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發出驚天一問、驚動中央的少年被判十年
1、19歲少年爆文《中國向何處去》，驚動中央，被判10年
1968年，一篇名字叫《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字報火爆湖南，最後傳到了湖南省革委會的省級幹部手裏，很快，文章被報送到了中央文革。
康生看了《中國向何處去？》一文，說是“反革命的‘戰馬悲嗚’”，康還斷言：我有一個感覺，他的理論，絕不是中學生，甚至不是大學生寫的，他的背後有反革命黑手！而江青說得更直接：那個什麽‘奪軍權戰鬥隊’，讓它見鬼去吧！
寫這篇爆款10萬+文章的作者，19歲，名字叫楊曦光，是一名革命小將，屬於當時的一個造反派組織“奪軍權戰鬥隊”。而那篇爆款大字報《中國向何處去？》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反響，原因是文章主張中國實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體。
隨後，高中生，19歲的楊曦光被“欽點”抓進監獄，關在長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關押了一年多，從拘留轉為正式逮捕，以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押送到嶽陽洞庭湖邊的建新勞改農場進行勞動改造。
楊曦光，1948年10月6日出生於吉林，成長於湖南長沙，家有兄妹4人，排行第2。楊曦光的祖父是地主，在鄉下開辦學堂，受過嚴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興洋學運動中，他還進過洋學堂，楊曦光的父輩從小也受過儒學教育。
楊曦光的父母都於1938年參加革命，解放後，楊父是湖南省委的高級幹部，在1959年因支持彭德懷的觀點，反對大躍進、公共食堂，就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1962年平反，承認他1959年的觀點沒有錯誤。
康生在1968年1月24日指示中說：《中國向何處去？》不是中學生寫得出來的，也不是大學生寫得出來的，後麵一定有黑手操縱，要揪出這些學生後麵搖鵝毛扇子的陳老師。
碰巧楊曦光的母親也姓陳，在康生的指示傳到長沙後，楊母被多次批鬥，手被用墨汁塗黑並被強迫跪著示眾。塗黑的手象征著“黑手”。她受盡屈辱而懸梁自縊。
楊母被逼自殺後，楊曦光的兩個妹妹就沒了家，楊父被關在“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一個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區，另一個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親戚，哥哥也被開除公職趕到鄉下。
楊曦光獄中回憶錄《牛鬼神蛇錄》
2、10年牢獄，因禍得福
風華正茂的19歲年輕人被扔進監獄，似乎在那個革命形式一片大好的年代，就意味著徹底完蛋。
但曆史有時候總是會眷顧那些被冤屈的靈魂，楊曦光進了監獄卻因禍得福。
那個時代的監獄，關押的所謂“壞人”，其實很多都是知識分子，有教授、工程師、學者、革命前輩….
而楊曦光和其他的犯人不同之處在於，求知欲望非常強烈，愛學習，喜歡思考，否則19歲的學生也不可能寫出驚動中央的文章。
在監獄裏，遇到的這些各個領域的大師學者們，讓楊曦光欣喜若狂，於是瘋狂的拜師學藝。
找老師學英文，找電機工程師學電機，找機械工程師學機械製圖；還讀了《世界通史》，馬克思的《資本論》。
在讀完《資本論》第一、二卷後，楊曦光發現勞動價值論忽略了決定價值的另一個重要因素——使用價值。就在這個時候，楊曦光突然期望未來成為一個經濟學家。筆者以為，也許是因為當時的政治環境和他接觸的理論書籍有限。
在獄中，楊曦光還自己推導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層級理論、納什議價模型以及勞動分工理論，做了五六十本讀書筆記，還有一個電影文學劇本。
在高考取消的10年，在大學都在鬧革命的10年，外麵的同齡人正在浪費著寶貴無比的大好青春，而楊曦光卻紮紮實實學習了10年，而且涉及多個領域和學科。
3、楊曦光消失，楊小凱出世
1978年4月楊曦光刑滿釋放，回到長沙，因為《中國向何處去？》太爆款了，所以沒有單位錄用他。楊曦光決定改名，重新啟用了小時候的乳名——楊小凱。
楊小凱在家裏待了一年，每天去湖南大學數學係旁聽數學課。再後來，在邵陽的湖南新華印刷二廠做了半年的校對工人。
