我相信，作者絕對不是要故意宣揚一個叛徒。然而許雲峰這個人物描寫得太出神入化了，那些有幸逃生的囚犯們，還有那些看守們，一看就知道說的是誰。
許雲峰生活中的原型是重慶地下黨負責工運的書記許建業。
化名楊清的許建業被捕後，心急如焚，因為在他宿舍床下的箱子裏，放著17份工人的入黨申請書和3份黨內文件。他顧不上渾身的傷痛，一心想著怎麽把消息送出去。看守陳遠德發現了他的焦急不安，主動接近許建業，謊稱出身貧苦，偽裝同情，表示“如有事相托，請盡管吩咐”。
此時的許建業已顧不上許多，便讓陳遠德拿來紙筆，寫了一封給母親的絕命書和一封給誌成公司劉德惠的信，要陳快快送去，並許諾信送到後對方會給他4000萬法幣，今後並負責介紹工作。
陳遠德拿信後悄悄拆閱，覺得這情報很重要，如果送出去，不過區區4000萬法幣，還得擔心把腦殼玩脫，稟報上司好處更多，於是把信交給了上司雷天元。這封信馬上送到了國民黨重慶綏靖公署二處處長、特務頭子徐遠舉手裏。徐看後欣喜若狂，後來他交待：“我根據這個材料，立即派人包圍了新華路誌成公司，進行嚴密搜查，查出了楊的身份證及其曆史，並在其臥室裏查出一個大皮包，內有十幾份黨員入黨申請書及大批《挺進報》，才知他叫許建業。”
徐遠舉一麵派出大批特務日夜守候誌成公司，隻準進不準出，來一個抓一個，一麵派人追查誌成公司的背景。誌成公司是重慶電力公司的子公司，由電力公司會計課課長黃大墉任董事長，總務科長周則洵任經理。徐遠舉將黃、周拘傳到案，黃大墉供出了電力公司會計組長、誌成公司經理劉德惠是共產黨員。徐遠舉還根據許建業皮包內所獲的入黨申請書，“按圖索驥”，一逮一個準，先後抓走了17人（6人被槍殺）。
事態遠未就此完結，狡猾的徐遠舉，從已經打開的缺口，推出了驚心動魄的“多米諾骨牌”。
中共川東臨委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和江津縣委的塗緒勳一起來誌成公司找許建業。劉在前，一進門便被守候的特務擋住。誌成公司的職工指稱他常來找許建業，劉當即被扣押。隨後塗緒勳探身進門，見勢不對，便主動問特務：“我有幾隻輪胎，是否可以在這裏抵押？”特務斥責：“滾！滾開！”塗才得以脫身。劉國定被捕後，徐遠舉親自審問，劉國定承認自己是“剛入黨的候補黨員”，並編了一段曾為許建業送信去南岸給李忠良、餘天的故事，徐遠舉信以為真，沒有深究，叫他寫了“自白書”。
徐遠舉帶著一批特務，由劉國定帶路，逮捕了參加達縣武裝起義失敗後疏散來渝的李忠良、餘天等人。李忠良思想防線徹底崩潰，出賣了組織和同誌。李忠良交出賣的餘永安密捕，即叛變，交待他的關係人是“老張”。
餘永安在街上指認出“老張”，特務蜂擁而上揪住“老張”不放。“老張”招供了自己的身份，承認自己是重慶地下黨市委副書記冉益智，指認已被捕的劉國定是重慶市委書記，許建業是市委委員和分管工人運動的書記，供出沙磁學運特支書記劉國誌及劉在榮昌的隱藏地等等。
徐遠舉再審劉國定。僅一聲“市委書記劉國定”，便猶如一聲炸雷打在劉的頭頂。劉國定終於崩潰了。
冉益智、劉國定相繼淪為叛徒後，後果就可想而知了。重慶地下黨幾乎全軍覆沒。
據沈醉回憶：“毛人鳳一直認為自他主持保密局以來最得意的三大政績中，排在頭一項的，就是1948年重慶綏靖公署二處處長徐遠舉在重慶破獲了中共重慶市委組織。
下麵就要說羅廣斌與《紅岩》了。
羅廣斌是白公館越獄脫險的英雄，這一點沒有疑問。越獄成功後，羅廣斌寫下了兩萬多字的《關於重慶黨組織被破壞的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這份報告的第七部分是“獄中同誌的意見”──獄中革命者對未來執政黨的八條意見，是革命先烈最後一刻血與淚的囑托。
許建業輕信看守陳遠德，急中出錯，當他看到劉德惠等人因他之故被捕入監後，痛不欲生，在獄中三次碰壁，撞得頭破血流自殺未遂。1948年7月21日，許建業在大坪刑場被公開槍殺。在押往刑場的路上，他一路高唱《國際歌》，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
羅廣斌對許建業的評價是“十次苦刑猶罵賊，從容就義貫長虹”。
有過失誤的英雄依然是英雄，但是過失殺人也是犯罪。
您自己說，有人痛恨羅廣斌與《紅岩》，還說得過去嗎？
三大戰役都打完了，他們還是投降了。
小說紅岩的故事還沒有完。我看了看質疑的焦點，主要是與事實不符。我覺得這樣否定紅岩很好笑。小說嘛，怎麽可能與曆史完全相符呢？又不是鄧小平參加遵義會議時坐在什麽地方的大是大非問題。淮海戰役的帥印都是小事情了。
現實曆史事實是這樣的：
1948年4月17日，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和市委副書記冉益智叛變。
