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斷”民主“——獻給慘死在西方的中國精英
魂斷”民主“——獻給慘死在西方的中國精英...
1991年11月1日，美國愛荷華大學剛剛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盧剛，在連續槍殺五人、重傷一人後，飲彈自盡。
發生在西方傳統節日萬聖節（又稱鬼節）的這一震驚海內外的校園慘案，拉開了中國精英夢斷西方、慘死他鄉、終成異國孤魂野鬼的序幕。
盧剛，北京人，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係。1984年通過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主持的中美聯合培養物理類研究生計劃考試赴美攻讀博士學位。
那時的盧剛躊躇滿誌，以獲取諾貝爾獎為己任，他可能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輝煌的美國夢竟然會以如此慘烈的方式終結於一聲槍響。
究竟是什麽原因使得盧剛這樣一位才華橫溢、誌向遠大的高才生走上了殺人、自殺的道路呢？慘劇發生之後，當時的中國以及美國華人社區幾乎眾口一詞，紛紛指責盧剛殘酷、冷血，並因此而上升到對中國教育體製以及中國文化的批判。
隻有極少數頭腦清醒的人士客觀地指出盧剛的行為其實是作為弱者的中國留學生對美國社會不公的無奈反抗。那時的大多數中國人完全沒有意識到，校園槍殺在美國乃司空見慣之舉，對美國人來講根本不足為奇。
與其說是中國文化與中國教育造就了“冷血”殺手盧剛，不如說是美國校園文化與美式“民主”“自由”為校園槍殺提供了豐厚的土壤與養料，將一個一心向學的物理天才，推向了殺人、自殺的悲慘結局。
直到盧剛自殺16年之後，美國華裔導演陳士爭才以一部叫《暗物質》（又稱《流星》、《鹽湖城校園事件》）的電影，公開為盧剛鳴冤叫屈。該片由好萊塢巨星梅麗爾 ? 斯特裏普和劉燁聯合主演，曾獲得阿爾弗萊德 ? 斯隆獎及美國亞洲電影節一等獎。
影片以盧剛事件為藍本，向人們展示了盧剛在美國所遭遇的種種不公：教授的無端嫉妒與故意刁難導致盧剛畢業無期、求職屢敗，“民主”社會所有的製衡機製都無法為盧剛討回一絲公道。
與之前人們的種種評判相反，陳士爭尖銳地指出，那些中國人無法覺察的暗物質，也就是隱藏在美國教授心中的人性之惡，才是殺死盧剛的真正罪魁禍首。
1987年赴美留學的陳士爭無疑對盧剛之死懷有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之感。他曾表示，來美國前他對美國的想象，與後來的實際經曆距離很大。
陳士爭非常理解盧剛來美之後的失落。在他看來，中國留學生在外國都不免有些失落感。在答《金融時報》記者問時，他說：“對任何中國人來說，離開祖國都是一次重創。因為到了另一個國家，卻發現在那兒也無法棲身，想到這點真讓人無法承受。”
他認為，如果在盧剛失落的一瞬間有人拉他一把，那一瞬間之後的事情就不會發生。但是，沒有，一個人也沒有。一聲關切的問候、一句溫暖人心的勸慰，這些在中國 的做法，在崇尚個人主義的美國卻成了可欲而不可求的奢侈品。
這也正是陳士爭想在影片中刻意表達的主題之一“在我看來，影片拋出的第一枚令人震驚的炸彈是，周圍沒有人在乎你，關心你，你似乎如一顆流星身在茫茫人海之中，基本上是自生自滅的味道。
相反，我們從小生活在一個人人關心的環境下，一切活動都有人教導、幫助。”令他感慨萬千的是，在經曆了種種磨難後，許多在美國的中國人想回去，但在中國的還是想過來。
盧剛大開殺戒後，中國精英在國外殺人的悲劇一再重演。
與盧剛畢業於同校同係的矽穀電腦工程師劉穎因失業與婚變的雙重打擊，在1993年用手槍打死丈夫後自殺身亡。
2002年複旦大學教授、美國麻州大學生物學博士、曾任職於矽穀的黃穀陽在槍殺將其無端解雇的上司後舉槍自盡。
2008年矽穀工程師吳京華在得知自己被解雇的消息後，憤然拔槍擊斃三名公司高管。2010年王立山醫生，也因被解雇而起不滿，槍殺了在耶魯工作的前上司。