1979年楊小凱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碩士生，但因為“反革命曆史”，被拒絕參加考試。1980年又再次報考，在當時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於光遠的幫助下，終於獲得參加數量經濟學考試的機會，通過考試後被錄取為實習研究員，開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和技術經濟研究所工作了近兩年。
從1979年到1982年，楊小凱係統地學了新古典經濟學，翻譯了一本經濟控製論的教材，出版了《經濟控製論初步》和《數理經濟學基礎》，而當時國內學生學習西方經濟學的主要就看這兩本書。
1982年，楊小凱被武漢大學聘為講師，在武漢大學工作了一年半，期間引起了當時在武漢大學訪問的普林斯頓大學鄒至莊教授的注意，在鄒教授的幫助下，1983年楊小凱被普林斯頓大學經濟係錄取為博士研究生。
出國的時候，由於楊小凱未被平反，出國政審通不過，鄒誌莊教授寫信給領導人，這封信被轉到了武漢大學當時的校長劉道玉那裏，請他辦理。結果劉道玉校長批準了出國手續。
1983年，湖南省高級法院審判委員會認為：《中國向何處去？》屬於思想認識問題，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構成犯罪，原一審、二審定性判處不當，均應予以撤消，對楊曦光宣告無罪。
4、世界頂尖經濟學家出世
楊小凱普林斯頓畢業後，先去耶魯大學經濟增長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後，然後到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經濟係教書，並放棄中國國籍，成為了澳洲公民，永遠留在了國外。1993年當選為澳洲社會科學院院士，2000年升任講座教授。
從此，中國又少了一位天才，而世界多了一位頂尖華裔經濟學家。
楊小凱在經濟學上取得的成就，被全世界頂尖的經濟學家所公認，他曾兩度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著名經濟學家傑佛瑞·薩克斯評價說：“楊是世界上最有洞察力、最嚴謹的經濟學理論者之一，他也是經濟學界最具創造力的人之一。”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詹姆斯·M·布坎南說過：“我認為現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經濟研究就在莫納什大學，是楊小凱所做的。”
在他離世後，連一向自負的經濟學怪才張五常都由衷感歎：“隻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凱沒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種求學的際遇，他在經濟學的成就會是怎樣的。拿個諾貝爾獎不會困難吧。”
楊小凱在澳洲
5、一生都在問：中國向何處去？
2001年，正當楊小凱意氣風發之時，他被確診為肺癌晚期。這對楊小凱是個致命的打擊，而他在平靜的生涯裏剛剛想做些事情。
2002年12月，楊小凱的身體出現奇跡。他不僅能夠運動自如，打網球玩帆船，更奇怪的是，體內的腫瘤不見了。但在繼續努力抗爭後，癌細胞再次席卷而來，2004年7月7日早上7時49分，楊小凱最終還是虛弱地走了，享年56歲。
楊小凱澳洲墓地
我們之所以紀念楊小凱，不僅僅是因為他在經濟學理論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論貢獻可以被用於中國經濟轉型的實踐。
在人民幣不斷升值，中國迫切需要產業升級換代的今天，極端的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信奉者為中國開出的藥方仍然是接著做20年的襯衣。從維持就業的角度看問題，我們的確不應該輕易放棄低端的勞動力密集型製造業。然而，從長遠著想，中國目前迫切需要有大量的企業從未來的國際分工中選擇自己的定位，著眼於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在這個新的曆史環境裏，楊小凱主張的斯密重視人的因素的分工和專業化的理論為中國經濟尋找未來的發展方向提供了一個比比較優勢理論要有力的多的全新視角。
同時，盡管早已入籍澳洲，楊小凱對於中國社會的變化，一刻也沒有停止關注和思考。比如開放戶籍製度、破除行業壟斷、允許土地自由流轉等等。
一些人總認為科技創新是某某戰略“推動”出來的，但事實告訴我們，任何原創的科技創新都必須來自一顆顆的人腦，來自不受權力製約的思想。自由奔放的思想是科技創新發明的源泉，離開了思想的自由，人隻會唯唯諾諾、按部就班的八股、幹活。這樣的人，怎麽會有想象力呢？傳統固執的人往往最看不慣那些天馬行空、異想天開的人。但可惜的是，人類的進步，靠的就是這幫有著基因突變般思維的人。