劉國定，是中共川東臨委的“第三把手”，又是重慶市委的最高領導。
劉國定在叛變後，還出賣了遠在上海的南方局聯係機關，以及與重慶地下黨組織的聯係方式。並帶特務到上海企圖抓捕南方局負責西南地區黨的工作的負責人錢瑛，由於南方局機關得知重慶地下黨出了叛徒後就遷到香港去了，劉國定的計劃落空，但還是帶特務抓捕了一批在上海、南京一帶未及時撤走的中共地下黨員。
劉國定又向特務提供了川康特委書記蒲華輔的線索，官銜也由中校晉級為上校。
劉國定和冉益智共同出賣造成中共下川東地工委書記塗孝文和川康特委書記蒲華輔的被捕。而隨後塗孝文和蒲華輔的叛變，使得整個下川東地下黨組織係統幾乎是徹底地瓦解，江竹筠、李青林、李承林、雷震、張靜芳、唐慕陶、黃玉清、陳繼賢、廖模烈、陶敬之等一大批地下黨骨幹分子幾乎無一例外地被敵人逮捕。
值得一提的是：
當塗孝文和蒲華輔叛變以後，看到自己的同誌的悲慘遭遇以後，居然又背叛國民黨。我們可以猜測，或許是軍統許諾過他們，抓到共黨要犯以後，不會動殺機什麽的。據難友們觀察，他們後來“逐漸鎮靜”，沒有再進一步出賣組織，而且還拒絕參加特務組織。“痛定思過”後，表現出堅強不屈的精神。關在白公館十個多月中，受到其他地下黨人的影響，後來一直沒有向敵人屈膝投降。
1949年10月28日，蒲華輔和塗孝文與陳然、王樸等一起被押到大坪刑場公開槍殺。在赴刑場的整個過程中，據目擊群眾講，蒲華輔與其他烈士的英勇慷慨就義沒有什麽不同，表現得“非常共產黨”。
李文祥被捕前任中共重慶市工委城區區委書記，是個骨頭很硬的“地下老武裝”。他是被劉國定出賣的，於1948年4月22日和他的太太一起被敵人抓捕。被捕之初的李文祥，飽受重刑，幾度暈死過去，但他沒有背叛黨。但特務在審案時，發現李文祥對太太的感情很深，因此特務們就把李文祥作為重犯關押在白公館，將他的太太關押在渣滓洞，而不像白公館的一些囚犯那樣夫婦同押一處。每次提出李文祥審案時，都特地把李文祥從白公館提到渣滓洞去，且都要有意，或看似無意而實為有意地安排李文祥與他太太見麵。與太太見麵時，李文祥都會痛哭一場。李文祥的太太也是個地下黨員，不斷鼓勵和勸說丈夫，要他堅持住！甚至對他說：“你要是去向敵人‘自首’，我就跳樓自殺！”可李文祥卻這樣回答：“幾個叛徒不會影響中國革命勝利。”終於，一次審案後特務威脅說這是最後一次與他太太見麵，李文祥叛變了！入獄八個多月、在特務的鞭子與老虎凳上沒有背叛，幾天後，他向特務遞交了一份《關於策反計劃的報告》和一份《悔過書》，參加特務組織被委任為上尉出賣何柏梁、程謙謀、伍大全等地下黨員被捕犧牲。
解放後，李文祥向黨組織是這麽交代的：
一、我是被人出賣的，是一個受害者，但我還是在獄中堅持了8個月，在這麽長的時間裏，那些跟我有關係的地下黨員按規定早都應該轉移走了，我把他們供出來，特務是抓不到他們的，如果還不走，他們被抓了是不能怪我的。二、我為黨的事業、為黨的工作苦了這麽多年，眼看就要勝利了，我如果不屈服，是看不到這個勝利的，這樣的人生太慘了，而且比我重要的幹部都叛變了，這說明重慶的組織已經完蛋了。就算不叛變能活下來，今後黨還認不認我們？現在二處徐處長給我的選擇是這樣的尖銳：要麽為他們工作，要麽槍斃！我死了對革命沒有幫助，參加特務工作，也絕不會影響勝利的到來，我已經沒有政治前途。隻能為個人來打算了。三、我太太的身體太壞，這樣下去一定會拖死在牢裏的，為她著想，我也隻有選擇為二處工作。
成都解放後，1950年初劉國定向成都市軍管會登記自首，被西南公安部押回重慶。歸案後，劉國定和冉益智一樣，說因為自己叛變後沒有全部交代，所以“保護了相當多的同誌”，“故請求寬大處理”：
我背叛了黨，破壞了黨組織，這是貪生怕死的結果……作為過去是一個黨員，我願意接受黨的嚴厲處分，作為形式上的特務，我也願意接受人民政府的處罰。如果黨和政府的處分和懲罰不至於“肉體的毀滅”，則我請求能速做決定以便於早在實際的工作中贖取自己的罪惡。我過去畢竟是黨員，雖然叛變而且形式上又落在特務陣營中，也許你們懷疑我所提供的材料不夠完全，但事實總是事實。將來從其他特務口中是能證明的。我從前年恢複自由後即用各種方法希望找黨，願意承受一切罪惡和懲罰，固然我以前貪生怕死以致鑄大錯，等覺醒後一切已過。若果我要逃避處分，不是完全不可能，相反的，我是自動積極出來，作為黨的叛逆的兒女，我隻希望早一天處決，即使是“毀滅肉體”，因為心裏的苦痛和譴責遠比其他為甚。我請求你們研究我的材料和問題，並適當使用我在反特務或其他工作中，以求有益於黨和人民。
1951年，劉國定、冉益智、李文祥、李忠良等叛徒一起押赴刑場執行了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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