2014年一名叫李創（音譯，Chuang Ray Li）的中國移民也因解雇問題，在加拿大多倫多的辦公室裏，持刀捅傷兩名上司和兩名同事後，含笑被捕。
與盧剛殺人後被大加撻伐的悲劇性結局不同，對於上述這些殺人犯們，海外華人卻表現出了最大限度的理解與同情。大家承認，他們是被逼殺人，而且殺的大都是壞人。
有的網民甚至將王立山稱為反抗社會不公、為海外華人爭取平等權益的民族英雄，並號召大家為他生活無著的家人捐款。在與西方社會長時間的零距離接觸中，為在異族的土地上艱難維生而忍辱負重，大多數海外華人都經曆了國內同胞所無法想象的無數的不公、淩辱與歧視，今天的海外華人因而更多地理解了盧剛們的痛苦與選擇。
在國家的法律、政策、製度不能保護受害者的正當權益，反而公開袒護、縱容惡者的西方，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換取正義的個人複仇行為，似乎成了人們尋求公正的唯一途徑。
位於南半球的新西蘭也見證了中國精英的悲慘遭遇。這一次的主角是盧剛的北京老鄉、朦朧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被稱為當代的“唯靈浪漫主義”詩人的顧城。
1993年10月8日，顧城用斧頭砍傷妻子謝燁後自縊身亡，之後謝燁也不治而亡。一個大名鼎鼎且有著國際聲譽的大詩人為什麽會蛻變成殺人犯？
我想除了天才詩人常有的個性上的缺陷以及個人感情方麵的困擾等主客觀因素外，西方社會殘酷的生存環境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1987年開始，顧城應西方各國著名大學的邀請而遊曆歐洲進行講學。作為功成名就的著名詩人，顧城在西方高等學府自然受到了極為熱情的款待。西方國家優美的田園風光、巍峨宏偉的建築、秩序井然的城市與文明有禮的國民無疑給顧城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遂於1988年攜全家前往新西蘭定居。
在觀光客走馬觀花般的驚鴻一瞥中，西方社會的美麗與寧靜、西方人的禮貌與熱情，共同構成了一幅天堂般美好的畫卷。但是，當你懷著朝聖般虔誠的心，幸運地成為天堂的一名常客後，才會在這裏慢慢體會到人間的醜惡，甚至地獄的味道。
顧城最初受雇於奧克蘭大學亞語係，從事教學與研究。後來由於不能適應複雜的工作環境而辭職，與妻子隱居於激流島，以養雞為生。具有唯美主義情懷的詩人大概以為他從此可以擺脫人世的種種羈絆，過上田園牧歌般的美好生活。然而，天不遂人意。
缺乏經濟頭腦與經商經驗的顧城很快就陷入了經濟窘迫的困境，無奈之下，謝燁隻好出門叫賣雞肉春卷。顧城生前好友、著名詩人舒婷在一篇回憶顧城的文章中說顧城“一直沒過過好日子，一直都愁錢”，她在拜訪顧城一家時曾親眼目睹了以下一幕：由於謝燁給兒子木耳買了一個1.99美金的玩具，顧城就坐在地上不肯離去。我想如果不是窮到極致，顧城斷不會有如此強烈的反應。
多年以後，著名詩人北島在分析顧城之死時認為，顧城如果留在大陸就沒事了，在國外太折騰。北島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異國生活的巨大壓力不僅讓顧城深陷饑餓和孤獨，更讓他和謝燁之間出現了裂痕。
同是北京人、同為詩人，自1989年起旅居瑞典等國，並於1990年移居美國的北島對顧城的遭遇似乎感同身受。他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時坦誠“在絕望的時候，人人都會有輕生的念頭”。他回顧自己在美國所麵臨的巨大生存壓力：“在國外生活需要有堅強的神經。有一陣，我獨自養家帶女兒，隻能前進不能後退。
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北島因此而得出與沒有在西方長期生活經曆的公知們完全相反的結論：“我認為美國是中國將來應該避免走的道路。它是資本主義的“原教旨主義”，壟斷資本控製國家與社會。它的民主體製設計上很完美，但在實踐中困境重重。”
北島的個人經曆和思想轉變，與另一位世界級的文學泰鬥不謀而合，那就是被稱作俄羅斯良心的索爾仁尼琴。索爾仁尼琴早年因批評蘇維埃的社會主義製度而成為蘇聯曆史上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之一。在經曆多年牢獄之苦後，他和家人來到美國定居。