還是拿美國來舉例子。美國以世界4.5%的人口，創造了全世界近45%的經濟生產力以及40%高科技產品。是什麽讓美國如此出類拔萃？唯有自由、平等、博愛可以解釋。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流動，平等的權利，公正博愛的普世情懷，才會有永恒的創造和奇跡。
但是眾所周知，美國至今也不過200多年的曆史，就變成人類史上絕無僅有的超級大國，完成了“從螞蟻到大象”的逆襲。而那些曾經靠著掠奪擴張而盛極一時的所謂強國（如西班牙），如今都衰落了。蘇聯也曾經和美國抗衡過，之所以衰退並最終解體，也是因為缺少自由民主，任性的權力導致僵化的體製，束縛了教育和科技的發展。如今的俄羅斯，甚至隻能靠賣資源過日子。
人不是數字，更不是機器，真正的智慧隻能出自個人的自由創造。諾貝爾獎得主弗裏德曼說，美國之所以能夠崛起，源於1776年的兩件大事：華盛頓等人簽署《獨立宣言》，宣告了自由人的權利，使“人類史上第一個真正保護個人自由的有限政府”成為可能；亞當·斯密《國富論》發表，為自由市場奠定了倫理基礎，高舉“個人創造和自由交換的美德”。
弗裏德曼
在《曆史頻道.美國：我們的故事.超級大國》裏，詹姆斯·梅格斯說，在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創新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那就是為了幫助人、商品、思想更自由的流動。
中國五千年泱泱大國，對人類做出的傑出貢獻屈指可數。思想的自由，首先挑戰的就是權威這個框框，可是中國傳統文化是不得挑戰長輩的權威的，他們永遠偉大正確。國人從私塾開始就死背書，再到八股文刻板僵化，扼殺所有的新意。傳統文化中的“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和“四非”（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嚴重阻礙了國人的創新勇氣。
所以說，不破不立，敢於挑戰權威和聖賢，才可能有奇跡發生。創新需要新思想，新思想來源於自由思維、自由爭鳴。現代生活中如電話、電報、蒸汽機、電燈、電動機、汽車、火車、飛機、電腦、手機、互聯網等等，都是自由創造的發明。如果沒有思想衝破牢籠，永遠不會出現像愛迪生、達芬奇、瓦特、比爾蓋茨、喬布斯這些具有發明頭腦的人物。所以我們幾千年來，使用的工具都沒有多大的改進，沒有西方的現代工具，農民種地的方式依然還是牛拉人拽。
當然，如今西方人的自由，也是很多人前赴後繼用生命爭取來的。大約2400年前，在古希臘有一位哲學家蘇格拉底以“眾神賜給民主的牛虻”自居，他喜歡提十分犀利的、有違傳統的問題，喚醒了很多人，卻觸犯了“正統的權威”，最終因“教唆青年”、“藐視宗教”等罪名，於七旬高齡被判死罪，但是，他毫無畏懼地喝下毒芹酒終其一生。
思想自由的時代，才是文化繁榮的時代。無論是春秋的百家爭鳴，還是歐洲的文藝複興，每次社會製度大變革必定有一場深刻的思想解放、個人解放。西方古典哲學、中國春秋時代百家爭鳴，歐洲思想啟蒙……創新說到底就是自由，首先要胡思亂想，然後才會有創新，什麽時候有創新?那就是思想最自由的時候，比如我們現在的生活，如果沒有1978年至今的思想解放，後來所有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人類文明的進步不是器物層麵的征服，而是追求心靈的自由和每個人的尊嚴。與浩瀚的宇宙相比，人類的家園地球有如一粒浮塵，但是大到征服宇宙，小到家庭幸福，我們都必須仰仗於人腦的無窮智慧。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或許最終連國家、種族都會消亡，但我們應該懂得：在這個地球村之內，所有和平、幸福、文明的生活，都必須仰仗於個體的自由。
沒有天性自由的教育，沒有自由的成長空間，沒有自由的思想活力，就不可能有產生創新的能力…在功利的環境裏，隻會有依賴，模仿和惡性競爭，把整個社會引入歧途。
自由的前提是法治，就是法律高於領導意誌，高於黨的紀律，高於行政命令和紅頭文件，沒有法院的審判，任何領導、政府和執法部門沒有任何理由和權力菠蘿別人的自由；而且法律條文必須是公開的、透明的、任何人隨時隨地可以查閱全文。這樣的法治體係與中國的人治社會曆史、文化和製度是格格不入的，在中國極難實現。
今天的中國，通過低端製造業，賣地賣房，GDP已經做到全球第二，但整個模式其實還是100年前那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把戲，而這個模式已經搞到極致了，前進一小步都已經舉步維艱！最終，中國的這種集權製度將在自由社會的衝擊下，走向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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