美國的生活經曆卻讓他參透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醜惡本質，晚年的索爾仁尼琴突然掉轉槍口，將批判的矛頭轉向西方社會。他深刻揭露腐朽、墮落的西方文化與資本主義製度，主張大力弘揚俄羅斯傳統文化，反對俄羅斯盲目照搬西方製度，因為“西方目前的社會政治製度不是一個值得其他國家效仿的好製度”。
被北島所說的看不見摸不著的壓力所殺害的還有很多人。2004年來自西安的移民耿朝暉在多倫多自家住宅跳樓自殺。耿朝暉本來在中國有著非常穩定、安逸與舒適的生活，卻被公知們所塑造的西方天堂神話忽悠到加拿大來。
孰料來加後不久就因與老板不和而被解雇，長期失業使他麵臨巨大的經濟壓力以致對生活絕望。年僅36歲的耿朝暉終於不顧家人、朋友的勸阻，在來加僅三年後毅然走上了不歸路。
蔣國兵是另一位被公知們散布的關於西方世界無限美好的無恥謊言所間接殺害的中國精英。蔣國兵是1979年湖北省高考狀元，曾是清華大學曆史上最年輕的副教授，美國普度大學物理學博士、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化學博士。
衣食無憂地生活在中國的精英們怎會想到，在他們無限向往的西方，知識一錢不值。像蔣國兵這樣才高八鬥且同時具有美加兩國雙博士學位的高端人才，移民加拿大後所能找到的唯一工作竟然是油漆工！在極度絕望之餘，蔣國兵於2006年7月21日在多倫多跳橋自殺。
世界中學生奧林匹克化學競賽金牌得主、美國斯坦福大學博士王慶根，因不堪憂鬱症的折磨，於2012年在美國自殺身亡。在被公知們吹捧為天堂的美國，無數的王慶根們卻感受不到一絲樂趣，他們寧死也不願在美國活受罪。
最令人驚心動魄的中國人海外被殺案當屬林俊遇害案。據稱有同性戀傾向的中國留學生林俊於2011年來到加拿大尋找真愛。在公知們所編織的關於西方極樂世界的無數謊言中，自然不包括在西方世界無所不在的各種各樣的變態狂。由於對“高素質”的白人缺乏必要的警惕性，來加不到一年，林俊就在全身赤裸、手腳被綁的狀態下，被一加拿大白人變態狂殘忍地殺死在床上。
殺人狂盧卡 ? 馬尼奧塔不僅將殺人過程全程錄像後放到網上供人免費觀看，還將林俊的肢體肢解後，裝入幾個包裹，分別寄送給執政的保守黨總部及其他一些機構。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親身經曆過西方資本主義淒風苦雨的洗禮後，很多在國內熱衷於針砭時政甚至大罵中國政府的精英們都非常後悔自己當初的選擇。持不同政見者徐剛無法忍受法國的悲慘生活，他回國後將自己在法國的所見所聞寫成《夢巴黎》一書。
他說，在法國他感到“好像隨時都會掉進一個深淵。巴黎是一個布滿深淵的城市，連接這深淵的是精神的獨木橋，心靈的空洞裏一片墨一樣的黑色。……那些浪跡異鄉的中國人，幾乎人人都是孤獨的，不同的是或者在孤獨中掙紮或者在孤獨中沉淪。”
他周圍的中國人都在不斷地問自己：中國人來法國幹什麽？通常的回答是“有病，我們全有病！”“吃錯藥了！”徐剛的感受得到了很多海外華人的認同。
《北京人在紐約》的作者曹桂林在反思了自己三十多年的移民生活後，發現這是一條不該走的路:“其實，我在美國三十多年，走了一條不值得走的路。……不值，不值，空忙一場。不懂，不懂，挺荒唐。”
這些精英們在對西方社會缺乏全麵了解的情況下，放棄在祖國的大好前程，盲目地用腳投票，來到了向往已久的西方“樂土”，卻意外地發現原來幸福美好的生活就在被自己所拋棄的中國。
於是，他們以自身的悲慘遭遇、甚至鮮血和生命，對西方投下了一張張大大的反對票。正因為如此，很多人出國後反而自覺地變得更加愛國、愛黨、愛社會主義。資本家是最好的反麵教員，比中國共產黨的正麵教育生動、形象、有效何止千倍百倍。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成了免費的愛國主義培訓基地和社會主義教育基地。怪不得北美崔哥說全世界最愛美國的人都住在中國。他建議：以後誰再說美國好，誰再反對黨中央，一律公費保送美國。
